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原因的再认识

通常的说法,认为"九·一八"事变的原因有二一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必然性;二是日本国内经济危机使然.我们认为,上述两点固然言之有理,但尚不够全面和深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即日本为实现"大陆政策"最终目标,所采取的总体战略要求而发动的.     

“九·一八”事变与“满洲国”的建立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制订了称霸亚洲和世界的"大陆政策",其核心是"满蒙"政策.日本在基本实现"大陆政策"的第一期侵略目标(吞并朝鲜)后,立即着手为实现第二期侵略目标(独占"满蒙")进行各种准备."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的建立,标志着日本大陆政策第二期目标的基本实现.事变的结果,不仅使日本实现了既定的侵略目标,而且又以"满洲"为基地,准备实现第三期侵略目标,即征服全中国乃至称霸亚洲.     

试述张学良处理“九·一八”事变主张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向南京政府提出了“武力确保东北”的主张,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明令张学良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先后经历了“与日本政府交涉解决”、“依国联公理解决”两个阶段。然而,随着日军对东北侵略的不断扩大及对日本政府和国联幻想的破灭,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又回到了“武力解决”一途。但由于蒋介石对中继续推行其“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在向蒋求战不成、求授不得的情形下,被迫下野出洋。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始终未能突破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篱樊,其根本原因在于受“抗日须全国一致”（实质上是主张由南京政府统一领导抗日）思想的束缚。     

“九·一八”事变的历史教训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现代史的奇耻大辱，它给中国人民和许多亚洲国家的人民带来了空前劫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从中吸取的深刻历史教训是，一个国家必须保持国家内部的团结和统一，同时要增强全民族的忧患意识。     

“九·一八”事变与“大陆政策”

"大陆政策"是日本对其周边国家,主要是对朝鲜和中国进行侵略的总方针.其步骤是先吞并朝鲜,然后以朝鲜为跳板独占"满蒙",这是"大陆政策"的核心.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独占满蒙,最终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结果实现了独占"满蒙"的侵略目标,为征服全中国和称霸亚洲,提供了总体战的准备.     

“九·一八“事变前后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实行了在军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依赖国联的政策;在对日交涉问题上,经过了由反对“直接交涉”到主张日军退出占领区后在国联“照拂”之下交涉的过程。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会议第二九七次会议前后,即锦州危急的形势下,南京政府开始标榜“抵抗自卫”,但“抵抗”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只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其对日妥协的政策仍没有改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推行的愚民政策

"九·一八"后,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巩固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除了通过法西斯统治、经济统制、军事镇压等手段外,还以愚民教育,即宣扬"王道主义"、"建国精神"、"日满不可分论"和"溥仪诏书"等方式,麻痹东北人民的思想,泯灭民族良知.但其最后结果,是东北人民的民族觉醒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灭亡.     

“九·一八”事变后美国政府的外交选择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把解决东北问题的全部希望寄予国联与美国。然而美国政府在事变初期的静观政策助长了关东军的侵略野心,后者不断扩大战事。锦州危局后,美国政府采取了两面外交,试图在不卷入中日战争的前提下,与国联合作迫使日本撤军,但却无果而终。最后,美国政府出台了史汀生不承认主义,却又遭到日本的无视,成为一纸废文。而美国政府并未采取任何强有力措施以制裁日本。事实上美国政府在中日问题上首先考虑自身利益,其貌似公正的外交政策只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于事无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东北海关的劫夺

＂九·一八＂事变后,作为中国东北经济门户的海关也成为日本侵略的对象。日本通过操纵伪＂满洲国＂,向各海关派遣日本顾问和封锁税收,将积存各银行之税款没收,以＂优越力＂驱逐各关税务司,强制接收各关。与此同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所代表的英国等国对日实行的＂绥靖政策＂以及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均对日本的侵略野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英国、国联对日政策演变

英国和国际联盟如何应对九·一八事变,对当时局势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影响。九·一八事变之后,英国的远东外交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国际联盟也做了维护和平现状的努力,但是英国的远东外交和国际联盟的努力终告失败,原因就在于它们始终停留在不承认政策的阶段。     

