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权力委托-代理视角下的官员腐败研究

在民主政治中,客观存在着公共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与合约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容易诱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当公共权力代理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滥用委托人的授权,获取未经委托人同意的个人私利时,就产生了腐败.由此,可以在发生形式上区分出直接的贪污型腐败与间接的贿赂型腐败:前者是指政府官员直接贪污、盗窃、侵占国家资财,直接获取私利;后者是指政府官员敲诈勒索、索贿受贿,收受第三方支付的贿赂,间接换取私利.     

企业不当政治行为的类型、成因及治理

我国企业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由于贪婪、过度竞争与不正当竞争,以及制度漏洞等多方面的原因,出现了大量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企业不当政治行为.我国企业不当政治行为主要有五种类型:直接贿赂型、吃喝玩乐型、变相贿赂型、隐瞒欺骗型和舆论导向型.这些企业不当政治行为出现的原因包括:受潜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企业逐利的天性,竞争模仿的压力,通过"正当渠道"维护自身利益的困难,以及现有法律制度的漏洞与不完善.而通过完善现有法律制度,加快制定"阳光法案",加大执法监督力度,提高企业不当政治行为成本,疏导企业的政治参与渠道,加大行政改革力度,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积极倡导企业自律,可以有效地防止企业不当政治行为的发生.     

“政府腐败”析论

由百姓纳税养活的政府官员,因为具有支配资源的各种垄断权力,有可能会不按照其承诺尽心尽责地执政为民,更有可能会做一些伤害百姓权利的事情。官民对立以及官员权力（power）侵害百姓权利（right）就是政府腐败的要害所在。“政府腐败”这四个中文汉字所内含的政治底蕴和政策含义是：政府官员要具备德才兼备的从政素质,面对寻租诱惑时有分寸地使用公共权力,拒绝与“肉”字有关的各种诱惑,把国兴科教作为最重要的基本国策。有国家就有政府,有政府就有腐败。既不可能得到完美的政府与不完美的官员之间的公共组合;也不可能得到不完美的政府与完美的官员之间的公共组合;更不可能得到完美的政府与完美的官员之间的公共组合;仅仅能够得到不完美的政府与不完美的官员之间不尽完美的公共组合。     

政府权力的自我约束与规范:困境与超越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目前仍在继续深化,真正自由的市场仍未建立,政府仍是市场竞争的主体,仍以各种方式干预市场,这也是政府未能足量提供非经济公共物品,以及政府部门和官员频繁伸出"掠夺之手"的主要原因。政府自建国来一直未能建立系统的权力配置与约束体系,未能按照权力约束权力的原则设计权力约束机制才是困境根源。建立真正自由的市场和民主社会依赖政府的转型,转型的核心在于权力的自我约束与规范。为了更有效地实现政府权力的自我约束与规范,应制度化政府部门内部控制;建立健全政府内部审计制度;优化国家审计的治理机制,促进政府治理走向"善治"。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争的行政法透视

从行政法的角度看,"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争是一个在逻辑上不存在、在现实中缺乏依据的"假问题".大学内部的权力并不能简单地化约为"学术权力" 与"行政权力",如果说提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我国大学办学自主权及保护学者的合法权益问题,那么这种划分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分析大学内部的权力结构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大学与政府权力关系的层面,一是大学内部权力关系层面.前者实际上是大学自治的问题,后者实际上就是权力在大学内部各组群之间的分配问题.组群大学的出现是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的标志.     

论作为制度安排的"引咎辞职"

"引咎辞职"被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引入我国,一些地区和部门相继制定了一些规定、办法,并有一些官员因失职失误而引咎辞职.引咎辞职制的实行,在加强对行政首长权力的制约、提高官员的自律意识、推进官员的能上能下风气的形成、塑造政府良好的公众形象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效应,但也会产生造成权力的放纵、低效用行使以及政府文过饰非等方面的消极效应.要完善引咎辞职制,必须制定全国统一的条例并完善相关制度,大力提高官员的道德素质特别是自律意识,扩大政治透明度并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给分权划底线,为创新设边界——地方政府创新的法律环境探讨

美国界定联邦与州政府、州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几个重要法案,对于更好地建设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与公民关系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美国联邦宪法中对州政府要求的互惠条款和不得作为条款,界定了州与州之间的关系和联邦对州的绝对控制权;在特殊情况下的授权和应急法案,给了政府官员和职能部门在危机事件发生时必要的自由裁量和应急权力;宪法对公民权的界定和保护,确立了包括联邦和地方各级政府行政权力的边界.在州法层面,迪龙法和地方管理特许权法一张一弛,既确定了州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绝对领导权,又给了地方政府发挥自主能动性的巨大空间.这些法案是集权和分权的底线、政府创新的边界,它们既维护了上级政府的领导权,保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又给予地方相当的自主管理权和发展空间.     

