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生平事迹补正

搜求考订高启生平事迹 ,考知高启除号青邱子、槎轩外 ,还有别号“吹台”。高启应为吴县人而非长洲人。至正戊戌、庚子年间出游吴越实为两次 ,第一次为至正戊戌冬至己亥春 ,第二次为至正庚子春至本年六月之前。根据考证结果 ,对相关诗歌重新编年     

高启吴越之游考论

高启的吴越之游是研究高启生平无法回避的问题,前人之说比较模糊。高启吴越之游的目的和动机实际上是游历、访友。吴越之游共两次:第一次为戊戌冬至前数日至己亥年正月底;第二次为庚子年春至当年六月前。相关诗文系年也应与此相合     

高启吴越之游目的新论

高启吴越之游目的是高启生平事迹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至今未有定论。经过仔细研究相关资料,取得以下结论:高启此行乃是去参加至正十九年在杭州举行的科举考试。弄清高启吴越之游目的,对研究其生平思想、政治态度至关重要。     

高启《青丘子歌》作年辨证

《青丘子歌》是高启的代表作之一．不仅体现着诗人独特的艺术个性，而且对于了解其思想发展也颇为关键。关于这首诗的作年，多数研究者认为，作于至正十八或二十年；而本文认为，作于洪武三年辞官归田之后．     

改良还是革命──对戊戌变法性质的一点探讨

本文从运动的主体、运动主体对现存制度的态度以及运动的方式、途径三个角度对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予以考察，提出了戊戌变法运动是一次社会学命而非社会改良的观点。     

高启诗系年驳正

高启是明初最杰出的诗人,其诗文创作是研究其生平及创作最重要的依据,清雍正年间桐乡金檀《高青丘年谱》和今人沪上陈建华先生《高启诗文系年补正》对于高启相当一部分诗文作了系年,然仍有未审慎和舛误之处,其中《萧山尹明府吴越两山亭》、《约诸君范园看杏花》和《次徐山人与倪云林赠答诗韵》等十数首诗作的系年或错误,或缺乏文献依据,有必要作进一步考辨和重新系年。     

佛门真大德 世间伟丈夫

初见昊立民先生是在1995年冬的北京广济寺。他正由女儿昊年生陪同，乘车前往八大处怫牙舍利塔参加怫事活动。几句话，便结下了奇特的缘份。他清瘦而矍铄，温厚而明澈，不分长幼都叫他“昊老”。复来才知道，“见老”这一称号是比他大20多岁的当代维摩诘赵朴初先生最早叫开的。赵朴初，昊立民，佛门这两位大德的相交已有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了。1950年，吴立民作为唐牛智将军的秘书来到北京，随唐参与筹组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他与赵朴初从那时起便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最近笔者读到赵朴老於1998年元月11日写信给昊立民先生的一封信，其中写道：…     

梁启超的中道精神——谨以此文纪念梁启超诞生一百二十五周年

梁启超对清末至五四时期文化和政治上的偏激倾向持一种批判的立场,在中西文化的位置怎么摆、共和抑或立宪、“民主主义”等问题上,采取一种可贵的中庸立场,从而在当时思想界发挥一种矫枉过正的作用。梁启超是戊戌一代人中唯一一个超越了戊戌时代的人,而且越到后来越表现了一种守成的倾向,甚至几可视为一个现代保守主义者。正是这种守成倾向使他具有一种在当时人看来落后、过时甚至反动,但现在看来却十分正确的中道精神     

戊戌保国会解散原因新探──汪大燮致汪康年函札考

保国会是康有为等维新人士于１８９８年４月在北京发起成立的爱国救亡组织。关于保国会的解散，史学界历来认为是守旧派交章弹劾和诽谤攻击所致。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中收有汪大燮在戊戌年闰三月（１８９８年４月）致汪康年的两通函札。这两封信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一是戊戌保国会的解散与当时驻日公使裕庚的密信有关，二是保国会仅开两次会，而不是三次；三是总署大臣张荫桓是这一事件的知情者。两函为我们重新认识保国会解散的直接原因提供了新的线索和依据。     

《书博鸡者事》浅析

这篇文章选自高启的文集《凫藻集》。高启(公元1336——1374年),字季迪,号槎轩,又号青邱子,长洲(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元朝末年,张士诚据苏州,高启挈家依妇翁周仲达,居吴淞江之青邱,授徒自给,歌咏自适。明朝洪武初年,高启被     

郁达夫南洋作品研究在新加坡

郁达夫南洋作品在新加坡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级:第一个阶段是1980年以前,这一时期以编集郁达夫南游作品、诗词、抗战论文为主,主要研究学者为:温梓川、郑子瑜、王润华、方修、林万菁。第二个阶段是1980年以后,这一时期着重郁达夫晚年散落在南洋各地遗作的搜集与出版;并对佚文的发现进行考证,共搜集了36篇。研究从欣赏层面进入学术层面,也体现了新加坡研究的独立性;研究学者为:王慷鼎、林徐典、姚梦桐、连奇。第三阶段是世纪之交,研究扎根在学术论文中,新加坡国立大学、新跃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术机构的教授与发扬之下而推展研究学术水平,研究意识与方法呈现多元化倾向。     

