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利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的自评健康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的年龄差异、性别差异、城乡和地区差异、婚姻状况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老年人口总体健康状况较好,男性老年人健康状况好于女性;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人口健康状况变差;城镇老年人健康状况好于农村老年人,各省区老年人健康状况差异很大,东部地区老年人健康状况普遍较好,而中西部大多数地区健康老年人的比例相对较低;健康老年人大部分在经济上是独立的,不健康的老年人大部分要依靠家庭成员供养。     

广东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特点——基于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分析

本文使用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描述分析了2015年广东老年人口的身体健康状况的特点以及5年的主要变化.广东老年人口总体健康状况较好,绝大多数老年人具有生活自理能力,自评健康为主,健康与基本健康的差距缩小;男性健康状况好于女性,性别差异缩小;高龄老人自评健康的减幅趋稳、 生活不能自理的增幅较大.城市老人健康状况总体显著好于乡村、 而且性别、 年龄差异小于乡村.老年人口健康状况的地区差距较大,主要体现在珠江三角洲与其他区域之间.     

高龄老人健康自评的比较分析

本文根据相关调查数据,对高龄老人健康自评状况进行了总结和比较:高龄老人的健康自评状况总体上较好;男性高龄老人的健康自评好于女性;有文化程度的高龄老人群体的健康自评好于无文化程度群体;结过婚的高龄老人群体在健康自评上好于未结过婚的群体。     

我国老年人健康自评的差异性分析——基于2002年和2005年全国老年跟踪调查数据

健康自评能反映健康状态的主观和客观的两个方面,是评价老年人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本文旨在回答我国老年人健康自评的变化,从而为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提供参考.采用2002年和2005年两次全国老年调查数据,对不同老年人群体的健康自评的差异性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探究影响因素.     

营养健康水平对农民工工资收入影响的调查研究

利用北京地区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营养和健康状况进行详实的统计分析,集中反映出营养和健康水平、社会保障和工作环境现状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民工收入与其营养和健康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即营养水平越高,身体越健康,健康意识越强烈的农民工其收入水平也越高。这一观点的提出丰富了有关农民工研究的成果,对制定旨在提高农民工社会福利水平,实现城乡和谐发展的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国老年人健康自评影响因素分析

健康自评是研究对象对自身健康的主观感受,是调查中经常运用的变量。健康自评能够反映健康状态的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因此健康自评可以作为评价老年人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采用2002年全国老年调查数据,做不同老年人群体的健康自评的差异性分析并进一步探究影响因素。旨在回答我国老年人健康自评的影响因素,对老年人自身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依据。健康的生活方式对健康自评有积极的影响,身体的健康和健康自评有很强的相关性,老年人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对健康自评影响十分有限。     

健康状况和健康冲击对工作时间的影响

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关于浙江和甘肃两省的预调查数据,估计居民健康存量状况和健康冲击对劳动工作时间的影响。研究采用三种健康状况指标:自评健康状况、四种常见慢性病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其中自评健康状况还使用了15岁之前的健康状况做工具变量估计。基于Tob it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只要健康状况不是太差,劳动者一般不会选择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健康状况较差的劳动者会适当减少工作时间。慢性病中,只有关节类的疾病对劳动时间的影响显著,其他疾病对劳动时间没有显著影响。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强的人工作时间明显要长。健康冲击会显著减少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进而减少收入。尽管男性和女性在工作小时上存在很大差异,但是估计结果显示健康存量状况和健康冲击对工作小时的影响不存在很大的性别差异。     

高龄老人健康自我评价的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通过对三次高龄老人调查数据分析,描述了高龄老人健康自评及其变化,初步分析了部分人口、社会、健康变量对高龄老人健康自评的影响。研究结论是:高龄老人的健康自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其变化与实际健康状况的变化呈现出较大的一致性;老年人健康自我评价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并不是完全主观的判断。高龄老人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对健康自评有影响,但不如健康相关变量那么关键。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健康自我评价下降。     

农民工参与城镇医疗保障的行为研究

文章利用农民工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民工参与城镇医疗保障的影响因素以及城镇医疗保障对农民工医疗支出决策和医疗费用的影响,考察城镇医疗保障制度是否解决了农民工的医疗保障问题。研究结果发现,自评健康状况很好和很不好的农民工都不愿意参与城镇医疗保障,城镇医疗保障既存在逆向选择,也没有有效分散农民工的医疗风险。农民工是否有医疗支出和医疗费用的多少主要取决于疾病严重程度,农民工参与城镇医疗保障对此没有显著性影响。因此,现行农民工城镇医疗保障制度还没有起到为农民工提供足够的医疗保障作用。     

中年高级知识分子健康状况的社会人口学分析

本文使用2004年"北京市中年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健康状况调查"资料,从社会医学和社会人口学的角度比较了北京市中年高级知识分子与普通人群之间健康水平的差异;探讨了影响知识分子健康状况的个人和社会环境因素。结果显示,其一,当以慢性疾病来衡量生理健康时,知识分子的健康状况低于一般人群,但二者的生活质量自评没有显著差异。其二,社会人口学因素对这两方面健康的作用有同有异。工作和生活压力是影响人们身心健康的至关重要因素之一,但大部分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因健康层面和人群而异。     

就业状况、社会保障与农民工城市间再流动意愿

本文基于浙江省2513个进城农民工样本,应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和社会保障进行分析,并建立有序Probit模型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及不同性别农民工的城市间再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就业状况、社会保障对农民工的城市间再流动意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外,家庭结构、流动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也是影响农民工的城市间再流动意愿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性别差异与代别差异。     

