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艺创作的“他者化”倾向

东方文艺创作中出现了“为获奖而拍摄“”为翻译而写作”的他者化创作倾向,其肇因是西方对东方的误读,而东方有些艺术家也在迎合这种误读。这种他者化创作会导致许多问题,东方文艺创作者应该负责任地创作。     

东方的"忧郁":川端康成与20世纪中国文学

川端康成及其创作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影响性关系,而川端康成式忧悒或东方化忧郁是理解这种关系的重要构成点.川端康成式忧悒与20世纪中国忧悒类文学的相容性首先体现在审美"虚化"上."虚化"之一是追忆与怀旧叙写,它足以使创作成为对落魄现实的诗意慰藉,并由此而重建生命的意义;之二是情调化抒写,它能将寂寞与忧伤的情致、人性和生命意义的诉求以及文字蕴涵的韵味、妙趣融合一体.其次,相容性的另一表现是"物哀化"叙事.这是一种中国传统美学的"物感说"与日本传统艺术的"物哀美"兼容互洽的结晶.在川端康成的作品和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中,"物哀化"创作表达的是传统的诗意或不合时宜的美好在渐行渐远中所透露出的失乐园意味和挽歌风貌.正是在东方语境中,20世纪中国文学的忧悒类创作既有川端康成式色调,更有其本土化的生成特性.     

"后现代"困境中的中国当代文学

本文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界在理解"后现代主义"时,抽空了巨大的理性文化背景,而造成了严重的误读,由于这种误读,"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表现完全丧失了其原初的解放性意义,而成为了市场和欲望的同谋.它所造成的后果是作家批判立场的丧失和审美表达被欲望展示所代替晚生代作品的欲望化叙事,女性主义文学向女"性"商业主义滑落,反腐小说自身走向腐化.而解救之道则在于重新回到启蒙的批判立场和审美的灵性向度.     

"误读"的文学史 ——解构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史观

美国解构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将他的误读理论推演至文学史领域,建立了一套自律论的文学史观.为此,他提出了六种"修正比",来描述后辈诗人歪曲、误读前辈诗人的六种方式.布鲁姆这套颇为复杂的体系,是在互文性的理论层面上展开的.然而布鲁姆比结构主义者们走得更远,他以独特的误读视角扩建了或者毋宁说拆解了互文性的理论大厦.     

"正读"、误读与曲解 --论文学阅读的三种形态

本文探讨了文学阅读的三种基本形态"正读"、误读和曲解."正读"重视吸收和接受,是一种尽量接近文学作品客观内容的阅读,文本意象内容的复原和创作意图的究问是"正读"的常见步骤;误读强调变更和革新,是一种创造性的文学阅读,它追求对文本意义的自我限定和转换引申;曲解崇尚以我为主、结论先行,是一种主观化、随意性的文学阅读.文章认为,曲解不足取,完全意义上的"正读"也不可能实现,但创造性的误读有必要以"正读"和曲解作为两极屏障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秩序的解体与重构:霍布斯"绝对主权"思想评析

霍布斯的"绝对主权"思想至今仍被"误读"为是为专制主义张目.但只要深入到他写作的时代背景和他的逻辑体系中就会发现,作为一个生活在传统秩序解体、新秩序尚未建立的社会转型期的思想家,霍布斯的理论跨出了现代人类政治生活决定性的一步,是新秩序伟大的建构者.他所建构的新秩序理论根基--绝对主权,虽然未能满足现代人的所有需要,但仍未被超越.     

中国文论中“才”“法”矛盾的解决方式

"才"和"法"这两个文艺创作论范畴有着天然的矛盾.中国古代文论家为此提出了许多解决方式.尚理法者,不大胜也不大败,尚才气者,非大胜则大败.这是中国古代文艺创作实践中解决才法矛盾的最常见思维方式.大部分理论家则认为最恰当的创作原则是"敛才就法".相对于"敛才就法"理论的保守,有识之士所提出的"敛才于法"的观点则体现了中国文艺创作的最高境界.     

文化"误读":一只看不见的手--试论文化"误读"对翻译活动的操控

文化"误读"是主体文化对异域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而翻译活动是最直接的文化交流,因此其各个环节就不可避免地受文化"误读"的影响和制约.本文着重从三个不同侧面分析了文化"误读"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文化"误读"影响翻译文本的选择;文化"误读"导致翻译的"误译";文化"误读"影响翻译策略.最后,作者还探讨了文化"误读"对翻译的影响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积极意义.但同时指出,在一定文化制约下的译者应以文化交流"使者"的身份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尽量减少文化的"误读".     

"清流"张之洞

知人论世,要评价后来的张之洞,应该先了解"清流"张之洞."清流"时期张之洞的交友方式和政治行为,已经表露出他的志向,在于官场速化,而不是其他.他不具备一个划时代人物所应有的人品和理想主义精神.这样的人品和政治抱负,决定了他是旧体制的维护者,而不是新时代的开辟者.     

"我们的遥远的近邻"——印度的中国形象

印度的中国形象在历史时段上分为古代与现代,古代的中国形象出现在神话与信仰的想象关联中,印度与中国、中心与边国的对立等级关系是由佛教信仰确立的.现代的中国形象出现在西方现代性的想象关联中,印度与中国同样成为边国,西方是中心,其差异与等级的关系是由西方现代性确立的.中国或者是与印度分享所谓"亚洲共同性"、"东方精神"的"东方兄弟",或者是在西方现代性世界秩序中,与印度竞争、对峙、排座次的东方对手,中国形象与西方形象同时作为他者,完成现代印度"自我东方化"与"自我西方化"的双重身份认证.现代印度的中国形象包含着三层意义:第一层是知识论的,第二层是意识形态的,第三层是话语理论的.     