从儒家思想角度解读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但这一壮举并没有像同时期的哥伦布发现北美大陆那样对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究其历史和社会根源,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春秋郑器与兵方壶论释

春秋郑器"与兵方壶”非常近似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和淅川下寺一号墓出土的龙耳虎足方壶,同李家楼墓的莲鹤方壶也多共同之处.原来可能有两件,另一件现尚隐藏未出."与兵方壶”有铭文76字,约作于郑成公、厘公之世,也可能再晚些,到郑简公的初年.     

“正义”流变考

"正义"本是儒家经典的专用词.开始用"正义"作为阐释体例和文本题目的是唐初由官方认定的<五经正义>,意在止息纷争,整序人伦."义疏"是"正义"之源,"正义"是"义疏"的成熟形式.<五经正义>后,"正义"成为并非限于儒家经典阐释的一种常用的体例形式,而且又衍生出一些变称.自南宋初年浙东荼监司合刻注、疏之后,学林亦称"正义"日疏.其体例也由原来的单疏本,变成注、疏合刊本.     

《史记会注考证新增正义的来源和真伪》辨正——程金造《史记》三家注研究平议之三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系学术价值最高的《史记》古注之一。宋人合刻《史记》三家注,于《正义》删削甚多。合刻本大行于世后,单本《正义》即在中土失传。20世纪初叶,日人泷川资言从传人彼邦的《史记》古本栏外标注,手辑《正义佚存》一千余条,散入《史记会注考证》相关史文之下。读《史》者盛赞其便。20世纪中叶,程金造发表《史记会注考证新增正义的来源和真伪》,宣称佚存《正义》系以伪为真,十分之九出自彼邦人士的伪托。其说迄今仍被学界奉为定论,备受尊崇。细审程文,其引据立论的泷川资言的一段文字,竟是经他精心剪辑而成以利其批评的伪本。 程氏从佚存《正义》中精心选来欲证明其为伪托的例句,经逐条平议,反而证明其非张守节所作莫属。佚存《正义》实为失传已久的部分《正义》的重见天日。泷川资言不愧为张守节功臣。程氏的妄说则须推倒,以免贻误后学。     

《左传》郑人赋诗考论

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朝聘会盟、应对酬酢每每赋诗以见其志。《左传》郑人赋诗具有与他国不同的鲜明特色,他们的赋诗多出于《郑风》,而其它各国赋诗无一例出于《郑风》的,《郑风》在当时又是遭到批判的,可以看出郑人对本国文化的尊重和推崇。《郑风》又多情诗,以男女欢爱喻君臣相得不仅能起到“微言相感”之功效,而且使外交谈判中的氛围显得轻松而愉悦。     

郑晓沧与国立浙江大学

从1929年8月应邀到国立浙江大学任教,至1950年10月国立浙江大学改名为浙江大学,整整21年间,郑晓沧为国立浙江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辅助校长竺可桢办学,创建国立浙江大学教育学系并先后任教育学系主任、国立浙江大学教务长、代理校长、师范学院院长、龙泉分校主任、研究院院长等职。在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岁月里,他与学校不离不弃、休戚与共,为学校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而郑晓沧在其教育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教育思想,以及他为人处世中表现出来的敦厚谦和、尽职尽责、勤奋好学、积极乐观的情操和境界,不仅是浙江大学,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界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郑百文”重组的破产法分析

从破产法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我国现行破产法制度体系的不完善是推动郑百文走上破产法制度体系外重组之路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郑百文重组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表明了完善我国现行破产制度体系尤其是破产预防制度体系是十分必要的;同时,郑百文重组也为我国新《破产法》中重整制度的实施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郑玄经学三论

郑玄经学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学术史上影响非常深远。今天如果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特有的经学形态,至少有以下三点不容忽视:一是郑玄通学的形成与长期以来王朝政治的实际导向有关,二是郑玄经学的基本出发点是王朝的政治统治问题,三是郑玄经学笃信谶纬,由于清代学者的回护,这个问题变得有点模糊了,现在需要重新予以澄清。     

试论《说文解字》“读若某”并非“音近注音”——从段注“音转”看《说文解字》正篆与读若字异部的问题

《说文解字》中正篆与读若字异部而段玉裁注音转者, 有正篆音转和读若字音转两种情况。上古音转会导致一字多音。在正篆与读若字构成的注音框架中, 要么是正篆音转, 读若字分注其不同的读音, 或只注出其中一音; 要么是读若字音转, 用转音给正篆作注。两种情况都是同音作注。在读若字注出转音或者用转音作注的情况下, 从古音系统归部的角度看, 正篆与读若字双方是异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