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礼法关系的演进

中国古代法制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就是礼、法关系由分立、对立到合流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实现了古代法律与道德的结合,使法律道德化或道德法律化,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法律传统。     

汉代援礼入法渊源考论

中国古代礼与法产生后,彼此就发生了联系,由最初界限分明的礼刑互补性共存到礼刑渗透,即使在礼法对立的年代,礼法的同义解读及思想家对礼的追寻也没有间断,正因为这种长期的历史积淀,使汉代的援礼入法表现出了新生事物少有的"成熟".     

王夫之的法治观：以礼法之辨为视角

礼法之辨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核心话语之一。政治文明中有关礼法关系的讨论，乃学术界的热点话题。王夫之作为明末清初的思想巨擘，学界对其礼法之辨的精彩阐释却多有忽视。以礼法之辨为视角审视王夫之的法治观主要涵盖如下几个层面：“法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刑以佐礼”；“守义礼为法而乃以成正而无缺”，表现出王夫之在政治哲学方面重礼治轻法治的倾向。     

荀子礼法关系论

荀子推崇礼治 ,同时又提高法律的地位。其隆礼重法视野下的礼法关系理论包括礼的内涵层面的礼中有法 ,政治和社会价值层面的礼法并重 ,儒家理想层面的礼尊法卑等三方面的内容。     

试论荀子的礼法思想

荀子是先秦诸子的最后一位大师,他继承了先秦以来儒家礼学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之上融入时代的精神使之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多年颠扑不破的意识形态基础。经荀子的援礼入法和寓法于礼,礼法已然成为一种兼具道德和法律属性的规范体系,并且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成为贯穿中国古代主流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     

中国古代立法演进的多向度考察

从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到清末,中国古代的立法经历了4000多年的演进历程。这个演进过程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多维的。若从国家性质上考察,它经历了由奴隶制立法到封建制立法的进步;从礼法关系上考察,它体现为礼法合一的刑的时代、法胜礼衰的法的时代和礼法融合的律的时代;从立法技术上考察,它表现为律注结合、律疏结合、律例结合三个发展阶段。正是这种多向度的发展演进的交织与融合才使得中国古代立法文化的发展历久弥新,充满活力。     

礼与法：二程重构政治秩序的双重路径

二程礼学思想继承儒家以礼治国的政治理念,主张将礼的原则精神和制度规范运用到政治领域,实现礼在改造现实社会秩序时的政治功用。同时,二程既注重礼治教化,又高度重视刑罚法律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避免社会动荡和危机时发挥的强制性作用。在二程的政治哲学中,一方面提出了“礼治本于人性”的哲理化主张,从人的天性入手解决礼治的内在基础问题,进而逐步使“礼”由一种外在的仪式升华为本己的、内在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将礼与法之间的紧张关系转化为教化为本、刑政为辅的主次关系。由此,二程的政治哲学在实践层面完成了礼与法的动态结合,在国家政治运作过程中时时处处彰显着礼法之间的体用关系,成为后来影响中国政治思想的重要源流。     

先秦诸子论礼与法(上)

作为思想观念,“礼” 和“法”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上占有突出重要的位置。本文试图通过对先秦诸子就听“礼”与“法” 的观念的论述进行考察和分析,探讨春秋战国时代听“法” 的精神内涵和“礼”与“法” 关系的历史变迁,追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这一段历史进程。     

“见其礼而知其政”:从周公制礼到秦行郡县

我国素称礼仪之邦,古文明绵延不绝。这一特殊性的历史发展路径,可以从"礼"与"政"的关系来探讨:独特农耕文明孕育出的礼制,不仅有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同时也为集权政治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在这一演进的过程中,周公制礼和秦行郡县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重要的制度设计,塑造了中国古代的基本国情:周公制礼的目的在于建构出一个礼乐文明,但也遗留了差等社会,经过战国变法,这一秩序的建构由以"人"为逻辑的礼制升级演进为以"事"为逻辑的法制,为秦统一提供了新的治理方案——郡县制。礼反映了以血缘团体为基础的成熟国家的社会关系,而法反映了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集权国家的政治关系,二者相同的一面又体现了中华文明演进的内在延续性。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表明,礼与政的关系不仅具有共时性的反映关系,也有历时性的因果关系,礼对于中国古代王朝政治制度和道路模式的选择影响深远。     

礼的法典化——论荀子的礼法观变革

在先秦儒家,荀子首先提出了"礼法"概念,开启了儒家礼的法典化进程。荀子释礼为法,将礼从内在心性引向外在法典,展现了儒家内部的礼法观变革;又以礼纳法,批判了法家以严酷刑律治国的思想,提出以礼为国家法典之主导的思想。荀子的礼法思想,以"重建"整个社会制度为归旨,故而为儒家进入政治生活领域打开了通道,提供了范式。     

