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与生命价值教育

对大学生进行生命价值教育刻不容缓、意义重大。在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进行生命价值教育具有独特价值,缘于"基础"课与生命价值教育在教学目标上的相似性,在教学内容上的关联性,以及在教学方式上相得益彰的转换性。在"基础"课中实施生命价值教育的基本路径为:从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角度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从尊重生命价值的角度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从捍卫生命价值的角度帮助学生培养健全的法律观。在"基础"课中开展生命价值教育宜选用案例教学法,并在教学中遵循科学性和人文性相结合的原则及认知性和践行性相结合的原则。     

“儒学第三期发展”重思

以面对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为使命,并相信儒家才是国家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基础和准绳而形成的一个儒学新的发展阶段被称之为"儒学第三期发展"。儒学第三期标志着其处境和使命的转移。就时段而言,目前所处的阶段依然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开端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章太炎,当下的最典型代表人物则是大陆新儒家群体。"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核心使命是对儒家价值的支持和其符合民族国家的建构,因此,其具体的任务可以分解为几个方面:第一,儒家可以成为当代中国的重要价值支撑;第二,以公民宗教为导向的儒教建构;第三,制度创新是儒家参与社会发展的现实使命;第四,儒家要积极地参与世界秩序的建构。     

中国近代“国学”的“东学”渊源

中国近代学者一般把"日本学术"称谓"东学"。虽然中国古代早有"国学"之词,但是古代的"国学"一般指国家的贵族学校。然而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一般指本国传统固有的学术。在中国近代,一度出现了"国学"热,根据考证中国近代"国学"与"东学"有密切关系。其一,中国近代"国学"概念源于"东学"。据考证:中国近代"国学"概念借用了近代"日本学术"中的"国学"概念。其二,中国近代"国学"大师的思想深受"东学"影响。中国近代"国学"大师中,大多数国学大师思想都受到了近代日本学术的影响,即受了"东学"之影响。梁启超、康有为、王国维、章太炎、黄遵宪、刘师培等大多数中国近代国学大师,都数次东渡日本,其思想深深留有"东学"之烙印。其三,中国近代从"西学热"到"国学热"深受"东学"影响。由于中国近代"国学"大师受到日本近代"国粹派"思想的巨大刺激,思维方式从热衷于"西学"的对外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转向了潜心研究本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国学热",并且力图从本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中华之精神,铸造东方中华之魂,以求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故而,不可回避地说:中国近代"国学"与"东学"有着深厚的渊源。     

正确认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走出三个误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忠恕思想的真谛,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正确认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必须走出三个误区:一是要"多让古人说话",走出曲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意的误区;二是具体地分析其局限性,走出把其局限性简单等同于其阶级性和欺骗性的误区;三是客观中肯地评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价值,走出拔高其现代价值的误区。走出这三个误区不仅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的真谛,更有利于我们借鉴这一思想治疗化解当今世界危机。     

论先秦儒家“善”的三重境界

先秦儒家对“善”的境界的阐发，具有三个层级：一是以“自足其乐”为中心的一般境界，此种境界追求的“乐”并非物质生活的享受，而是内心的充实快乐，以此实现自我的价值，发挥“善”的潜质，达到理想人格；二是渐次境界的淑世情怀，体现为博施济众、修己安人的道德精神，并将个人之善推广到天下，使个人与群体关系达到和谐；三是最高境界的止于至善，这是儒家所提倡的最高的价值目标和道德境界，“至善”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对本性的复归，自我生命的升华。     

“雷锋精神”对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及实现途径

雷锋精神是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实践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信仰精神,其基本内涵是奉献服务精神、艰苦奋斗精神、"螺丝钉"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在新时期,积极贯彻十八大精神,有必要将雷锋精神对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及传承的途径做进一步的探索,使大学生在社会生活中敢当"雷锋人"、愿当"雷锋人""、善当"雷锋人。     

“三留守”关爱服务体系实体保障机制建设的思考

"三留守"关爱服务体系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其实体保障机制要从制度、机制、保障等方面健全,探索国家决策、实体制度和地方实体制度的纵向完善机制,健全明确牵头单位、主体成员组织、关爱服务主体权责的横向完善机制,完善制度建设纵横交错、填补盲点的制度机制,推进"三留守"关爱服务体系实体、政策、组织、投入、社会参与的机制保障建设。只有从机制完善上着力,才能保证实体建设过程遵循内在必然性展开,建设的实体制度才具有科学性、可行性,才能保证其实施的有效性。     

