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贫困变动趋势、原因及对策

少数民族贫困已经成为中国最突出的贫困问题,也是未来扶贫工作的主战场.尽管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在不断减少,但仍是贫困人口的主要部分且有集中的趋势,少数民族人口处于更严重的多维贫困之中.少数民族贫困是综合性因素作用的结果,主要受到收入差异扩大导致的经济增长“益民族”程度下降、自然生态条件恶劣和民族经济生计特性的三重因素的制约.未来针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政策应该充分考虑少数民族贫困的特殊性,建立“亲民族”的扶贫政策,从多个维度进行扶持,以便可持续地减缓民族贫困.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连片特困地区妇女贫困研究

在连片特困地区成为我国扶贫攻坚主战场的背景下,连片特困地区的妇女贫困问题成为扶贫工作的新议题。从可持续生计视角来看,脆弱性是导致连片特困地区妇女贫困的重要原因,生计资本贫乏和脆弱性叠加成为制约连片特困地区妇女脱贫的主要障碍。当前,连片特困地区妇女脱贫需要以可持续生计建设为核心,通过环境改善、生产发展、权益保障、权能建设等增进生计资本,提高贫困妇女抵抗风险的能力,促进贫困妇女可持续发展。     

让生计可持续

可持续生计 (SL)是过去十年中出现的一个概念 ,通过包括社会发展全球峰会在内的各种国际论坛而逐渐立足。可持续生计的思路是实现可持续人类发展的可操作途径 ,为可持续地减少贫困提供了政策的和规划的框架。这个具有综合性质被人见仁见智地解释 ,本文即讨论它的演变过程。政府、非政府组织、捐助者和社会目前都在运用这个概念。人们已经搞出了各种工具和方法用于设计、实施和评估国家层次上的可持续生计项目。本文分析了在实施可持续生计项目时所要遇到的限制 ,末了还就可持续生计的政策和规划问题对各种将来的行动建议进行了讨论。眼下 ,台子已经搭好 ,就等着联合国开发署、双边合作伙伴、开发银行、基金会、研究机构、政策智囊团以及市民社会组织大显身手 ,为减少贫困实现向可持续生计的全球转变了。     

中国城市扶贫政策的缺陷及其改进方向分析

本文认为中国现行的城市扶贫政策具有明显的对策性、应急性特点,缺乏系统设计,各项政策之间衔接性差,有关政策有着目标不清、功能混乱的缺陷,整体而言,扶贫政策创新不足。如果将扶贫政策区分为预防性、救济性和开发性三种类型,可以说在实际扶贫工作中,预防性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失灵,救济性政策尚有很多不足之处,开发性政策还不全面。改进城市扶贫政策的基本方向应该是:正确认识城市贫困问题,注重城市扶贫政策的创新,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促进就业导向的经济发展,注意培育贫困居民的社会资本,促进贫困者的社会参与。     

加强城市贫困监测是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基础

城市贫困监测是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基础 ,具有政治、经济、社会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其主要任务是定期测算城市贫困标准、进行贫困描述及监督并评价城市扶贫政策与措施。当前我国城市贫困监测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 ,应逐步确立包括组织制度、经费制度、运作制度和信息制度等在内的贫困监测的整体制度 ,是当前我国城市贫困监测工作乃至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     

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城市贫困群体脱困对策探析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利益格局的调整带来的影响,城市贫困群体呈现出扩大的趋势。笔者认为,做好城市贫困群体的脱困工作,必须在完善城市扶贫政策,健全社会保障机制;疏通利益诉求渠道,实现社会良性流动;提高自我脱贫能力,防止城市贫困“代际传递”;建立扶贫检测体系,强化就业安置力度方面下工夫。     

