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魏晋时期颍汝、南阳地区的私学与游学

东汉魏晋时期,颖川、汝南、南阳地区的士人在经学研究和政治活动中崭露头角。 东汉顺帝之前,三郡士人以私学教育和游学等学术活动为主,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士人集团。 至东汉后期,三郡的士人集团积极参与政治斗争,并成为社会的中坚,及至魏晋时期,仍然如 此。三郡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游学的兴盛促成了士人集团的形成以及士人走向政治舞台。     

汉唐时期蔡州(汝南郡)社会文化的变迁——淮河上游地域社会研究之一

先秦时期,蔡州地区是南北多种文化的交汇中心之一.战国以来,楚文化逐渐取得在汝南的主导地位,并一直延续至西汉.在儒学(经学)兴盛的东汉,西楚风俗对汝南士人的影响依然有迹可循.东汉一代,汝南郡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地位达到历史时期的顶峰,而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大动荡几乎将这一切摧毁殆尽.隋、唐、北宋三朝,河南仍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区域之一,蔡州却一直处于边缘地带.这是南北朝时期孕育出来的犷戾尚武之淮西风俗能够在唐后期集中释放、北宋以后不能消弭的基本原因.南宋以后,随着河南重要地位的丧失,汝南的边缘化趋势加重,地域文化上与淮北平原合一,成为一个区域文化整体.现今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汉唐之间袁氏的政治沉浮与籍贯更迭——谱牒与中古史研究的一个例证

汉唐之间,汝南汝阳袁氏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籍贯更迭:一次是由陈国扶乐变为汝南汝阳,另一次是由汝南汝阳变为陈郡阳夏。东汉一朝,汝南汝阳袁氏四代在政治上持续发展,并超越陈国扶乐袁氏,成为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汉末袁曹相争,袁绍、袁术兄弟落败,汝南汝阳袁氏迅速沉沦。与此同时,陈郡阳夏袁氏则与新皇权建立起特殊的关系。魏晋南朝频繁易代,他们的政治地位得以蝉联,并最终压倒汝南汝阳袁氏,成为袁氏的正宗所在。南朝后期与王、谢、萧三家并列侨姓之首的袁氏,正是陈郡阳夏的一支。此例说明:中古士族身份的变化,也会反映在谱牒之中,甚至造成他们籍贯的移动。     

士人文化与中国绘画

士人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士人阶层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和阶级结构特点孕育出了独特的士人文化。自魏晋以来 ,士人与中国绘画艺术相结合 ,形成了中国绘画独特的审美倾向 ,并逐渐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本文试图分析形成士人阶层和士人文化的中国教育制度和阶级、阶层结构 ,并进一步阐明中国绘画独特审美风格后面所存在的社会结构因素。     

两晋士人好名之风初探

士人好名的风气并不始于两晋,而是在汉末便已经开始,但是两晋士人营名的风气却很盛行。两晋土人好名之风对当时社会政治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可是,直到目前学术界对此还没有足够的论述,本文试对两晋时期士人好名之风的形成及其主要表现作一番初探。     

“诸葛之成规”与蜀汉兴亡

"诸葛之成规"是诸葛亮治理蜀汉的基本政策,也是蜀汉政权得以维持的政治基础。其核心内涵是"宫中府中俱为一体",以士人统领宫中、府中取代宦官、外戚在宫中的地位。"诸葛之成规"既是承接东汉中期以后士人政治理想,也是刘备、诸葛亮反思汉末政治的结果。在诸葛亮、蒋琬、董允、费祎相继离世后,后主逐渐放弃了"诸葛之成规",并以宦官、外戚、东宫旧臣统领蜀汉政权,打破了蜀汉政权得以维持的政治基础,最终导致蜀汉灭亡。     

东汉时期江南士人群体的兴起

江南素有人才荟萃的美誉，士人对江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从而形成了江南地区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全国经济文化的重心。追溯这一历史过程，起始于东汉时期。江南士人经历了西汉时期的一段沉寂后，随着江南经济日渐发达，文化发展，江南士人群体不断壮大，成为在东汉历史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地域政治团体。在重儒之风的熏染下，江南士人的学术修养日渐加深，取得了相当的学术成就，有著述传世的士人多达二十余人。江南士人群体兴起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原文化的传播，中原官吏的提携，另一方面江南地区经济发展和世家大族的出现，都是江南士人群体在东汉兴起的重要因素。     