“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学从对西方社会理论的引进、消化、吸收逐渐走向自主创新。中国作为拥有独特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以及庞大人口的东方大国,其所发生的巨大变迁给中国社会学界的自主创新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营养与资源。近年来学界所热议的关于中国发展模式与道路的"中国经验"问题便是在这个基础上生发出来的。然而,相对于"中国经验"讨论的热闹状况而言,"中国体验"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其所蕴涵的独特内涵、分析路径以及方法论意义还不为学界所知。有鉴于此,本刊组织了四篇笔谈文章,分别从不同方面阐述了"中国体验"的社会学意义,以飨读者。其中,周晓虹教授提出,我们可以将"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视为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或转型的双重视角,单单研究或重视宏观的"中国经验"是不完整的,"中国体验"起码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意义和价值。王浩斌博士指出,将"中国体验"界定为"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是欲求为时代精神找到一种社会学的表述。使用价值观而不使用哲学、意识形态等概念,使用社会心态而不使用传统的社会心理概念,是社会学对中国人文化与心理嬗变的独特把握,是时代精神的社会学表达。王小章教授以中国社会在制度(体制)层面、结构层面和社会心理层面的巨大变化为分析背景,对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关注"中国体验"的深层根据进行了剖析。成伯清教授提出,关注"中国体验"就是要确立中国人的时代精神的内在价值,走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心态世界和情感世界,即关注中国人自身的生命历程。     

贾谊的“过秦”论及其“六经”思想基础

思想家、史学家贾谊的"过秦"论,是汉初"过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贾谊"过秦"论的历史视角分为"攻"与"守"两个阶段,具体分析了秦之兴亡的原因,得出了"攻守势异"的历史认识;贾谊"过秦"论的目的是为西汉皇朝的政治统治提供历史借鉴,由此提出了具体的仁义治国理论。同时,贾谊是汉初"六经"的重要传人。其"六经"思想继承了先秦儒家特别是荀子的思想,并将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从天道观上作出了论证。在此基础上,贾谊具体阐述了"六经"经传内蕴的仁爱、礼治思想。这些"六经"之论,成为其"过秦"历史总结的思想基础。     

借助“逆城市化”的力量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一定水平后城市功能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冲动。"城市化"聚集的资源和产业越多",逆城市化"分解这些资源和产业的趋势就越强。成都"城乡一体化",科学地利用了城市化进程中"逆城市化"的规律和力量,其实践意义就是解决了长期困绕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难题和"大城市病"问题,具有在全国推广的普适性;其理论价值丰富了城市化。成都"城乡一体化"的实践为我们研究城市发展规律创造了新的视野。     

如何再造中学语文“艺术型”新课堂

中学语文课堂不应该是“科研型”教 学课堂。而应该是“艺术型”的中学语文课堂。 “艺术型”的中学语文课堂是师生的生命交互作用与共同创造。中学语文教师必须与学生一起创造个性话的中学语文艺术课堂，实现师生的生命价值。     

论“八荣八耻”的哲学蕴意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从操作层面看,是作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道德标准和今后道德建设的目标而存在的,但若深入分析其内涵,则发现其中蕴涵着丰富的哲学蕴意,如充实了人自身发展的规律理论;明晰了长期以来甚为模糊的作用客体;完成了从传统道德标准到当代道德标准的根本转变;实现了和谐社会构建与公民道德建设的耦合。     

“寄”与郭象“独化”哲学之关系考

"寄"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常常与"兴"联系在一起,但二者有着明显的界限区分。"兴"的艺术手法仅限于展示自然界简单的类比关系,而"寄"是将情落实于物之上,从而使得他物闪烁出主体的生命精神,二者之差即在个体之情的投注有无。"寄"这种强调个体化、情感化的艺术手法有赖于主体审美的艺术觉醒以及物我区分的高度发达。郭象"独化"哲学彻底打破了物我之隔,还给世人一个本然无主的天地世界,将物之美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地。郭象玄学是一种世俗化、人生化的学说,它带来了个性主义空前的高扬,催生了中国山水游赏风气的盛行,给文人大规模的个性化情感创作提供了契机。从某种意义上看,"寄"的成熟发展与郭象"独化"哲学为同一思想文化脉络下产生的桴鼓相应的文化现象。     

试论北方口语中“等”类话语标记

北方口语中的"等"类话语标记包括"等"、"你等"、"等到"、"你等到"、"赶"、"你赶"等。话语标记"等"是由动词"等"虚化而来的,它经常与"你"、"到"等连用,因此"你等、等到、你等到"都演变为话语标记。同样,话语标记"赶"由动词"赶"虚化而来,由于经常与"你"连用,"你赶"也演变为话语标记。由于"等"、"赶"等话语标记功能相同,因此统称为"等"类话语标记。"等"类话语标记具有元语用功能、话题转接功能和语篇衔接功能,表现了说话人组织话语顺序的元语用意识。我们还把自然口语中的"等"类话语标记与书面语中的话题转接标记"至于"进行比较,指出二者之间的相同之处及分布上的细微差别,认为造成差别的原因在于适用语体的不同。     

“穷二代”与“富二代”: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

财富差距的代际转移形成了较有典型性的"贫二代"和"富二代"社会分层。基于不同的出生背景和成长环境,"贫二代"和"富二代"们各自表现着不同的行为特征。但共通的是,他们所具有的一些特质潜藏着众多危及社会的隐患,极端化的案例已频频发生。"问题"语境下的"贫二代"和"富二代"们对于社会的危害是双重的,一方面在于他们不同的偏执思想引发反社会行为;另一方面则是源于财富差距的扩大化造成"贫二代"与"富二代"之间矛盾加剧。除了通过合理渠道对他们施以教育社会化等有效措施外,还需从根源处着手化解这种隐忧,即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梦”:意识形态范畴的认知逻辑及其理论张力