中国城市低保政策评析--以辽宁省的个案研究为例

为适应“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的形势发展需要,进入新世纪,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成为党和政府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无论从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看,还是与国际经验相比较,低保制度都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可信赖的制度。它以明智的混合目标机制,为适应中国多变的社会环境提供了一种制度弹性。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城市低保制度充分发挥了其“可以将有限的资金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的特点。这表现在其一,弥补了“社会保险”和“就业与再就业”政策的不足。其二,达到了解决城市低保对象生活困难这一最直接的“民生”目标。但是,任何一项社会政策的作用都是有限度的。当社会各界对这项制度寄予的期望越来越高时,我们应该联系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大环境及这项制度本身的特点,参考国际经验,对中国的城市低保制度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分析和研究。通过调查和研究,我们认为虽然城市低保制度确实是中国所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发展得最好的,也是最与国际接轨的,但是,这项制度在发展了十余年后,可能被开发的内蕴几乎都已经被开发出来,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接近极限。由于城市低保制度或社会救助本身“先天”的不足,要想继续向前迈进,就需要寻找一种能符合新世纪国际国内新环境的新的发展思路。上世纪末在世界流行开来的代表新思维的新概念——“可持续生计”和“资产建设”可以给我们提供新的发展动力。如果将“可持续生计”和“资产建设”这两个概念综合起来,彻底改变中国社会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思维方式,也许在中国社会能够创造出一个适应21世纪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社会的崭新的社会救助制度来。     

面向权利持续的城市更新——基于“生计”到“生活”的演变逻辑

城市生计并不等同于城市生活。前者是工具性的,后者是权利性的。城市化有一个从“生计”到“生活”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形成了城市圈层的扩张与“侵犯”,从而造成城市的区域衰退等问题。着眼于这些问题的系统解决,城市更新依次体现为城区—街区—社区更新的行动逻辑。在这一逻辑中,生产空间的物理性方案逐步让位于生活空间的社会化方案。这一逻辑转换本质上是城市权利的持续。在城市边界的刚性约束下,权利的多维发展影响着城市更新的政策进路。面向权利持续的城市更新把城市视为权利的个体集合,视为生产、居住、发展的权利综合,并以权利的持续支持城市更新的政策持续。     

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中的社会政策创新探讨

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的基本框架是一种亲市场的经济政策与具有"剩余"特征的选择性社会救助,体现在生产性的开发式经济扶贫和处于"激活"程序中的农村五保与医疗救助政策.长期以来,旨在救助贫困者的社会政策成为经济政策的附属角色,然而贫困者所面临的生计风险需要传统社会政策在扶贫框架中的转型.通过分析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在诸多方面的联系和差异比较,结合我国农村贫困的现实,本文提出以发展型社会政策为导向的创新路径,它们是:减少风险管理成本的社会资本、反社会排斥的劳动力政策、农村生计的保护与发展、健康与医疗政策的整合以及资产为本的个人账户建设等五个方面.     

穷人生计策略变迁理论及其对转型期中国反贫困之启示

生计作为正式的概念在1992年由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以来,从微观的视角,即以行动者为导向的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运用,在1999年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提出后,成为理解和应对发展中国家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工具之一,同时也不吝被各类非政府组织和研究者使用。由于农户的不同结构的生计资本,农民的实际生计策略和结果的形态也有很大的差异,表现出扩张型、集约化、多样化以及迁移型等生计类型。对贫困农户不同生计策略和形态的动因、制约因素以及存在的问题的理解,可以更好地形成相关的干预政策和策略。     

对我国城市扶贫政策缺陷的相关分析

伴随着改革的深入、体制的转型,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显,并由此引发了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为解决城市贫困问题,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城市扶贫政策,但从政策的实际效果来看,并未取得很好的效果,其原因值得政府及学术界探究.本文从政策宏观体系、实施效果等二个方面对我国的城市扶贫政策的缺陷作一简要分析,力求从此角度透射我国城市扶贫政策失效的原因.     

论中国城市社会权利的贫困

文章运用社会权利贫困的理论框架,讨论了社会权利贫困的“中国现象”,其中包括现行法规没有保障平等的公民权利、明文规定的权利难以得到强制实行、弱势群体缺乏参与制订游戏规则的权利、城市贫民的人格尊严严重缺乏,以及一批特定的弱势群体的社会权利严重不足。通过总结美国反贫困政策演变和不足,文章提出了治理中国城市贫困的四个基本思路和方向。     

21世纪初叶中国贫困形势与反贫困对策研究

反贫困是中国政府的一项长期任务.21世纪初叶中国的贫困形势是乡村贫困与城市贫困共存,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共存,区域性贫困与阶层性贫困共存.本文针对我国反贫困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使反贫困走上法制化轨道、扶贫政策区域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展优先的国家支持政策等对策.     

