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视角——“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学术研讨会综述

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出土文献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贡献日益突出。2015年6月6日至7日在北京召开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百年来的出土文献,尤其是新出土或新整理的资料,从出土文献与古史研究,出土文献与秦汉制度史研究,出土文献与秦汉政治、行政、法律史研究,出土文献与学术史研究等几个方面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展示了考古发掘、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最新进展,为先秦秦汉史乃至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开辟了新领域、新视角,推动了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第四届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4年8月8日至9日,第四届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山东蓬莱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有90余位,其中既有来自国内2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也有来自台湾以及韩国的学者。中外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者齐聚一堂,就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交流、讨论和对话。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100余篇。从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学科的理论、中国古代文学名家名著、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重构、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的早期形态、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清华简"等新出土文学文献等方面进行研讨,产生了一些新颖的学术观点和多元的研究方法。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计会述要

为了推动出土文献对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的研究和深入开展，由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和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办，先秦史学会、秦汉史学会、中国文字学会、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协办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6月17日至18日在北京西郊宾馆举行。来自海内外的120余位专家学者莅临会议.     

上古史新研——试论两周古史系统的四阶段变化

顾颉刚等的上古史研究,深有影响,足资借鉴。近几十年来,地下出土文献使人们对于古书形成、古书篇章年代的判定有了新认识,对于涉及上古史的一些传世文献的形成年代有了新看法。本文利用前人时贤的研究成果,指出周人的古史系统有三次建构,存在三阶段差别,周人逐步将祖先的时代提前,最终以黄帝为祖,形成了一个以炎黄为中心的复杂的古史系统。此后战国时期的诸侯囯与诸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其中黄帝一元的古史系统影响最大,但也出现了很多疑难。如果认识到先秦对于古史系统的构拟存在时代差别,有利于我们解决上古史中的一些问题。     

战国古玺所见官名研究三则

在已经公布的战国出土文献中,有不少与职官相关的材料,对我们研究战国官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以出土文献材料为立足点,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对比研究可知:赵玺中的"将行"是率领行伍的职官,与<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秦官"将行"名同而实异;楚玺的职官"筑邦率"是负责营造邦国城邑的工官之长;燕玺中的官名"大史",还可证明战国时燕国也设有太史一职.     

古史重建迎来了黄金时代——建构中国特色文史学科理论体系浅议之二

近一百年来的考古大发现,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是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先秦史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狭隘认识。其次是帮助我们对传世文献作进一步审查弥补。其三,解开了许多过去不为学界所知的上古史事。综合这几个方面,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展望,历代学者孜孜努力的古史重建工作,终于迎来了黄金时代。古史重建工作的推进,使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从而总结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规律,建构中华文明三大学科体系,都成为可能。古史重建工作任重道远,前景广阔,对坚定当今中国道路自信、文化自信,都将发挥积极意义。     

"山川群神"新探

先秦文献中所载"山川群神"问题,与学者对于原始宗教学的理解相关,亦与古代神话学问题相关,同时也是在已知最早的文字出现之前触及上古史的一个可能的支点。近现代学者对"山川群神"问题的研究,为探讨中国古代的原始宗教学、神话学以及政治社会性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例证。     

从文献史、书籍史到文献文化史

中国学术传统对文献的重视,使文献校雠之学、文献史、出版史、藏书史等专门研究在现当代以来得到持续发展,但这些研究仍然缺乏对整体文献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关注。当代海外汉学进行的中国书籍社会史研究,则因单纯移植西方"书籍史"问题意识而呈现出种种不足。与西方不同,中国文献书籍社会、文化意义的根本问题是文献图书的悠久历史与古代社会发展和文化传统延续的内在关系及其内涵。只有在此问题意识下展开"文献—文化"的探讨,才能达成关于中国古代文献历史、作用、意义的自我思考的拓展和深化。     

从《新中国出土墓志》看《汉语大词典》之微瑕

出土文献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以《新中国出土墓志》为例,其所贮存的一些语料在训诂学、辞书学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之对照《汉语大词典》,便可发现其在词目、释义和书证等方面还存在着小小的疏失。因此,充分利用出土文献及其最新研究成果,对于《汉语大词典》的修订和汉语词汇史的研究都不无裨益。     

内蒙古民族师院古埃及史研究成果简介

内蒙古民族师院世界上古史(埃及史)研究所,经学院申请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已于1991年10月12日成立。这是目前国内以研究古埃及为主的唯一的研究所。在研究所成立大会上,东北师大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博士导师林志纯教授、北师大史学研究所博士导师刘家和教授和华东师大历史系孙道天教授应邀前来祝贺并进行了学术报告。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等单位和个人以及美国埃及学家苗爱德教授发来了贺信与贺电。民族师院世界上古史(埃及史)研究所经过了多年的酝酿和准备,完成了筹建工作。研     

史境求证:中国艺术史建构的基础

中国艺术史学的研究与建构需要大量而充足的史料(作品、文献),所使用的"史料"必须是真实可信的。历史上有不少伪造文献和伪作,给史学的研究与建构带来了干扰和难度。无论是何种专门史的建构,都需要对所使用的"史料"进行甄别和鉴定。中国艺术史学的建构同样如此。"史境求证"是研究与建构中国艺术史学的一项基本工作。"史境"这一概念,包含了历史文化与社会环境、历史政治与经济环境和历史文化交流环境等,即强调历史中各种环境之综合。史境与史料(作品、文献)直接发生联系,没有脱离"史境"的"史料",也没有无"史料"的"史境"。故此在"史境"中考证史料的真实性和解读其各种含义,史料才是有效与有价值的。"史境求证"是建构中国艺术史的一个有效的基本工作。     

