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法治建设的逻辑起点

本文从事物发展逻辑次序的角度揭示了中国法治建设的逻辑起点 ,澄清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起点问题 ,纠正了中国法治建设研究中“言必谈西方”的局面。从历史的角度看 ,中国今天进行法治建设的历史起点是原始法治 ,而现实起点基于这样几个方面 ,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农村与城市所构成的二元结构及汹涌而来的全球化浪潮     

论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及其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法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法治思想对其以后法律思想的发展,文艺复兴和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对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进行了阐释和解读,从法治精神的角度进行了新的理解,并进一步对其法治思想进行了历史功绩的评述,从而得出对当前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几点启示。     

中国的法治建设论纲

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在于必须具备法治的精神和反映法治精神的制度 ,中国法治的启动方式应采取政府强行推动与社会双轨驱动法治的模式。中国法治实现的路径应从五个方面着手。     

和谐社会的法治逻辑

和谐社会是人类的理想追求。人类农业文明之前的原始社会是在自然法則支配下的社会,人作为自然物的一员也是按照自然法则行事,物种间和谐有序。人定法的产生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却打破了原始的自然和谐。面对社会的不和谐,党中央提出了加强法制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路,法律这一调解工具必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起关键作用。因此,加强法制建设对促进社会的和谐不仅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势在必行。     

过程起点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析论

在梳理国内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各种观点的基础上,分析论证了各种观点及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存在的不合理性,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是过程起点论”的观点．即从党的二大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这一历史过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点,处于这一过程中的这些“点”连贯起来,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的逻辑起点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学目标是要求学生正确认识中国革命,把握中国的国史、国情,这一目标的实现首先需要在教学中帮助学生明确中国革命的自身特点与逻辑起点,中国革命的逻辑起点实际上也是本门课程教学的逻辑起点。学生在正确理解中国革命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统一的基础上,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形成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的正确判断。     

论马克思理论的逻辑起点与出发点

马克思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本质的人”,出发点是“现实的人”。马克思理论的出发点和逻辑起点的区分,标志了马克思思维方式的彻底变革,为马克思理论的产生和形成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同时,它对我们深化理解马克思理论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逻辑观

逻辑观是困扰当前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根本性问题.两千多年来,逻辑的名称虽几经变化,但对命题形式、推理形式及其有效性的分析,始终是西方逻辑不变的主题.由于中国逻辑史研究是基于西方逻辑的传入而产生的,因此,西方逻辑的逻辑观应当成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基本遵循.     

我国社会转型起始点论析

我国走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萌芽于鸦片战争,成于新中国建立,盛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它是一个渐进演化的历史进程,既有系统完整的历史发展连贯性,又有明显特征的历史发展阶段性。我国社会转型的原点和后续点(亦称新原点)将我国走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较完整地串联起来,承前启后,由此及彼,绘就了一幅惟妙惟肖的中国社会转型完整而系统的历史演进图。     

略论中国的法治资源

法治资源问题的探讨,必然需要以人作为评价主体进行价值判断,由是形成法的价值位阶的争论。价值位阶的讨论旨在权衡各种价值之高低,进而作取舍。此过程中,一些分配理念被触及,由此产生公平与效率何者优先的争论。以此两对价值的冲突大略可窥知法治资源的取舍用殊,从而得法治资源体用之真意,破斥法治本土资源论者的诡辩。     

法治及其与德治关系论

人类关于法的经验和原理,揭示了法治的含义与构成,法治在西方和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和实践及其与德治的关系表明,法治之法应有道德性,但法治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控制模式,是未来中国的必由之路。     

略论中国的法治资源

法治资源问题的探讨,必然需要以人作为评价主体进行价值判断,由是形成法的价值位阶的争论。价值位阶的讨论旨在权衡各种价值之高低,进而作取舍。此过程中,一些分配理念被触及,由此产生公平与效率何者优先的争论。以此两对价值的冲突大略可窥知法治资源的取舍用殊,从而得法治资源体用之真意,破斥法治本土资源论者的诡辩。     

论法治信仰

法治应被信仰,这是实现现代法治的基础和主导观念。本文从法治信仰的观念价值、法治信仰的价值构成、法治信仰的表现等三个方面对法治信仰进行了分析,认为法治信仰不同于法律信仰;教育是培植法治信仰的可选择手段;法治信仰的目的是要建立法治自由。     

浅谈礼治传统对以法治国的影响

礼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以此为核心建立的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治国所采取的手段和方式也是不同的,在现代国家,法治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的水平和程度。中国是个崇尚礼治的国家,深入人心的是礼教。因此,如何在礼治传统深厚的国度里实现法治的转换,如何将中国悠久的礼治传统的负面性转化为现代法治建设的积极因素,是中国实现法治的首要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论法治模式

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 ,使法治模式成为我国未来社会的必然选择。法治模式的内在要素有信仰、原则、制度和规则 :法律信仰是法治模式的灵魂 ,在古代就出现法学家、思想家对法律的信仰 ,但只有融入法治现实的信仰才是法治模式的要素 ;法律原则是法治模式的基石 ,它既是法律信仰的外化 ,又是法律制度、规则建立的基础 ;法律制度是法治模式的构架 ,制度是把信仰、原则与规则联系起来的纽带 ;法律规则作为法治模式的细胞 ,是其他三要素的具体化和载体。只有重视法治模式四要素的建设 ,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法治社会才能形成     

论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变的过渡时期,在混杂多元的社会秩序中确立法治秩序在乡村社会的权威地位,并使其发挥最佳效用,是乡村社会法治秩序建构的关键。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对建构国家法与民间法良性互动关系,实现诉讼解纷方式与非诉讼解纷方式的互补与融合.培育乡民的现代法律意识,处理乡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从而成功实现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论我国历史上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思想

我国古代法家的一切从法而断、依法办事的法治思想和儒家的德主刑辅、注重教化的德治主张 ,对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方略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中国古代社会的“德法”并治论

本文论证了中国古代“德法”并治方略的产生、形成和基本内容,思考了“德法”并治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系,认为“德法”并治的消极实质是人治,与现代的法治相对立。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应该清除传统法律文化即“德法”并治的消极影响,立足于新的历史条件进行制度创新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