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民主与治理:全球治理下的抗争政治研究

随着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运动的兴起,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由此发展出有别于常规制度、正式政治的独特政治形态——抗争政治。诸多的理论认为,这一政治形态对其国内政治的民主和治理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对抗争政治历程的研究,指出:一方面,全球化及反全球化运动、全球风险社会都使得全球政治和治理发生大转型,由此引发全球社会运动,抗争从国内走向国际;而另一方面,抗争功能也具有局限性。同时认为,国内和国际层面上的抗争政治,关注全球抗争与民主、治理的关系,呈现出与常规政治不同的性质、特点和功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为什么跨小区的业主组织联盟存在差异 ——一项基于治理结构与政治机会（威胁）的城市比较分析

本文结合社会运动联盟理论和城市治理理论,比较了上海和广州两个城市跨小区的业主组织联盟形态,提出一个基于治理结构与政治机会（威胁）的比较分析框架来理解两个城市业主组织联盟形态的差异。研究发现,与广州相比,上海的物业管理制度更加完善,基层治理组织架构也更加健全,体制内支持者相对缺乏,从而降低了社会冲突发生以及冲突激化为社会性公共议题的可能性。考虑到都市抗争的反应性特征以及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所具有的社会控制和利益表达双重功能,都市抗争研究应该具体分析行动限制的制度根源、国家在预防社会抗争出现以及在抗争过程中的多重角色。     

十年来中国抗争运动研究评述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抗争运动爆发的频度和影响力不断增长,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海内外关于这一题域的研究也日渐兴起。这一研究题域在概念谱系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以过程分析、结构分析和机制分析作为其主要的分析路径,以集体行动、日常抵抗、社会动员以及政治过程等理论为指导,并特别关注抗争运动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规范性实证研究的比例正在上升,定量研究和比较研究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

社会弱者并不必然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弱势地位,有时甚至拥有优势。在评述和借鉴农民维权抗争,特别是体现为“弱者的武器”的日常抵抗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农民底层政治的自主性作为分析农民的维权抗争的基点,同时将关注焦点放在农民维权抗争的日常事件上,从而发现了农民的另一种底层抗争的政治机制——“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本研究论述了弱者所具有的隐性力量及以弱者身份作为武器进行抗争的作为,即回答了“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的问题,从而对学界以往对弱者的传统认识提出了修正。本文最后指出,“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的抗争机制的研究对于社会管理与发展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农民维权活动的理法抗争及其理论解释——两起征地案例的启示

基于对广西两个征地案例的研究,本文发现,农民维权抗争的实践逻辑,不能用现有的“日常反抗”、“法权抗争”和“规则模式”框架来解释。当地农民维权活动的一般性特征可称之为“理法抗争”,其行为理据、策略选择和目标制定都在合“理”合“法”的框架内。具体表现为：对被征土地的“待价而沽”、积极运用“拖”的抗争策略、在集体行动中并用“理”与“法”的行动策略,不使事态失控,不与地方政府交恶。农民的“理法”抗争,既根植于乡土社会,也因中国政府政治合法性的转变而导致的国家对稳定的刚性需求、地方追求经济绩效和维稳工作实践之间始终存在某种张力,正是这种张力促使农民在与地方政府争取拥有平等对话主体资质的抗争过程中形成某种“默契”。     

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工人依法维权的集体行动策略——以上海SNS企业工人抗争为例

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对于底层工人来说,争取合法权益的同时还要计算在这个过程中的经济成本与政治风险,因此“安全”、“有效”而又“可持续存在”的抗争方式是工人在采取行动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本文以上海某制造企业工人两次依法维权的行动为例,提出在这种逻辑下工人抗争所采取的“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的策略,既为抗争提供了组织保障,又提供了行动的合法性。最后,文章将这种抗争策略放在中国宏观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进行了讨论。     

以理抗争:都市集体行动的策略——以广州南园的业主维权为例

本文描述和分析了广州一个社区就物业管理费和业委会展开的集体行动,试图说明在城市中产阶层业主维权运动中,以中老年人为主体的社区运动及其行动策略的产生,一方面是“依法抗争”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受到“以理抗争”的多重文化逻辑的影响,即包括行动者基于利益理性的“依法抗争”、基于家园认同所寻求的日常生活的道德平衡,以及以往社会主义群众动员孕育的人民抗争的话语/价值体系。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以理抗争”与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以法抗争”,既有着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它推动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变。     

Social Conflict in Rural China Today: Observationsand Analysis on Farmers’ Struggles to Safeguard Their Rights

近十年来,中国农村所发生的社会冲突,主要是工具性冲突,性质表现为农民的维权抗争活动。就其过程和形式而言,经历了从“依法抗争”到“以法抗争”的转变;从其诉求的内容来看,“税费争议”和“土地纠纷”是不同时期的焦点问题;以其后果和绩效而论,农民的维权抗争活动成为较强的社会压力,对国家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多学科视角下的社会抗争研究

当前,中国社会抗争的性质、动因和治理问题形成了各具特色又相互关联的研究理路：社会抗争的社会学研究更多地从社会（结构）出发,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等因素对社会抗争的结构性影响;社会抗争的法学研究更多地从公民（主体）出发,研究公民权利维护和救济以及国家对社会抗争的法治;社会抗争的政治学研究侧重从国家和政府（制度）出发,以抗争政治学为理论范式,关注社会抗争的性质和治理。本文分析了社会抗争研究的三种理论路径,希望社会抗争治理研究上能形成合力。     

"搭便车"行为的再认识:类型、成因与实际影响——以集体维权过程为例

"搭便车"行为普遍存在于集体维权过程,此类行为可进行分类研究.以城中村拆迁中的集体维权为例,"搭便车"行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型"搭便车",即完全不参加维权以及参加维权而不愿意出资,但分享抗争成果的行为;另一类是自保型"搭便车",即出了资且愿意参加维权的部分人,在实施风险较大的抗争行动时"临阵退缩",坐等他人"冲锋陷阵"却保留自己勇气和行动的行为.对维权组织而言,后者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远大于前者.     

