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向“哲学人本学”的转变——有关人与文化的思考之三

我们这个民族,在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当承受着全球规模的“文化冲击”(Cultural Shock)之时,正在认真地对“文化”进行反思,正在认真地对五千年以上中华民族人文进化的历史进行反思,正在认真地对百万年以上整个人类人文进化的历史进行反思。 然而,这种反思不能不在“直接摆于眼前的、既有的、从过去传下来的情势之下”:也不得不“穿着古老的服装、说着借来的词句”。     

马克思“世界历史目的”的双重结构

按照康德和黑格尔的说法,认识分为“知性思维”和“理性思维”,与此相对应,人类对世界历史目的的认识就有两种,即世界历史的“知性目的”和“反思目的”。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包含上述双重目的。基于“历史科学”所发现的人类通往共产主义的自由和解放,构成了世界历史的“知性目的”;而基于“历史哲学”所发现的人类共产主义的自由和解放,则构成了世界历史的“反思目的”。一方面,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的“反思目的”,通过“知性目的”为“反思目的”确立了经验基础,即为世界历史进程找到了客观规律;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探究“类本质”和“社会关系总和”的思辨关系、“三形态”的辩证逻辑以及知性时间序列的颠倒等,使“反思目的”为“知性目的”提供了价值归宿,并且为世界历史提供了终极意义。     

当代性视野下的马克思哲学研究方法之反思

方法论自觉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真正进入学术化层面的标志。回顾与反思近几十年来马克思哲学(文本)解读模式,无疑具有“清理地基”般的重大意义。“价值中立”、“原理预设”、“本体论诉求”、“去语境化引用与圣经式阅读”、“解释的经验化”、“回归形而上学之思”以及“哲学体系重新建构”等在不同时期占据主流话语的解读模式,其产生既有特殊时代背景的原因,同时也基于我们自身理论认识的局限。在推进马克思哲学当代化理解的同时,同样存在着诸多值得进一步反思的空间。站在新的实践高度和学术视野之上,我们发现,以历史生成视野和历史发生学为特质的深层文本解读模式,在推进马克思哲学研究、凸显马克思哲学当代意义方面可能会发挥积极的理论和实践影响。     

共谋与裂隙——“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极“左”思潮的现代性本质既往的文学研究普遍以为,“伤痕”与“反思”小说的重要特点便是其对“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社会生活的历史观照主要采取了一种社会政治视角,这一视角的采用,不仅局限了作品的文学价值,同时也使其“反思”未能达到应有的深度。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显然是过于片面而且是极其简单化的。我们并不否认“伤痕”、“反思”小说在思想艺术上的局限,但是,造成这些局限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社会政治视角,而是在于某些作品对此视角的过分“单一化”使用以及循此视角所作的社会政治性反思由于当时的意识形态“顾忌”等原因限制了…     

史学的发展和对史学的反思

一、反思——获得无穷生机的不竭源泉 黑格尔在解释“历史学”这一概念时曾指出:“第三类的‘反省的历史’,是批评的历史。……它并不是我们这里所提出的历史的本身,而是一种历史的历史;它是对于各种历史记述的一种批判,和对于它们的真实性、可靠性的一种检查。”黑格尔这里所提出的“反省的历史”,就是指对史学的反思,亦即史学批评。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历史学本身也不例外。当它发展到一定阶     

何谓“新乡贤”——对一个乡村治理主体概念框架的反思与重构

“新乡贤回归”“新乡贤参与”“新乡贤嵌入”等组词隐含的完成性与生成性、外生性与内生性矛盾,要求深入追问“新乡贤”概念的知识合法性,并反思“新乡贤”的概念框架。通过澄清与反思素养式、认同式、本质式和事务式“新乡贤”概念界定方式,可以发现国内对于“新乡贤”的理解采用的是一种分散化、预成性与规范性的概念框架。这种概念框架无法有效透视“新乡贤”概念的社会历史实质,我们需要构建一种基于社会历史塑型的合生性概念框架。在澄清了这种基于社会历史塑型的合生性概念框架之后,“新乡贤”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在乡村社会及其治理模式转型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基于城乡关系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度调整,而需要实现从能人、贤人到公人的角色转化集成,并经历私人领域、共同领域与公共领域互动的社会结构化过程,进而表征乡村事务治理模式重构的身份系统。     