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青年党的武装抗日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刺激下,青年党积极投入到抗日大潮之中。以书生政党行武装抗日之事,分别进行了党员参加、义款支援东北原有抗日武装力量;以党员为主力,组成义勇军深入敌后作战;策动东北军,并促成党员翁照垣统兵参加长城抗战等活动,为抗敌守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九一八事变的纪念

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是一种以历史事件或人物为载体并存在于一定时空内的群众性的仪式化行为。所有的纪念用的文本话语和行为方式与一定的时空情境相结合,最终体现了中共纪念活动的价值和内涵。抗战时期,中共充分利用媒介宣传和组织动员等方式,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九一八＂纪念活动。这些纪念活动成为中共揭露日寇侵略罪行和野心、批判国民党妥协投降政策、表达团结抗战的政治主张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中共通过充分发挥纪念活动的激励、教育和导向等功能,不仅凝聚和整合了抗战力量,而且扩大了自身的影响,使自己成为抗战的中心,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和中共自身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探寻抗战时期中共对＂九一八＂的纪念活动,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泰晤士报》与九一八事变——一种新闻报道的构架分析

本文从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的视角出发,运用构架分析方法,对九一八事变期间《泰晤士报》的所有相关报道进行了全面考察,认为该报未看到此次事件的复杂性,对日本的权益给予了较多关注。同时,许多报道也在客观上反映了当时中国自身存在的问题。     

论“九·一八”事变前后《盛京时报》的舆论宣传与势力扩张

《盛京时报》是日本在近代中国创办的颇具影响的中文报纸。“九·一八”事变前后,该报与日本侵华势力密切配合,其报道与评论具有迷惑性和煽动性。在日本关东军的帮助下,“九·一八”事变后的《盛京时报》乘势扩张,成为东北第一大报纸。本文试分析《盛京时报》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言论与作为,从中管窥在日本侵华进程中,日办华文报纸的性质与角色。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地区华北移民离乡原因探析

华北向东北移民历史悠久 ,至“九·一八”事变前达到顶峰 ,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本文运用比较丰富的中、日文资料 ,从自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 ,对移民离乡的原因重新进了全方位的考察 ,这对于了解 2 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东北的社会状况 ,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蒋介石与九一八事变后的地方军事冲突

面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地方军事冲突,下野再起的蒋介石固守低调调解,羁縻默认,不用武力解决的政策,集中精力巩固基本区域、发展基本势力,建立有力之中央.这既是蒋介石处理地方军事冲突的基本逻辑,也是对整个地方实力派问题的基本判断.此种逻辑与判断,一方面,在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情境下,实不失为解决问题的路径之一,且取得相当成功;另一方面,仍是武力解决问题逻辑之延续,以至未能彻底消除地方实力派的地方主义和派系主义.     

论中国"七·七"抗战的国际影响

中国“七.七”抗战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日战争的起点,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中国抗日战场的开辟粉碎了日本妄图速战速决、一举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打乱了日本的战略步骤,延缓了东西方法西斯结盟的进程,促进了东亚国际格局向有利于反法西斯方向发展,动员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进程。     

高云览抗战时期的报告文学

抗战期间,高云览向海外侨胞及时报道国内战争形势,揭露日本侵略者残暴血腥的罪行,展现中华儿女团结抗敌、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在抗战史上的光辉足迹和伟大影响,因此,高云览的报告文学创作具有重要而独特的意义。其报告文学避免了一般新闻报道的模式化倾向,以郁愤悲壮的叙事基调、真实生动的场景再现、灵活融合的文体风貌形成显著的艺术特色,具有较强的感染力。     

抗战时期的山西期刊（1937—1945）

文章用列举、比较的方法,追溯抗日战争时期山西境内中共直接领导的期刊出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的期刊出版、阎锡山政府的期刊出版,以及日伪的期刊出版,比较全面、客观地勾勒了抗战时期山西期刊的概貌,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论抗日战争始于江桥之战

1931年11月4日至11月19日,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马占山,率领黑龙江省爱国官兵,在江桥(今齐齐哈尔市泰来县江桥镇)奋起抗击日本军队的进攻,历经16天,毙伤日军1000多人。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军队遭到的第一次重创。江桥抗战是中国军队第一次有组织、有准备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役,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促进和推动了抗日救亡高潮的到来,在世界上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江桥抗战理应作为中国人民14年抗日战争开始的标志而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