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贸易与文化传播：江户时期中国法引入日本的路径及影响

汉籍传往域外,以文章和文字将中华文明的思想传播向世界各地。近代之前,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曾经积极导入中国汉籍,努力向中国学习,其中包括中国的历代法律。法律,是国家政治理念的体现,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保障。明朝的法律是当时东亚各国中最先进的法体系,朝鲜王朝、越南黎朝、日本江户幕府都在制定本国的法律中有目的地导入了明朝法律的内容。在日本的江户时期,幕府统治者对以明律为代表的中国法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并通过以长崎港主要渠道的海上贸易从中国引入律典和律学等图书。在将军德川吉宗等人的推动下,江户时期的日本研习中国法蔚然成风。在深入研习中国法特别是明律的基础上,幕府制订了以《公事方御定书》为代表的法典,并推进了日本的司法变革。故而,江户时期的日本无论在立法、司法还是在法制思想等方面,都存在着学习、效仿中国法的痕迹。中国法对江户时期日本法制的影响,亦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一环。     

《华夷变态》与清代史料

"唐船风说书"是日本江户时代以中日贸易为背景形成的一种口述史料,自其被江户幕府儒官林恕、林凤冈父子汇编为《华夷变态》以来,就被日本学者应用于清初中国史、唐船贸易史及日本对清关系史的研究中.国内学界因语言和文本解读的困难,至今未能有效开发和利用这份珍贵史料."风说书"作为江户幕府海外情报搜集制度和清日贸易的产物,其史料价值是多方面的.除其本身所具有的文献学价值之外,不独对清初中日关系史、中日贸易史、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数据,对清初政治史以及中国沿海地域社会经济史、航海史研究,甚至日本对外关系史研究来说,也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史料来源.     

从东京到江户

江户位于隅田川汇入东京湾处,因此而得名。虽说考古学家将最初的“东京人”溯源到几万年前,可江户作为一个重要城市登上历史舞台,却只能从庆长八年(1903年)德川家康就任征夷大将军并在此地设立幕府开始。此后两个半世纪,江户一直是日本实际上的政治中心。明治元年(1868年),江户改称东京,虽无迁都之诏,但因天皇及政府均在此地,自然便是首都了。中国派出第一任出使日本大臣是在明治十年(1877年),驻节的地点是东京而不是江户。中国人对“蕞尔小国”的邻居另眼相     

江户初期禅僧对"朱子学"的皈依与"脱佛入儒"

日本江户初期禅僧藤原惺窝及其弟子林罗山藉"朱子学"排挤佛教,强化神道的主体地位,沦儒学为神道之附庸;与此同时,他们又受幕府之诱,委身于政治,成为德川幕府的御用学者。"朱子学"所扮演的这一角色,既彰显了日本对朱子学的双重利用性征,也反映出了日本"实用主义"的民族性格。     

试论日本江户时期儒学在民间的普及

日本的江户时期（公元1613～1867年）适逢儒学盛极一时,在幕府的大力扶持下,儒学思想在日本不仅上升为官学,更迅速渗透到日本普通民众中间,深深地影响着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作者试通过考察儒学在日本民间的传播和普及来剖析儒学如何被日本普通民众所接受,并在日本社会深深扎根下来。     

《三国演义》与日本江户文学

《三国演义》于江户时期(公元1603-1867年)输入日本,与这一时期崛起的庶民文化相得益彰,尤其伴随着第一个日译本《通俗三国志》的诞生,《三国演义》在日本被广泛接受的同时,对江户文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不仅涉及小说、戏剧,还波及到绘画领域。另一方面,江户文学在接受《三国演义》的过程中,将一部中国小说通过一步步日本化,演变成日本的小说和戏剧,表现出了强烈的文化过滤特质。     

日本江户时期朱子学之兴盛及其原因

朱子学传入日本早期主要依附于佛禅思想之下,影响不大。其后受到德川政权的庇护脱离佛教并日渐兴盛,成为占据支配地位的思想学说,对日本政治、教育、社会风俗诸多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江户时期朱子学兴盛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适应了破除二元政治形态的社会历史背景;二是其实用性价值思想体系适应了德川幕府政权统治的需求;三是德川幕府的禁教、锁国政策的影响。     

日本第一忍者的“忍”道

德川家康，这个日本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被日本人称为第一忍者。他以其独特的“忍道”开创了德川幕府，奠定了日本江户时代三百年的基业。曾有人问德川家康：“杜鹃不啼，而要听它啼，有什么办法？”德川回答说：“那我就等到它啼为止。”     

日本人与《三国志演义》——以江户时代为中心

从17世纪初开始经由长崎而传至日本的小说《三国志演义》,由于在1692年出版了京都湖南文山的翻译本(日译本)《通俗三国志》而非常迅速地广为传播,成为日本人所爱读之书。到江户时代后期,《三国志演义》也为日本的传统艺能提供了题材,"带图本"之外又成为"净瑠璃"、"洒落本"等等各种艺能的节目之一,一般庶民对之深感亲切。在这过程中,《三国志演义》中上场的人物为合于日本人的爱好口味而被改变,逐渐失掉了原来的形态。从各种艺能里对《三国志演义》所采用的种种变化的过程里,可以明白江户时代的日本庶民所要求的文化真谛。     