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误读"现象

比较文学中的误读是两种文化接触时不可避免的产物。误读既表现为单一的接受过程中接受者对异质文化的"自以为是"的解读,还可以表现为接受者对异质文化的不准确理解甚至误解。造成误读的原因是过分强化了比较文学的开放性特征,即泛学科、泛文化和文化化等。文化的多元与冲突是误读形成的内在因素,跨文化研究是误读的外在条件。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误读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埃兹拉·庞德对儒家经典文化误读与挪用之根源探究

埃兹拉·庞德一生推崇中国文化,孔子、儒家思想是其翻译和创作的重要源泉,他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然而,在如今后理论时代,在“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标签下,庞德对儒家经典文化的误读和挪用饱受诟病。本文旨在寻找庞德对孔子及儒家文化误读与挪用的两方阵营之外的一条客观评价之路,探究他对儒家经典文化误读与挪用的根源,并通过东西方宗教与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来揭示庞德是抵制西方“两希”文明的哲学思潮而转向从东方尤其是孔儒经典中寻找济世良方。     

《文赋》二题

陆机是形式主义者吗?陆机《文赋》以大量的篇幅讲创作的过程与技巧,思想内容方面似乎讲得少一点,于是后人往往指责他有形式主义的倾向.首先提出这种批评的是刘勰,他指责《文赋》"巧而碎乱","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文心雕龙·序志》),这就是说,陆机只是零零碎碎地讲了许多艺术技巧,却没有根据儒家先哲的理论讲文艺创作的根本问题,因此对后人没有什么好处.刘勰此说影响极大,至今     

望文生疑的"徐志摩"——解构析读《错位的东方"康桥"》

关心中国的文学,就会知道批评的可贵,但批评要实事求是.看李兆忠先生<错位的东方"康桥"),给人一种"误读"和"错位"的感觉.本文提出以下几点:一、对"错位"的理解;二、对"史料"的考证;三、对立论的审视,以对松乱与错漏的文章提出质疑,并求教于各位专家.     

论姜夔词的"清空"

姜夔和苏轼同属"清空"的创作风格,但是他们名同而实异,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创作途径.苏轼无意为词、蔑视词体的法度,他的"清空"是一种得之于天,极具个性的风格.姜夔则是有意为词,出入于法度之间,他的"清空"蕴含着一系列的法度,是一种可以普及开来创作风格.正因为姜夔的"清空"讲究法度,所以与吴文英、沈义父的"质实"词法及辛弃疾词的"骚雅"有着必然的联系.     

"客观现代性"与"表达现代性"——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理解

中国的现代性工程在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制度建设、文化创新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与欧美等现代化"先行者"相比还存在某些差距和不足;另外,作为社会状况的"后现代性"也在悄悄出现并与现代性共存.这是中国社会"客观现代性"的特征.与此同时,诸如"发展"、"和谐"、"民族复兴"、"和平崛起"等话语又塑造了中国社会"表达现代性"的形象.在城乡对比的意义上,城市代表着现代性的国家形象,而农民、农民工往往被看做"表达现代性"的"他者".这种"问题化农村-梦想化城市"的叙事体现了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多重性和矛盾性.     

论孔子"述而不作"的误读与历史语境

"述而不作"一直被历代学者认为是孔子乃至整个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但也一直存在误读。这种误读主要是对孔子所处的历史语境的陌生甚至误解,但它对中国文化造成的消积影响却是巨大的。要真正解读孔子"述而不作"的思想,就必须切入到他所在的历史语境,同时,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理解这种类宗教的形而上的表述。     

文本的误读与意义的创生——谈谈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中的"误读"概念

误读,是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在傅伟勋看来,误读是理解的创造性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是使传统理论不至于凝滞并保持鲜活生命力的重要条件.但"创造的诠释学"中的"误读"不能等同于误解,也不能等同于曲解,它并不是一种违背文本含义和作者本意的解读方式,它只是"说出作者应说而未说者".理解作者,必须超越作者,是"误读"方法的要义,也是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的要义.     

全球化语境下的“主体”(他者)争锋——由《我爱比尔》论“第三世界”文化自处问题

华语小说《我爱比尔》被作者王安忆定义为一部"关心现实的小说",其微妙地呈现出一场东西方之间的话语争锋——致力将对方纳入建构"自我"主体性的参照谱系。"全球化"作为无法逃避的文化经验,为各民族提供了更为直接的遭遇机会,同时折射出第三世界国家在现时如何自处的文化主题。在全球化的现实语境中,一切有关民族主体性的诉求都有可能指向"他人"。这为第三世界以"主体间性"为基石?在既成的差序二元格局中"反客为主"提供了机遇。而同时?本土文化作为东方的发言立足点,在全球化浪潮里已被策略性地"他者化",反被西方的消费文化内化为亚洲人自身的文化共识。作为"自我东方主义化"的东方主体,主人公"阿三"与恋人"比尔"的爱情构成了现代东西方文化间的隐喻。而"中国性"所指代的东方本土经验也成为这场"主体"(他者)争锋的焦点所在。     

论顾城的"童话世界"

顾城被人们称为"童话诗人",他的童话世界已成为一种思想,一种诗歌和生活的理念,他带着这种思想理念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也演绎了他另类的人生.本文通过顾城人生中一些重要的因素来分析诗人"童话世界"的产生、发展和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