荀子“礼治”观评议

荀子援法入礼,礼法互补的思想在政治层面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影响深远;本文通过分析荀子的“礼”与“礼治”思想的主要内涵,对荀子礼治观的历史意义与在现实中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可行性问题作了简要的评议。     

论中国古代法律的“法俗”特质

从雷德菲尔德提出的"大传统"和"小传统"概念出发,以"法俗"概念为中心,从民俗学角度解释中国古代法律样式不失为一种新颖的观点。从中国早期法律的原始创制以及儒墨法对其"法俗"特质的形成和影响来看,认识古代法律之难,不全在其律,亦难在其俗;中国古代法律一直追求礼、俗、法的统一。综观秦代法治,"律"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它不仅要"问俗",还要"化俗"。由此,中国古代在国家(礼法)与社会(俗)之间建立了合理的联系,创制了"俗—礼—法"之间渐次递进的社会制度模型,进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法律兼具风俗性法学和理性法学的特点。     

浅议荀子对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影响

荀子之"礼"荡去了孔孟治世思想中的理想主义色彩,具备了严谨性、外律性的特点,成为其思想体系的支点."隆礼重法"、"礼""法"并存的精神贯彻在他的全部政治思想中.荀子维护君权,倡导专制主义,顺应了中国封建统治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方向.荀子的君权思想和礼法观可谓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雏形.     

“礼仪之辨”对春秋政治的影响

春秋时期,经历着礼崩乐坏,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当时贵族们在这一时期建立新秩序的努力。在这一维新政治发展过程中,礼、仪分立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对礼与仪的分辨,仪式化的政治行为由于较低的政治效用而被贵族们放逐到政治之外,对礼则进行了改造,贵族们或仰仗武力,或抽绎传统文化,加强了礼的政治效用。可以说,春秋时期的维新政治是伴随着礼仪分立而进行的。这种分立无疑表明了春秋时期贵族社会认识方式的变化,甚至可以说认识方式的变化是这一时期维新政治更为核心的内容。     

礼与法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

礼与法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是:礼与法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处于混一状态,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分离。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以“周礼”为典型代表的三代之礼是一个严密完备的社会控制体系和政治文化系统,整合了礼与法,处于整体化、系统化的礼法混一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和法家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形势下,对传统的西周“礼治”体系进行了不同方向的扬弃,形成了“法家之法”和“儒家之礼”的分离对立。于是,无所不包的西周“礼治”体系就分解为“法家之法”与“儒家之礼”,礼与法在制度实体和思想理论上都成为两条线索独立并行。     

循天理以成人礼 促平民得成圣王——程颐平民化圣王治世哲学

程颐隆礼重法的平民圣王治国理想深受其理学思想的影响。由于北宋时期道学沦丧、圣人自身所具有的治世品格及平民成圣三者的共同作用,平民化圣王治世才得以可能。程颐理学视域下的圣人具有尽理、设教、清者之量和中和之气等道德品格。但是,圣人在治理国家时并非依托圣人气象的感召,而是依靠理学视域下的礼法并重的观念治理。礼主要包括治国之礼、祭祀之礼、礼与民心等方面,法主要包括三王之法、使民之法和无位治世等内容。程颐的政治哲学＂理想国＂是以圣人、天理为根基,以礼法制度为内容,以民心、民愿为根本的理想国家。     

先秦及西汉的礼法之争

作为一种统治原则的论争,晚清的礼法之争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中国历史的,早在先秦及西汉时期就存在着类似的争论。一是封建制度酝酿与确立时期———春秋战国的儒法之争,一是封建制度调整与修正时期的西汉的盐铁会议。这两次礼法之争与清末的礼法之争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并同时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礼与法矛盾演译逻辑线索上的重要环节。     

小议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西方法律制度最初是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的,宗教的产生和存在对法律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而在中国古代,并没有出现法律与宗教的这种相依相辅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法律影响比较大的是儒家的礼法思想。西方的宗教思想与中国的儒家思想这两种不同的思想观对法律的影响造就了中西方传统法律的不同特点。     

论荀子“隆礼至法”的礼法观及其现实意义

本文认为荀子的人性论是其礼法观的理论基础 ,其礼法观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就是在强调“礼”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 ,也不忽略“法”的作用 ,即其主张礼法并重———“隆礼至法” ,荀子的这种礼法并重的礼法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我们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若干重要关系 ,特别是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的关系 ,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作用     

论中国古代书院的学礼制度

中国古代书院学礼制度源于中国古代学礼制度。书院学礼制度的主要内容分为两大类:一是修学与讲会之礼容礼仪;二是释奠释菜等祭祀礼典活动。书院之学礼,有其自身的特色,书院祭祀系统代表着书院的道统与学统,在完成书院培养人材的目标、继承传播和发展传统的儒家文化方面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