修辞表达上,"中国梦"从物理、地理、心理空间等维度,合理地将地理中国、文化中国、心理中国与其他国家、民族的空间区域做了合理切分。"中国梦"既统摄今天的中国,对内引导社会实现更加强大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自组织;同时,对外传播中华文明,实现当代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合理辐射,影响转型中的世界。"中国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其表达大众化,内隐相应的修辞逻辑与政治逻辑,并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中国梦"的社会效应与其可能的理论张力构成逻辑关联。理论张力越是趋于至大,其内蕴的社会效应也随之趋向更大。     

雷蒙·威廉斯“共同文化”思想:基于一种整体性的文化观

在对英国精英主义文化传统的批判性反思中,雷蒙·威廉斯确立了其关于文化的主要论点,包括: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文化是平常的;大众的根源是将人视为大众的观察方式;大众文化导致文化标准下降的说法值得质疑。在此基础上威廉斯提出:"共同文化"是基于生命平等原则的、自由的、贡献式的、有差异性的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具有创造意义和价值观的漫长过程;文化在本质上是民主的。威廉斯关于"共同文化"的系列思想对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中国体验”是一种时代精神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学从对西方社会理论的引进、消化、吸收逐渐走向自主创新。中国作为拥有独特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以及庞大人口的东方大国,其所发生的巨大变迁给中国社会学界的自主创新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营养与资源。近年来学界所热议的关于中国发展模式与道路的"中国经验"问题便是在这个基础上生发出来的。然而,相对于"中国经验"讨论的热闹状况而言,"中国体验"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其所蕴涵的独特内涵、分析路径以及方法论意义还不为学界所知。有鉴于此,本刊组织了四篇笔谈文章,分别从不同方面阐述了"中国体验"的社会学意义,以飨读者。其中,周晓虹教授提出,我们可以将"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视为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或转型的双重视角,单单研究或重视宏观的"中国经验"是不完整的,"中国体验"起码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意义和价值。王浩斌博士指出,将"中国体验"界定为"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是欲求为时代精神找到一种社会学的表述。使用价值观而不使用哲学、意识形态等概念,使用社会心态而不使用传统的社会心理概念,是社会学对中国人文化与心理嬗变的独特把握,是时代精神的社会学表达。王小章教授以中国社会在制度(体制)层面、结构层面和社会心理层面的巨大变化为分析背景,对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关注"中国体验"的深层根据进行了剖析。成伯清教授提出,关注"中国体验"就是要确立中国人的时代精神的内在价值,走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心态世界和情感世界,即关注中国人自身的生命历程。     

“中国体验”的意义和价值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学从对西方社会理论的引进、消化、吸收逐渐走向自主创新。中国作为拥有独特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以及庞大人口的东方大国,其所发生的巨大变迁给中国社会学界的自主创新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营养与资源。近年来学界所热议的关于中国发展模式与道路的"中国经验"问题便是在这个基础上生发出来的。然而,相对于"中国经验"讨论的热闹状况而言,"中国体验"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其所蕴涵的独特内涵、分析路径以及方法论意义还不为学界所知。有鉴于此,本刊组织了四篇笔谈文章,分别从不同方面阐述了"中国体验"的社会学意义,以飨读者。其中,周晓虹教授提出,我们可以将"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视为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或转型的双重视角,单单研究或重视宏观的"中国经验"是不完整的,"中国体验"起码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意义和价值。王浩斌博士指出,将"中国体验"界定为"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是欲求为时代精神找到一种社会学的表述。使用价值观而不使用哲学、意识形态等概念,使用社会心态而不使用传统的社会心理概念,是社会学对中国人文化与心理嬗变的独特把握,是时代精神的社会学表达。王小章教授以中国社会在制度(体制)层面、结构层面和社会心理层面的巨大变化为分析背景,对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关注"中国体验"的深层根据进行了剖析。成伯清教授提出,关注"中国体验"就是要确立中国人的时代精神的内在价值,走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心态世界和情感世界,即关注中国人自身的生命历程。     

对新世纪前十年“红色经典”改编剧中价值取向的审视

回顾新世纪前十年,"红色经典"改编剧的发展轨迹表面上展示了"红色经典"与新的时代语境之间的文化共振,但更多地呈现出"红色经典"的价值取向与当下社会文化之间的不适与错位。以"红色经典"改编剧引发的一系列文化与政治事件为镜像,折射出"红色经典"改编剧对"红色经典"基本价值与理念传承过程中的变化;从主流文化、文化怀旧与商业资本三个维度对"红色经典"改编剧的价值取向进行分析,发掘"红色经典"改编剧对"红色经典"价值判断和情感诉求的继承与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