经济法视角下政府经济权力边界的审读——以政府职能转变为考察中心

市场失灵决定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确有必要,但市场调节的决定性地位又决定了政府干预必须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我国自培育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政府干预经济职能从"大包大揽"到逐步让市场调节这只无形的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直至应然的决定性作用。然而,政府的经济权力过大和权力边界不清晰以及越权迄今依然存在,实然层面抑制了市场调节进一步发生发展。故而,政府的经济调节权力运行必须遵循维护市场竞争(竞争性)、合法性、适度性、中立性、公共性等基本原则。为了落实这些原则,必须对政府干预市场行为进行公共利益衡量与维护,利害关系主体参与相关法律和政策制定,对政府经济权力进行实体法约束和程序法审查、矫正与救济。     

从"科层式供给"到"合作化供给"——街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个案分析

就经验层面而言,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街区公共服务的直接供给主体,或者由政府先将服务分配给其代理组织--单位,然后再由单位直接分配到个人.这种基于政府科层体系的供给机制可称为"科层式供给",其特征是供给渠道的垂直性和单向度性.在街区公共服务供给短缺甚至缺失的困境下,寻求可能而可行的街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便有了必然性.个案研究表明,目前的街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已经从原来建立在行政权力基础上的"科层式供给"趋向于街区组织在资源交换基础上的"合作化供给",并达成共同治理或共同生产的效果.     

干部“三拍”和群众“拍掌”

正时下,面对波涛汹涌的新媒介,政府官员一旦行为失范,哪怕是微小的细节,都会成为"雷人雷语"。从"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到"警察不打人,养他们干吗",再到某政府网站对群众反映问题的答复为"已阅"等现象,暴露出许多有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显示出个别官员素质低下的真相,更让政府公信力大大受损。     

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征地行为的规范分析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纵深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谈及城镇化就无法回避征地这一话题。针对地方政府在征地过程中所出现的"经济人"错位、"土地所有者"和"监督者"越位、"补偿方式"和"政府规章"缺位等失范行为,尝试归纳出所存在的官员考核体制缺陷、政府权力无限扩大以及规章制订涉及问题较广等原因,并提出了完善官员考核晋升制度、推进有限政府建立、建立失地农民长远利益保障机制和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途径帮助政府征地规章的完善等对策。     

激励政府：一个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制度经济学是研究现代政府理论的一个有力工具。制度经济学是认为:人性的假设是激励政府的起点;公民与政府之间和政府机构与官员之间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或理论,存在着激励政府、提高行政效率的必要性;而产权理论中的使用权、用益权、决策权、让渡权分析,则启示着政府对公共权力拥有“准产权”,存在着激励政府的途径:明确政府与市场界限、尊重私人产权,实现政区间的竞争,实行绩效评估,防治“败德”行为。     

论老子"不以知治国"的思想

为了研究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通过文本细读法细致检视了老子关于权力"以知治国"(恃理性治国)偏好的论述,挖掘了老子"不以知治国"的主张,认为老子发现了掌权者有理性主义的天然偏好;在老子看来,对治道的任何一种表述都不可能是治道本身;政府的理性对它所治理的社会具有恒定的无知性;对已成大患的"问题"宜采取"顺势疗法",但最好是"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从一开始就给民间给个人以足够的自主空间.     

我国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与债务风险:形成机制与化解策略

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是我国地方政府间竞争制度安排的产物,也是我国泡沫经济产生的基础性因素。地方政府公司化引发的日趋严重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与地方政府竞争的制度安排之间只有事实上的联系,而没有逻辑的、必然的对应联系。未来应该维持中国这个特有的竞争制度优势,同时也要通过中央地方就财权和事权的改革以及财政金融体制的改革,继续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强大的动力。在中国地方政府目前特殊的举债融资机制下,即使偿债率、债务负担率等指标不高,也可能因泡沫经济破裂而直接导致经济危机。为了守住不发生金融危机的底线,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管理好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尽早斩断可能引起泡沫破裂与经济危机之间的联系纽带,事先排除隐藏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中的各种"隐形地雷"。     

政府是什么？——中国政府改革与建设的前提性思考

当今中国社会公共性难题的有效解决和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亟需深化中国政府改革与建设,而要深化中国政府改革与建设,需要对"政府是什么"这个前提性问题进行思考.当代中国与西方在政府的产生、对政府的态度、政府权力的认识与处置、政府的职责与目标等方面存在差异.为了超越以往对"政府是什么"的认识,我们需要检讨"政府需要人性理论作为支撑吗?政府奉行的道德准则可靠吗?如何保持对权力的敬畏?如何安排自己的利益?"等问题.只有这样,我们对政府本身的理解,才可能回归到以人为本的基点,真正倾听与回应人民的声音.     