文化的反思与导向的质疑——评文化反思中的一个新模式

人类总是在文化的反思和变革中不断开创新的文明,走向新的人生。如果不尊重历史,便会走偏方向,导至谬误。所谓“五四”文化精神的“迷失与复归”,或谓“五四”文化方向的“逆转与复归”,作为新时期文化反思中的一种新模式,就是值得重新反思和探讨的一个老而又新的问题。     

当下诗歌批评的历史建构--读罗振亚《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

这样的一种矛盾值得我们注意和反思:从事当代批评的认为现代文学的历史研究“陈旧”,而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却常常指责当代批评“肤浅”和“泡沫”。如果我们必须尊重历史的繁复与严肃,也不能否认当下批评的活跃性与生命力,那么,学术的问题便常常表现为如何在当下的批评中洞察历史,又如何在历史的探究中贯穿当下的锐利,虽然这两者并不总能水乳交融,但是,在对当下的反应中完成历史的建构,这却是我们一个恒常的目标。这样的现象在当代中国诗歌研究中似乎相当突出,当代诗坛活跃与繁杂并存的现实既让人眼花缭乱,更令人困惑甚至反感,对于以学术…     

从"市场规训"的视角审视"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

对“经济人”假设的反思,实际上表达了我们对社会理想与现实矛盾的探索,对人类情感与理性的矛盾和探索,对“义”与“利”这一传统价值观问题的当代矛盾与探索。这种矛盾和探索所诉求的是:我们究竟应该以“构成主义”的态度来承认“市场秩序”的自发合理性并被动地适应“市场规训”,还是以“建构主义”的态度去弘扬理想的价值并主动地修正“市场规训”弊端和改造现实世界,这是反思“经济人”假设的意义所在,同时也必然构成反思“经济人”假设的多学科视角。     

走出“神学叙事” 建构“历史科学”——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科学化要求及其历史性限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反思表明,其研究现状尚未从根本上超出前科学形态;当前的迫切任务是颠覆原有的“神学叙事”范式,构建“科学历史”的范式,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科学化即由“前科学”向“科学”的飞跃。但是,“历史科学”的一般性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特殊本质,又要求我们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科学化的过程中不能重蹈西方科学主义的覆辙,而必须在“本文(马克思哲学)”与“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与“叙事(意识形态)”、“逻辑(内史)”与“历史(外史)”、“同一(建构)”与“差异(解构)”之间既保持必要的张力,又坚持具体历史的统一,以期超越科学主义与历史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在成为“科学的”历史的同时成为真正“历史的”科学。     

试论中国留日学生与晚清政局的大变动

在20世纪初叶,中国的政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动,爆发了以推翻封建君主政体、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为宗旨的革命,从而使中国在早期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迈出了极其关键的一步。而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在这历史的重要时刻,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可以讲：“如果没有留日学生,则中国革命,特别是辛亥革命,是难有进展的”,“东京(留日中国)学生实为中华民国最有功之人。”     

西风东渐与晚清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西俗化--以近代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变化为个案研究

在中国近代史上，国人在接受西方先进科学化知识的同时，其社会生活方式也出现了西俗化的倾向。探析近代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变化，可以深入了解晚清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西俗化现象及其规律。     

"方法论"的引领:世纪之交的中国人文学术

20世纪末的中国人文学术,虽然并没有像80年代中后期那样大张旗鼓地宣传方法论,倡导方法论,但丝毫没有忘却学术研究对方法论的总结、运用与开掘;无论在哲学、历史学还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内,学术方法论的更其深入、更其沉潜、更其扎实的思考,都似乎可以理解为中国人文学界对于新世纪学术的一种最直接的贡献,或者说是一种最切实的导引,一种最热烈的企盼.考察20世纪末三年中国人文学术的基本成就,应能清晰地看出,作为那个世纪中国人文学者走向新世纪基本学术姿态的显现,更深入、更沉潜、更扎实地思考方法论问题,总结、介绍并运用中外古今学术方法,开掘新的研究方法,构成了世纪之交中国人文学术的显著特征.     