从“君为臣纲”到君臣“两立”——汉末君臣关系的新变化

汉末,在政治秩序濒于崩溃的社会现实的刺激下,汉末士人们强调臣之"忠"的条件性,进而明确地提出君臣"两立"的观点,尝试从两个不同的向度对君臣关系作了深入的讨论,从而呈现出与东汉早期"君为臣纲"强调臣对君绝对服从完全不同的特点。     

从“风角杀人”到党锢之祸

汉末张成用风角推占有赦,遂教子杀人,时任地方长官的李膺违背赦令将其子正法,这件事成为党锢之祸的导火索。张成为什么可以凭风角推占有赦?风角是汉代非常流行的一种占术,它之所以能预测政治,是和汉代以天道决人事的灾异谴告思想分不开的。由于灾异思想的影响,汉末的赦令非常频繁,严重干扰了法律的正常实施,早已遭到士大夫的批评。在汉末皇权和士权紧张对立的情况下,这个事件导致了皇权对士权的压制,因而引发了波及全国的党锢之祸。     

从大漠敦煌到弘农华阴——汉末敦煌张氏的迁徙及其家风家学的演变

汉末名臣张奂本敦煌渊泉人,后因平定羌乱有功,朝廷恩准徙居弘农华阴,这是造成史籍关于张奂父子籍贯表述不一的根本原因.作为河陇士人的杰出代表,遭遇党锢之祸的张奂仍然固守着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念,但仕途的险恶以及汉末士人个体意识的日渐觉醒,使张芝、张昶等人毅然放弃了经学儒业,走进了书法艺术的神圣殿堂.张芝草书不仅引发了汉末士人学习草书的热潮,极大地促进了书法的艺术化进程,而且为士人寄托性情、张扬个性、实现人生价值开辟了新的通道,书法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因此大为改观.     

东汉民间士人对地方社会政治的影响

东汉迎来我国古代民间士人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数量大增。他们长期活跃于乡里,凭借博厚的学识与道德,树立一定的私人威望,在地方社会政治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民间士人平息乡讼、感化民众、普及教育,改善了社会风气、促进了文化发展,与官方"道洽政治"的教化目标相一致,有利于地方政治的平稳运作;另一方面,士人们努力保持人格与道义上的独立,或拒召不仕,或抗衡长吏,与官方"野无遗贤"的主导意识相冲突,客观上不利于地方政治的顺利运作。在地方社会与政治的有序运行过程中,民间士人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中国经济政治的空间分布

中国的国土被地形地貌分割成若干单元 ,地理分布与政治结构之间存在张力。经济区分布与自然区大体一致 ,但与行政区划不尽一致 ,中国已形成了行政区经济 ,成为经济的区域化的阻力 ,解决的方案之一是以经济区域为依据 ,建立跨省的行政机构。中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在全国和地方两个层次上均有不对称 ,对策建议是政治中心的适度分散或建立次级的政治中心 ,以与经济多中心一致。中国还存在政治资源高度集中与首都、政治代表性在地区间存在差异等问题。     

“二十四贤”与“汉魏革命”

十卷本《陶潜集·四八目》所载的魏文帝于汉魏禅代之际彰表"二十四贤"之事,可以认为源自确切的汉末魏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二十四贤"的人选构成来自于东汉后期的"清流"士人群体,既包括了积极参与反外戚、反宦官政治活动的官僚士人,也包括了以隐居不仕表达消极反抗之意的民间处士。曹丕在代汉建魏前夕彰表如是面貌的"二十四贤",显示了曹魏王朝君臣以汉末清流的继承者自居的政治立场,也是着眼于重构王朝秩序的"汉魏革命"的组成部分。     

10世纪华北地方士人活动诸层面:以柳开家族为线索

柳开家族是10世纪华北典型的地方士人家族。家族成员任官既有文职、武职,亦有由文转武者。柳开父辈任官中朝廷除授与幕府辟署者交错,仕宦区域集中于魏博六州;兄弟子侄辈则均为朝廷除授之官员,任职区域遍布全国。这两点反映了10世纪华北地方士人家族发展的一般情况。唐末五代世乱之下,地方士人或逃亡隐居,教授乡里;或因仕途狭窄,为求仕进被迫由文转武,效力军门,尤以服务藩镇幕府者居多。到了宋初,随着国家统一、文治兴起,士人仕途前景广阔,隐居不仕者纷纷应举出仕。同时,五代宋初朝廷逐渐收回地方人事权力,幕府僚佐也基本转变为朝廷命官。以柳开家族为线索,我们可以观察到地方士人政治抉择、家族发展的诸多层面及其与时代变迁的复杂关系。     