低保制度在城市贫困转型后的治理困境分析

长期以来,低保制度在城市反贫困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随着我国扶贫工作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城市贫困问题凸显,低保制度在城市贫困治理过程中将会遭遇各种困境,包括低保标准与贫困线的衔接、低保群体与城市贫困群体的吻合、救助的外部性和治理的内部性的一致性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治理理念偏差、群体变迁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缺位所致。面对贫困问题的转型,低保制度应该从突出政策导向、构建多元化标准和完善制度体系三个方面进行优化。     

贫困异构与治理集成——基于数字孪生城市的权利逻辑

作为一种新兴技术,数字孪生通过实时映射助推了城市数字化转型,同时带来数字盲区识别的新任务。城市贫困治理建立在盲区识别之上,然而数字孪生技术在识别个体性贫困、区域性贫困以及技术性贫困的同时,也面临着技术性边界。从宏观城市史出发,城市权利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基本逻辑,城市贫困归根到底是权利的贫困,城市权利恰恰由于其非标准化而难以辨析。数字城市的贫困治理需要从技术与制度两个维度协同推进。不同个体、区域的城市贫困差异背后,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身份之间的权利“异构”,数字城市的贫困治理要立足这些差异,通过城市贫困问题的实时映射与政策模拟,为统一的社会保障的制度“集成”提供持续性的技术支持。     

西藏“三岩”片区生态移民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三岩”片区地处西藏“三江流域”的高山峡谷区域，域内坡陡沟深，宜农耕地较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公共服务能力较弱，是典型的“一方水土不能养活一方人”的国家级深度贫困区域。21世纪初，西藏依托天然林保护工程，启动了“三岩”片区的生态移民工作，既有效缓解了当地的生态压力，又使生态移民在新家园中过上了幸福生活，也为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积累了诸多成功经验。但是，生态移民对迁入地生计模式转变的不适应、对社区文化认同度较低，以及自身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至今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因此，本文从进一步发展村集体经济、加强基层组织引领、提高心理认同度、重视文化教育、重视生态移民的可持续增收、移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等角度，提出“三岩”片区生态移民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以期对全面推进西藏乡村振兴工作提供参考。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城市反贫困路径探讨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隐性资源,为城市贫困问题提供了崭新的理论分析视角和政策制定思路。本文在分析城市扶贫政策转变的主要特点的基础上,引入社会资本对扶贫政策进行理论解释,强调社会资本对贫困人口脱贫的能动作用,并对创立贫困人口的社会资本提出几点建议。     

新世纪凉山州彝族贫困地区扶贫问题研究--以喜德县为例

凉山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以相对贫困标准来看,凉山州整个处于落后贫困的状态,并表现出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的特点.本文以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喜德县为例,深入解剖彝族贫困乡村的贫困现状和新世纪的扶贫实践,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凉山彝族扶贫乃至全国扶贫在新世纪面临的几个重要问题,由此提出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政策建议新世纪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应进一步明确扶贫目标和准确界定贫困群体;在全国"一体两翼"的扶贫大方略下,应允许地方,尤其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有针对性的、因地制宜的方式推进贫困村的扶贫工作;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整体推进"的管理主体整合扶贫资源,使扶贫资源最直接有效地靠近扶贫目标;适度调整贫困标准.此外,扶贫应有科学的指导思想,有系统性的政策安排,有专业性的工作队伍,有职能化的组织指导,有规范化的执行.     

广西城镇贫困居民扶助政策实施效果分析及对策研究

随着广西推进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城市贫困问题也日益凸显,为此,广西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城市扶贫政策,但从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还存在问题,其原因及解决对策值得探究。文章基于对广西"十一五"期间城镇扶贫政策实施效果、存在问题等方面进行调查的基础上作简要分析,并提出解决对策。     

行政控制、公共服务与城市基层社区组织功能——对云南省社区的剖析

借助对云南省城市社区调研的资料和数据,通过解剖社区各类工作,昭显社区组织的两大功能:行政控制和社区居民服务需求的满足,后者包括政府提供的针对所有社区的公共服务,以及只针对本社区居民的由社区自身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通过分析,文章提出下列四个命题:(1)行政控制功能和公共服务功能是当前城市基层社区组织的两类主要功能;(2)存在两个层次主体提供公共服务:一是由政府提供,基层社区组织具体执行的公共服务,二是基层社区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3)政府投入水平决定行政控制功能和政府公共服务提供功能的发挥;(4)社区经济、政府投入决定社区公共服务提供功能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