地方政府竞争动力与养老保险缴费负担

基于财政分权、晋升锦标赛、官员治理的政府体制建立分析框架，使用2012—2016年79个抽样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地方政府竞争动力对职工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动力、经济增长标尺竞争动力、官员个人竞争动力均能显著影响养老保险缴费负担，且财政竞争动力还能强化经济增长竞争动力对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的影响作用。3种竞争动力机制的分析显示：代表财政支出竞争动力的财政支出份额与养老保险缴费负担呈负向关系，说明财政支出竞争动力越大，政府就越可能通过降低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的方式促进企业发展，从而获取财政税收、减轻财政压力。代表标尺竞争动力的GDP增速竞争动力与养老保险缴费负担呈负向关系，经济增长竞争动力越强，地方政府越有可能采取降低社保负担的方式来吸引投资，验证了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效率假说。官员个人竞争动力影响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的分析显示，市长任期、市委书记任期与职工养老保险缴费负担呈现正向关系；市长年龄、市委书记年龄与职工养老保险缴费负担呈现U型分布，顶点为54、56岁时。任期越长，官员的竞争动力越低，越不会通过降低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的方式来提高政绩。在超过晋升临界点年龄之后，官员升官无望，其竞争动力降低，就越不会采取降低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的方式来促进经济。结论表明，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使中国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与国际税负竞争类似的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竞争。     

“组织化动员”失效的制度逻辑——一个“城中村”改造中地方政府的民族志研究

"城中村"改造的个案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延续了计划体制下的"组织化动员"方式.一方面,地方政府是一个结构完整、联系紧密的组织系统,上级政府往往通过"行政压迫"方式来动员"体制内"的下级政府或部门,但是,表面上按科层制规则运作的地方政府内部实质上存在明显的"自治区"现象,让政府有关制度的产生或执行过程变成了不同部门之间"讨价还价"的利益竞争过程,降低了地方政府的行动效率.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同样用"体制内"的"组织化动员"方式来动员"体制外"的村集体组织,但村集体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组织",与地方政府之间已不存在计划体制下的权力依附或资源依赖关系,其不仅不屈从于地方政府的行政命令,反而充分利用地方政府内部的"自治区"现象来扩大与地方政府博弈的机会空间,导致地方政府用"体制内"方式动员"体制外"资源的能力明显弱化.如此,地方政府自上而下不支付经济成本的"组织化动员"走向失效.     

地方政府间支出竞争的理论综述

"标尺竞争"理论最初用于规制政府行为的研究领域。随着财政分权的发展,该理论被用来分析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行为。与传统的"用脚投票"理论不同,"标尺竞争"着眼于官员行为而非考虑地方福利。用规制理论分析政府官员与选民的关系,为研究地方政府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解释。此外,众多实证研究也以该理论为出发点诠释地方政府竞争的作用及影响。本文从标尺竞争理论的发展及财政分权框架下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入手,梳理解释地方政府间支出竞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基层政府运行中的"过度关系化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组织制度与关系网络的竞争逻辑

在中国基层政府的运行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是,无论是正式权力的获取与行使,还是各类资源的竞争与分配,都存在着一种非正式的关系网络途径,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基层政府的合法性危机。文章在综合人际关系学派、社会文化学派和关系网络学派的基础上,用＂过度关系化＂这一概念对这类现象进行了概括,并从政府制度的合法性机制与关系网络的效率机制之间的内在竞争逻辑出发,提出了三个解释性的命题：（1）竞争目标差异命题;（2）制度约束效力递减命题;（3）竞争成本比较命题。研究表明,过度关系化现象是组织制度的合法性机制与关系网络的效率机制之间不对称竞争的结果。而要对这一现象进行治理,就必须从稳定的组织制度体系与结构的改革入手,寻求组织制度与关系行为之间的平衡。     

试论中国的"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及其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是相对于"自然演进型"法治道路而言的一种法治化道路模式,它是指一国的法治化运动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启动和推进的,法治目标主要是在政府的目标指导下设计形成的,是"人为"建构的,法治化进程及其目标任务主要是借助和利用政府所掌握的本土政治资源完成的.中国选择和走上"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客观选择."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具有许多优点和长处,但在法治化实践中也存在许多问题、矛盾和潜在的危险.中国今后在法治实践中应着力思考和解决的两个问题是一是在进一步强化"政府"权威,长期保持"政府"强大推进动力的同时,依法加强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最终实现"政府权力"和对"政府权力"监督的法治化和民主化;二是在坚持"政府推进"、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和培植社会、民间法治资源,发挥社会、民间法治资源对中国社会法治化进程的推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