汉语修辞史研究综论

从修辞史与修辞学史及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如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等研究的比较以及从修辞史自身的"史学"价值角度看,研究修辞史很有必要也非常迫切.汉语修辞史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一切可以接触、辨认的汉语修辞文本--包括所有汉语文献典籍和出土文献的语料,也包括现代互联网上的各种汉语语料资源.修辞史的研究任务就是在历史中探询、揭示、描述各种修辞现象的生灭规律,寻找它们的内在有机联系和演变轨迹,建构完整的修辞史理论体系.在运用归纳法、比较法等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应注意借鉴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阐释论等现代理论方法.要努力挖掘汉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丰富的修辞遗产,充分利用自己的话语"解释权"来研究汉语修辞史.     

古“三苗”新考——兼论“三苗”与南方诸族及楚国之关系

“三苗”的问题,是我国上古史和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以纸上文献与地下出土资料相结合,以研究尧、舜、禹时代南北统一战争与“三苗”的迁徙,并厘清三苗与蚩尤及南方部族之关系,以及三苗与楚国历史渊源。笔者认为“三苗”原是奄有今湘、鄂、赣之地的土著民族,在南方势力极大,其兴衰与我国上古时期南北统一战争的进程有关。     

当前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当前的出土文献研究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是出土的文献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我们的研究与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有很高的关联度。出土文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潮流,从甲骨文到秦汉文字,大量的文学作品改变着我们的已有认识。对待出土文献要坚持几个原则: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不轻易信古,也不随便疑古,而应该采取释古的态度;另外,在利用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进行比照的时候,不能因为没有出土文献的支撑就轻易地怀疑传世文献的真伪正误。出土文献带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即很多思想观念都有一个非常久远的来源。目前的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研究具体涉及的作品需不断的扩充。关于出土文学文献的研究范围,应坚持双管齐下、齐头并进,既要有纯文学的学科分界清晰的研究,又要有打破藩篱、沟通整合、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勇于开拓的精神和融会贯通的格局和气象。     

开拓埃及学研究的新园地－－记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上古史&#183;埃及史研究所成立十周年

埃及学自 1 82 2年诞生以来 ,迄今已有近两个世纪的历史。中国的埃及学大约从上个世纪 80年代开始起步的。除了东北师大、北京师大外 ,我们内蒙古民族大学的前身 ,内蒙古民族师院的埃及学研究也是起步较早的一个单位。其标志就是 1 985年 ,世界上古史 (埃及史 )省级重点学科的设立。尤其重要的是 ,1 991年 1 0月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批准成立了内蒙古民族师院世界上古史·埃及史研究所 ,迄今已有十年的历史。十年来 ,古埃及史研究所从艰苦创业中走来 ,又在开拓前进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总结十年来古埃及史研究所走的历程和取得的成就 ,大致…     

长江中游是东亚稻作原生文明的发祥地——郭静云教授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述评

在疏理中国上古史研究方法与学术传统形成背景的基础上,重点介绍郭静云教授新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并简要评述各界对该书的关注与反响,希望藉此推动中国上古史的研究。     

图像、文献与史境:中国美术史学的体系问题

图像、文献与史境是直接构成中国美术史学的基本要素。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是一部全面而系统的画史,"流源"、"兴废"、"师传"、"秘画珍闻"等与文献、史境相关,也是构成美术的通史或专史要素;"能画人名"、"寺观画壁"、"论六法"、"论用笔"、"拓写"、"赏识阅玩"、"品第"、"跋尾押署"、"公私印记"等等与图像相关,构成图像研究、技法、鉴赏等理论。概之,其核心元素离不开图像、文献和史境。将图像、文献与史境,引入中国文化思想逻辑的叙述方式,是构成史、论、评、鉴的中国美术史学体系的基本方式。     

第二届中国金融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3年8月17日至18日在河北师范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中国金融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以"新视野与新史料:中国金融史青年论坛2013"为主题,来自中、日、韩三国的多位专家学者就中国金融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展开了广泛的学术交流,这对于推动中国金融史研究的发展进步有着重要意义。     

唐代吐谷浑慕容氏研究札记

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界利用敦煌文献和墓志等出土材料极大地推进了吐谷浑史的研究。随着墓志的出土和对传世文献的梳理,琼山县主、慕容万、慕容仪等人物材料浮出水面。这些人物和吐谷浑慕容氏王室关系密切,为研究其王室世系和唐吐和亲方面提供了新的材料。     

论常任侠的东方艺术史观

常任侠在毕生的艺术史研究中提出了"劳动创造艺术"和"巫舞同源说"两个著名命题。他的东方艺术史研究从中国美术史、中国乐舞史和中外艺术交流史三个维度展开,将艺术交流与文物考古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借助现代考古学方法和艺术比较研究来建构东方艺术史的图景。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创新,开拓了东方艺术史研究的新视野,奠定了东方艺术史研究的基础,对中国当代的东方艺术史学研究和学科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作用。他的东方艺术史研究,作为珍贵的艺术文献资料,极大地丰富了古代东方艺术史研究的资料库,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东方艺术史奠定了文献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