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农业商品化率的影响——基于江西省四个县农户调研的实证分析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提高农业商品化水平的必然要求。本文使用近期的农户调研数据考察了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对农户农业商品化率的影响。计量分析表明,从整体上看,务工户与非务工户之间的农业商品率不存在显著差异。我们将农业生产按要素密集程度进行划分后,才发现成员外出务工所带来的潜在影响,务工户粮食生产的商品化率有了提高,而其它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率则显著下降了。此外,我们还发现,农地市场及农村信贷市场发育对农户农业商品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动力分析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是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方式。现阶段,我国农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且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空间也在不断扩大。但是,从2004年开始我国却出现了"民工荒"现象,且愈演愈烈。这不仅阻碍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给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巨大的冲击。通过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动力进行测算和分析,得出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动力不足,是造成"民工荒"现象日益突出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动力的对策。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空间决策及其个体属性影响——以安徽省四个样本村为例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空间决策是农村劳动力在特定目标指引下,通过具体就业途径和就业方式,进行就业地决策的过程。通过SPSS17．0的频率分析、聚类分析、交叉分析等方法,以安徽省四个样本村为例,探讨了农村劳动力在转移就业目标决策、就业途径决策、就业方式决策和就业地决策等方面的基本特征．分析了个体属性差异对转移就业空间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除外部环境外,个体属性因素深刻地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空间决策,而提高人力资源,消除阻碍转移的户籍、社会保障、定居等障碍因素是提高劳动力就业质量的重要方面。     

我国人口流动中的健康选择机制研究

利用2008年中国流动与健康调查数据,对农村留守人口、农村外出返乡人口、乡城流动人口以及城镇居民等不同流动特征群体之间的健康差异进行比较,并系统检验了我国人口流动过程中的两种健康选择机制——"健康移民"(healthy migrant)效应和"三文鱼偏误"(salmon bias)效应。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人口流动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健康移民"和"三文鱼偏误"选择效应。在控制被访者的年龄、性别、主要社会经济特征以及相关健康行为后,流动人口自评一般健康、慢性病状况、经常性身体不适和肺活量等健康指标显著优于农村留守人口,乡城流动人口患有慢性病和出现经常性身体不适的可能性也显著低于农村返乡人口。在控制相关变量后,乡城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的健康状况(除慢性病和心率过高症状外)不存在显著差别。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农村流动劳动力收入水平的影响——来自甘肃省十个样本村的调查与争析

近年来,劳动力外出务工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农村流动劳动力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影响其收入的因素既具有居民收入的一般规律。又具有其特殊性。现有的研究一般以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和收入均等化理论等为基础,来分析农村流动劳动力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本文以甘肃省农村流动劳动力的调查数据为样本,试图从流动劳动力的人口学特征、就职行业、流动去向及工作稳定性等四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影响。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收入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省的调查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为了了解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收入的影响因素,本文对山东省17地市的农民工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通过对479份有效问卷的Logistic分析,发现务工单位所在行业、单位所有制性质、单位距离、务工者的年龄和性别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务工收入,而农民工的婚姻状况、学历和是否有耕地对其收入无显著影响;调查采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进一步探讨了深层原因,进而发现农民工自身竞争力不强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基于此,建议相关部门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对农民工进行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农村工业化建设、搭建和完善农民工求职信息平台,以及给与农民工其他必要的创业帮助以增加农民工收入。     

新疆的劳动力市场和少数民族劳动者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分割性,这种“分割性”具体表现在城乡之间的分割、城市内部之间的分割、农村内部之间的分割。本文以新疆劳动力市场为例,考察了劳动力市场的地区分割,特别是民族地区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及其产生的主要问题。新疆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民族成分构成较高,劳动者主要集中在第一和第二产业就业,人力资本投资普遍不足的特点。从劳动力市场指标来看,新疆的失业率水平虽然总体比较平稳,但是少数民族劳动者的失业率较高。他们的工资水平较低,流动意愿也不高,这进一步阻碍了其提高收入和改善经济地位的可能性。政府在制定宏观劳动政策时必须注意这些特点,改善劳动力市场中弱势群体的经济地位。     

“刘易斯转折点”假象及其对“人口红利”释放的冲击

本文分析了当前普遍范围的用工荒是由于实际工资低于保留工资引起的农民工用脚投票结果。在此利用新家庭经济学单一模型理论分析这种经济行为是与简单单一个体预期效用最大化的经济行为相区别;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在金融资本及现代教育人力资本短缺的情况下通过家庭成员劳动力资本对外投资实施风险规避,在家庭内部实现收入分享,风险共担。这种经济行为带来的在工业制造和农业无法有效释放人口红利的结果,最终导致用工荒和环境负外部性以资本替代劳动的现代农业生产。     

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的健康效应分析

农业转移人口健康状况关系着中国劳动力质量和生产效率及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本文采用CLDS(2014)调查数据探讨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健康效应,考虑市民化与健康水平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关系,使用IV Ordered Probit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显著提升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健康水平。市民化水平的提高代表农业转移人口可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及社会福利的增加,对健康有促进作用。从健康方面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了总体健康、精神健康、活力、生理功能、情感功能和躯体活动功能。从产业角度看,对比第二产业从业的农业转移人口,第三产业从业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健康效应更显著,说明对产业工人的职业健康保护力度不够,应加快产业升级,减少或避免劳动者的危险或重复劳动。个体差异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健康效应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个体差异的起点(教育程度)和个体差异的终点(收入水平)看,教育程度高、收入水平高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健康效应更显著。户籍制度(尤其是隐藏其背后的社会福利差异)极大地削弱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健康效应。基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和自身的健康状况的正相关关系,要想改善转移人口的健康状况,实现"健康中国"的目标,应该进一步推进城镇化进程,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切实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持续对农村地区及偏远地区加大教育投资,改善教育质量,提高农村地区人口的教育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