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经》中反映农民愿望的思想不能抹杀——答刘琳同志

刘琳同志在《论<太平经>的政治思想》(载《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4期。以下简称“刘文”)一文中,对我发表的《试论<太平经>的乌托邦思想》提出商榷,我表示欢迎。因为对道教这门学科的研究,我们才刚刚开始,许多疑难问题都还正在探索之中,需要向国内外这方面的专家请教,和共同爱好者交换意见,才能把这门学科的研究工作搞好。关于《太平经》中究竟有没有反映当时农民愿望的乌托邦思想,刘琳同志作出否定的结论,我是不同意的。现提出如下看法,与刘琳同志交换意见。     

《反杜林论》与自然科学——纪念恩格斯逝世九十周年

恩格斯的光辉著作《反杜林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在恩格斯逝世九十周年之际,重温《反杜林论》中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论述,对于探索现代科学的发展与哲学问题,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如何确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 对于自然辩证法的阐述是《反杜林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为了这一部份内容的写     

论杜林哲学的性质及恩格斯对杜林哲学批判的实质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前年,施德福等同志发表了《杜林哲学体系剖析》一文(见《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二期),去年,马鼎璋等同志又发表了《<反杜林论>哲学编的基本线索》一文(见《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一期),对杜林哲学性质和恩格斯对杜林哲学的批判,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摆出了     

也谈《黄帝内经》的阴阳学说与对立统一规律——与刘长林、车离等同志商榷

刘长林、胡焕芗同志《略谈黄帝内经的阴阳学说与对立统一规律》一文,揭载于《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以下简称“刘文”),车离同志《黄帝内经和中医学中的阴阳学说与对立统一规律——与刘长林、胡焕芗同志商榷》一文见于《学习与探索》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以下简称“车文”)。这是哲学界继一九五六年任继愈先生专论《中国古代医学和哲学的关系——从黄帝内经来看中国古代医学的科学成就》①以后对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又一次认真探索,对于继承和发扬祖国文化     

纪念《反杜林论》一百周年

今年,恩格斯的伟大著作《反杜林论》发表已经整整一百周年了!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一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内在联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列宁曾经不只一次地高度评价《反杜林论》。他指出:《反杜林论》“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     

必然·实践·自由——学习毛泽东同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一文札记

在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一文。此文虽短,但言简意赅,内容丰富,思想深邃。认真学习这一光辉文献,领会其精神实质,对于我们在实践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反杜林论》中的道德思想与大学生道德教育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深刻阐释了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反杜林论》中的道德部分对于我们加强和改进大学生道德教育,坚持大学生道德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改进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手段,提高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实效性,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     

《反杜林论》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反杜林论》是马克思宅义的“百科全书”,它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做了系统科学地论述。一、《反杜林论》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的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说:“我们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经过二十余年的潜伏时间,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以日益增长的速度,扩大     

关于《反杜林论》翻译方面某些差错的商榷

本文见解,解决了以前没有精确解决的问题。经各方面专家、学者阅审、鉴定,一致认为正确。对阅读、学习《反杜林论》这部重要经典著作,有所助益。     

应该怎样评价三大发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与刘福堂同志商榷

刘福堂同志在《试论达尔文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见《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二期,以下均简称刘文。)一文中,针对哲学界三大发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前提和基础的传统观点,通过对达尔文进化论问世的时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时间以及达尔文进化论最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影响的时间等方面的分析,揭示了传统观点的内在矛盾,提出了“达尔文进化论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前提和基础”的观点(引自刘文,以下均同,不另作注),对此,我们表示赞同。但是,刘文在     

中国版的科学社会主义教科书

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可以说是一本地地道道的中国版的科学社会主义教科书。它不仅对于我们全面学习《邓小平文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且对于我们深入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也谈土地批租的法律问题——兼与刘铭纲同志商榷

土地批租是“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简称。刘铭纲同志的《关于土地批租的法律问题》(上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以下简称《刘文》),从法律角度分析了土地批(?)的问题。笔者对《刘文》的第二部分不敢苟同,提出自己的浅见,以求共同探讨。 《刘文》第二部分认为,在土地批租问题上,土地所有权与建筑物所有权不应实行分离的法律制度,并提出三点理由作为佐证。笔者认为,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而建筑物所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心理科学建设问题