区分与融合：论北宋审美趣味的变革

随着科举制在北宋的日趋完善,庶族士人逐渐成为政治、文化的主导者。他们是具有“文—官”双重身份的新型士人,这种身份对于审美趣味产生深刻影响。概而言之,就是富“文”又重“道”,士人需要在雄厚的文化素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审美趣味超越政治上的朋党之争,形成一个审美共同体,它既是对异己趣味的排斥与区分,又是对相似趣味的认同与融合。无论是区分,还是融合,士人都有明确而自觉的意识。在北宋士人的共同努力下,审美高度繁荣,超越前人,创造出诸多新的审美范式,对于此后的审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汉晋之际儒家贤能观念的变化

汉晋之际,儒家贤能观念随着儒家思想的历史境遇而变化。政治上,汉末选才失实使儒家贤德观念遭到了曹操求才三令的公然僭越。思想上,才性关系的讨论唤醒了士人个体意识的觉醒,笼罩在士人心头的传统儒家思想开始松动,玄学思潮乘势而起。社会风气层面,魏晋禅代之际,司马氏集团的篡位,使得儒家思想规范下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失去了维系人心的作用,两汉时期对内在贤德的表彰被两晋时期的外在审美所取代。儒家贤能观念的变化在魏晋时期的人物品鉴中表现为由重道德品行向重艺术才华的转向。     

关于汉末“清议”褒贬不一问题辨析——兼及汉末士人儒家传统精神的阐释

东汉末年的士人清议活动对后世影响深远,但历史上对其评价却褒贬不一。所褒者,主要是清议之士惩恶扬善,舍命不渝,努力维护汉家体制的儒家传统精神。所贬者,主要是士人横议朝政的方式及激进的处事方式造成的负面影响。褒评和贬评都有其合理性,但后人更为看重的是汉末士人清议的积极意义,其精神价值在历代士大夫政治间不断得到继承和延续。     

汉末、曹魏时期的名实之争

汉末、曹魏时期,士人欺世盗名,“耦世以取名”的现象普遍存在,所以名与实的关系问题,成为当时有识之士探讨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它是魏晋玄学思潮酝酿阶段非常重要的一环。深入研究汉末、曹魏时期的名实之争,对进一步搞清玄学思潮的缘起,具有颇为重要的意义。     

民意操控、皇权危机与党锢之祸——基于政治文化视角的考察

汉帝国以齐风俗、举谣言、行察举、征隐逸、赐民爵等多种方式建立起皇帝与万民以及朝野之间的具体联系,形成上下互动的统治机制,"民意"也依此被确立为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石。汉末,晋升渠道逐渐受阻于戚、宦实权派的士人群体,以怀抱"澄清天下"的相近价值结成地方至中央的"清流"阶层,并以谣言为武器发起了一场从地方串联至中央的舆论斗争运动。在此过程中,士人不仅裁决、主导着作为民意重要表现形式的"乡论",还进一步结成外在于国家官僚体系的层级有序的组织化形式。这样的民意操控行为触及汉帝国的统治根基,引发了皇权的合法性危机,终致党锢之祸。     

论两汉经学与文学的合离

经学作为儒学官方化的特殊产物自登上学术霸主宝座后,深刻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代文学深受经学的影响,经常背离文学发展的轨道而与经学融合,到汉末,又伴随经学的解体和文化学术的多元,文学才真正从实用价值观中解脱出来,成为一种迷人的独立的文化形态。400年的文学演进历程,清晰地呈现出经学与文学的整合与背离。表现在:一方面代表皇权政治思想的儒家经学思想不仅成为文学创作建构主题的直接知识来源与真理凭据,更与表现士人心态话语的文学形成文化精神上的同构关系,在经学与文学内在的教化层面和外在的应用层面形成实质性整合;另一方面,文学自身所固有的质的规定性导致了两汉文学对经学的背离。经学的兴衰与文学发展的互动是这时期的一大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