西方社会性别概念及其测量的回顾与评述

社会性别概念产生于西方女性主义运动,是基于性别角色概念和女性主义概念而发展起来的.伴随着社会性别概念内涵的历史变迁,对它的测量也经历了性别角色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并且出现过一些比较权威的量表.     

社会学的想象与想象的社会学:帕森斯、米尔斯社会学研究进路比较论要

帕森斯的社会理论和米尔斯的社会研究是“二战”后美国社会学的两条重要且独特的研究路径。帕森斯倡导社会科学中的一般理论研究,核心在于理论和经验的互惠发展的动力学,意在促进社会科学的积累性发展,但确立统一的社会科学无异于建立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学术巴别塔”。米尔斯强调的基于社会学想象的社会研究纲领,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导向的社会研究,最终难免落入学术和政治的双重“想象”困境。研究范式的差异,导致他们对其身处的美国社会作出了判然有别的研究论断。进而言之,这种差异的背后隐含着研究者对现代性问题的不同态度以及政治立场上的深刻分歧。     

影响抗争成效的内因初探：对三个底层维权组织的考察和分析

当前,学界研究者主要从抗争策略与维权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制约出发,分析影响底层抗争成效的因素,但对于抗争者或抗争组织自身而言,这些因素均属外因的范畴。事实表明,影响底层抗争成效的原因除了外因之外,还包括若干体现抗争者或者抗争组织内在状态的因子。本文通过对H市“城中村”改造中草根维权组织的长期观察发现,在外因大体相同的情况下,导致抗争效果显著不同的诱因在于抗争组织的内部差异。以A、B、C三个组织的运作过程和效果比较为基础,笔者认为,影响底层抗争成效的内在因素主要包括：草根民众对维权抗争的认同基础、维权骨干的对群众的引导能力、主要成员之间的团结程度及其代表群众实施维权的技能高低等四个方面。     

学术发展与跨越：抗争政治理论的本土化尝试 读《“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1(应星,2011)是研究中国抗争政治的一本新著,其理论尝试和学术观点引起了学界的广泛争议.书中不乏作者对社会转型时期抗争政治现象研究的敏感观察力,也体现了丰富的社会学想像力（米尔斯,2005）.因此,从适宜的视角去诠释该文本,构成了本文评述的尝试性探索.     

跨越国家赋予的权利？——对广州市业主抗争的个案研究

维权实践的屡屡受挫逐渐使广州业主抗争者看到了另一个层面集体诉求的对象--不合理的规则。于是,一方面,对规则制定权威的信任,促使他们改变抗争诉求,将反应性的规则执行参与行动转换为进取性的规则制定参与行动。另一方面,“有组织抗争”增进了跨小区层面的业主团结和相互信任感,将原本没有直接利益关联的业主个人的微观社会资本转换成为组织的宏观社会资本。不过,为了避免被指责为与当地政府作对,抗争者在建构抗争话语和策略时不得不向国家靠拢,使得国家支配性的政治话语和国家赋权的一元性制度安排融入了动员结构进而规制了抗争行动。结果,业主们提出的进取性诉求,不过是倚仗高阶规则之权威要求低阶规则制定者兑现国家既已赋予的权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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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国际政治-国内政治”关联的分析框架——基于韩国政治发展的研究

韩国在政治发展的道路上,有两条路径贯穿始终:一条是通过移植西方民主制来推动整个社会的民主化；另一条是威权政府通过政治自由化来缓解国家所承受的国际和国内压力.本文旨在运用“国际政治-国内政治”的分析范式,对影响韩国政治发展中的国际和国内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并构建“国际-国内”关联的分析框架.本文认为,国内政治是国际体系中的国内政治,一国的政治发展是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互动的结果,必须把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的互动视为一种循环往复的过程,并置于国际体系背景下进行全面审视.     

西方“政治多元化”理论评析

“政治多元化”理论是现代西方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政治多元化”作为一个政治学概念,具有两个层面的不同指向:一是作为社会政治现象的“政治多元化”;二是作为特定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形式的“政治多元化”,即“政治多元主义”。两者有着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政治多元化”理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面临内外种种困难选择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试图用调整资产阶级统治方式来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理论。本文从社会基础、方法论、理论要旨及阶级实质等方面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评析。     

生态社会主义述评

生态社会主义是近３０年来西方新崛起的社会思潮和运动，被西方一些左翼人士称为“２１世纪的社会主义”。本文在系统介绍生态社会主义的起源、主要代表人物、主要发展阶段的基础上，扼要地阐述了它的主要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尤其是着重阐释和分析了生态社会主义在９０年代的新发展。本文是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发展的全面回顾和历史总结     

互联网与抗争行动：理论模型、中国经验及研究进展

互联网的出现对抗争行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关于互联网与抗争行动的研究也逐年增多。由于这些研究分散于不同学科,不同研究之间缺乏相对统一的理论框架,从而妨碍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笔者对相关的文献进行回顾与梳理,归纳了互联网影响抗争行动的三种不同的理论模型。此外,本文还回顾了在中国情景下的研究成果,包括互联网与抗争行动、市民社会发育等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最后对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了简要的讨论。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是社会理论的当代进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方面,吉登斯、布迪厄等社会理论大师在现代性架构下检视空间与社会的交互关系对于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后现代社会理论家采用一系列的地理学概念和隐喻来探索日益复杂和分化的社会世界。本文旨在系统地呈现这一转向的基本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