从《教育研究》1979年第二期上读到了潘菽同志在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讲课稿——《漫谈心理学》,得益非浅。但,同时也遇到一些疑难问题,感到有必要提出来向潘菽同志请教。 (一) 潘菽同志在《漫谈》中指出:“恩格斯断言,意识(在他那时就是指心理)是物质的一种高级运动形式”。《漫谈》又引用了列宁的教导:“心理的东西、意识等等是物质(即物理的     

读者·作者·编者

《江汉论坛》编辑部：向你们报告，件令人气愤的事情。贵刊1993年第5期发表的题为《论成功教育的基本方法》一文，是篇抄袭之作，抄自本人的论文《论成功教育的依据、可能及现实意义》（载《中国教育学刊》1992年第3期）。为了便于你们核查，我寄上有关材料，凡划线部分均是全文抄袭，没有划线的不是归纳大意便是换了一个事例。成功教育是本人多年的研究成果。对于这种公然的剽窃行为，希望贵刊能给予揭露并给以严肃的处理。敬礼！江苏如东电大周舟本刊编者按：经我们核查，周舟同志反映的情况属实。由于我们工作失误造成对周舟同志著作权的…     

事物的互相联系是辩证法一个重要特征——与刘道良同志商榷

最近,我读了刘道良同志发表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应当抛弃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提法》(见1980年《国内哲学动态》第三期),另一篇是《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吗?》(见1980年《学术论坛》第三期,以下简称刘文)我觉得文中有许多提法不敢苟同,对此发表一些不同意见。以期把问题弄清楚。为了否定“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这一提法,刘文列举了不少例子:庄稼与土地、水分、阳光等事物有联系,与轮船等没有联系;人的繁殖与人的性细胞结合有联系,同狗、     

涧水是今天的哪一条河?

涧水(《水经·河水注》中误写为润水)是今天的哪一条河?学术界虽有长期争论,但一直没有解决。所以在一九七四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连它立“足”的一个位置都没有。近年来,《兰州大学学报》在两汉金城郡治地理位置的讨论中,又提出涧水是今天哪一条河的问题。复旦大学王仁康、兰州大学刘满二同志就此发表了很好的意见。王文依据清代学者王先谦的说法,认为“涧水即今庄浪河”。刘文不同意这一看法,指出:     

也谈从理性到非理性的转折——兼与刘景泉同志商榷

<正>《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上刊登了刘景泉同志的文章,论述了德国古典哲学《从理性到反理性的转折》（以下简称刘文）。笔者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本身是极有价值的,值得我们深思。但是,根据刘文的论述,只是叔本华才开了非理性主义的“先河”,才出现了从理性到反理性的转折,这便是本文所要商榷的问题所在。当然,刘文的这种见解,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反映了我国学术界对德国古典哲学的一种“共识”。但依笔者之见,正是这种“共识”影响了我们对德国哲学的深入研究。因此,突破这种“共识”便成为我们深入而全面地理解德国古典哲学的一项十分迫切的需要。要做到这一点,有必要深     

读者·作者·编者

理论联系实际好 黑龙江绥化地委党校祝福恩同志来信说:你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多能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上海经济建设的实际;思想也较解放,这很好。望能继续发扬这一特色。《经济专栏》、《法论专栏》等文字简练,中心突出,很受我们欢迎。     

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光荣职责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地总结了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基本经验和教训,科学地阐明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文献。学习《决议》,对于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具有双重的意义:既要通过学习把思想统一到《决议》上来,更要以《决议》为榜样,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为四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再驳“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

去年上海《社会科学》发表了我的《驳“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并就认识的源泉问题展开了讨论。后来我在出差途中又读到了刘奔同志《认识的来源和真理的标准》(以下简称刘文,载《哲学研究》八○年第九期)。刘文的主旨是探讨“究竟如何理解认识的来源问题以及认识来源问题和真理标准问题的关系”。刘文岂只是对则文“不敢苟同”,而且认为“则鸣的观点并没有超出直观唯物主义”,“由此可见,不懂得实践的特性和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会闹出多大的笑话”。鉴此,我写《再驳》以回答刘奔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