试述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简

明末清初是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频繁的对外文化交流中,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开明的士大夫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这些人群在当时的活动,为后人了解和研究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通过综述这些人群栽体的活动,了解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性与意义。     

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院"--东南大学与20年代早期南北学术的地缘与派分

20年代胡适等人倡导“整理国故”运动,并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展开系列的学术活动,在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南方学术重镇东南大学的学者们除了以《学衡》与《史地学报》为阵地之外,以国文系师生为主成立了“国学研究会”创办刊物、展开演讲、编辑从书,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针对北大国学门,东南大学国文系也计划组织“国学研究院”,但却遭到北方学者的抨击和校内新派的挖苦,由于东大不久即发生风潮,东南大学国学院最后是否真正成立也值得怀疑。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院”的短短历程和遭遇,集中地反映了20年代早期南北学术界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的地缘与派分。     

“历史创造者”命题的辩证性质及世界观、方法论意义

通行哲学教科书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当作一个普遍命题,把"人民群众"看成是一个永恒的价值主体,从根本上背离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性质。实际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是一个特殊命题,只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进行深刻分析后得出的一个具体结论,它揭示了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群众即将开辟的一个自觉创造人类历史的全新阶段,作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现实实践的反映,它所表达的只能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梁启超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及其对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的贡献

在20世纪初期中国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大背景下,梁启超开始了中国民族史研究。其目的是想激活中国人的自觉意识、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精神,但客观上却在民族概念、民族源流、民族关系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众多学术成果,为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最早提出中国民族史的学科概念,把民族史作为中国史研究的核心,认为中华民族的起源是多元的,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     

佛经故事与中韩两国的“高僧与美女故事”

佛典汉译是中国文学、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汉译佛经给东方文化及文学带来巨大的影响.佛教的传播借助于佛经的翻译,而佛经中又包含着大量的故事,"高僧与美女"故事,就是佛经中重要的故事类型之一.探讨中韩两国"高僧与美女故事"的佛经渊源,并阐释佛经故事与中韩两国民间故事的关联,这对梳理和探索佛经文学,以及研究佛经对中朝两国民间故事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问候语“无它乎？”的文化解读

问候语是人类使用频率很高、使用人数很广的一种言语。不同的民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问候语,能反映出他们不同的心理性格和时代特征。“无它乎？”是我国最早的日常问候语,从中可以看出先民们艰苦险恶的生存环境,是他们真实生活的写照;折射出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想,表现了对他人的关爱精神;透视出先民们因畏而敬的原始宗教信仰以及民风习俗;体现出博大精深的语言魅力,反映了人类历史的变化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探讨问候语对我们处理人际关系和构建平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路径与研究趋向

从要籍解题式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到历史、时代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经历了颇为艰辛的发展过程。20世纪20年代才初步确立的中国史学史学科,承载的是中国史学自身两千余年历史的厚重内容,要籍解题式的研究特征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最初阶段有其必然性。6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史研究更注重从时代的特点把握史学发展走向,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审视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过程。在这样的研究路径中,中国史学史研究得以极大地拓展和深入,相应地,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掘、对近现代中国史学的重视以及多部中国史学通史的完成出版等,使中国史学史研究从多方面呈现出了向纵深发展的态势。在此基础上,从学术史的角度拓展中国史学史研究、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重视中外史学比较研究,加强史学理论诸层面的研究,应该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几个努力方向。其中,对史学理论的研究是否充分,已经成为影响今后史学史研究能否深入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