儒学对江户平民道德的影响——以寺子屋教育为例简

江户时代是日本封建统治的鼎盛时代,儒学不仅仅成为了统治者进行封建统治的工具,也渗透到江户平民的生活中,幕府为加强对平民的思想统治,也开始干涉平民教育机构——寺子屋的教育,将儒学的伦理道德在平民阶层进行教授和传播,在达到维护其封建统治目的的同时,也使平民的道德修养得到了提高。     

“日本儒学研究”专题

主持人语:距今四百多年前,有个叫德川家康的人取得了日本的天下,并在江户即今天的东京建立了管理全国的幕府政权。这个在日本历史上称作江户时代的历史阶段,延续了近三百年,其时代特点,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没有战争的和平生活环境。在这一时期,原本肩负战斗任务的武士们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取而代之的,是治理国家、经营领内的责能。而责能的改变,又促使他们开始学习中国古典。被日本人称为"儒教"的儒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当时日本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一的。当时的幕     

论公武合体运动

幕末 ,西方的冲击促成了日本的民族危机 ,同时 ,也加深了幕府统治的危机。以西方冲击为契机 ,受控于幕府的朝廷和强藩提出了重新分配政治权力的要求。于是 ,幕府、朝廷、强藩进行了一场政治上的整合运动 ,即公武合体运动。公武合体运动是三支政治力量为各自利益而相互妥协的矛盾产物。     

从近代中日建交看日本外交风格的演变及原因

日本在幕府统治时期所执行的外交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需要,导致日本面临重重危机,最终使幕府退出了历史舞台。幕府之后的明治政府为了树立其在国内外的新形象,试图改变日本所面临的困境,由此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中日建交是其积极外交活动的第一次成功的外交行动,也是日本外交风格变化的起点。中日建交过程中体现了这种积极的因素,并推动着日本去寻求改变现状。形成这种不同于幕府的外交风格,除了明治维新的推动,还与日本的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     

藤原惺窝和江户儒学

日本儒学发展到江户时代,迎来了它的全盛,儒学各派相继诞生并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在德川幕府的推崇下,朱子学被推为官学,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给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最终使儒学走上了日本化并且给日本以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朱子学本身强调的纲常伦理观念大义名分思想忠孝仁义等主张符合封建的幕府巩固自己的统治需要以及佛教自身的弱点所致;另一方面也和藤原惺窝及其门徒等人对日本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很大的关系。     

日本近代词坛的群体性现象考论

日本词体文学从幕府末期开始迅速发展,并在明治十年(1877年)之后逐渐进入繁盛时期。在这个过程之中,先后形成了许多特色鲜明的词人群体,如带有地域性质的江户词人群、通过词社形成的香草社词人群和具有家学渊源的森氏门下词人群等,呈现出显著的群体性特征。这些词人群体基本上涵盖了日本近代各个阶段的重要词人,代表了日本近代词作的主要成就。通过这些词人群体,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完整地认识日本近代词史的发展轨迹。     

《世说新语补》在日本江户时期的 传播与接受考论

晚明时期出现的“世说体”小说《世说新语补》在日本江户时期广为传播,江户士人对其展开大量的注解、抄补、音译等研究工作,并掀起了日本“世说体”小说的创作热潮,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通过对《世说新语补》渡日版本内容的比勘,发现其书基本承袭了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一贯风格,但在内容上又根据作者的价值旨趣进行了删减或增补,增加了大量符合儒家思想观念之内容。《世说新语补》在江户时期的风行,以及其后在日本产生的“世说热”的现象,折射出江户时期士人的精神风貌。     

试论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

世界近代史上亚洲地区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日本明治维新是比较成功的。明治政权的建立,结束了统治日本265年的幕府封建制度,确立了地主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资本主义制度。明治维新挽救了日本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日本迅速成为资本主义的统一强国。一1868年,当推翻幕府统治,建立新政权后,日本倒幕维新派又以天皇的名义积极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领域进行了一次全面革除封建旧弊,推行资本主义改革措施的资产阶     

略谈明治维新前夕日本人民的斗争

明治维新前夕,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达到高潮,并成为推翻德川幕府的主要动力,但是,有的史学家不承认它是动力,有的只强调在客观上有作用。本文试图就具体史实初步探讨日本人民的斗争是怎样导致幕藩体制陷于崩溃的。外国入侵与人民运动的总趋势十九世纪中叶,正当日本内部发生幕藩体制严重危机时,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又闯了进来。1854年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不得不取消锁国,开放下田、函馆二港。当美国取     

从叙事内容与结构来看《蛇性之婬》对中国文学因素的吸收与转化

日本文学吸收了中国文学的营养,发展至今。其中江户时代的物语文学体现了日本民族接受外来影响的成熟。本文以《蛇性之婬》与《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对比为例,主要从叙事内容与结构进行分析,意在考察日本物语文学怎样吸收中国文学(文化)的因素并将其转化为日本文学(文化)传统因素的。     

想象的异域和世俗的奥义——日本浮世绘插图与《西游记》的接受

中国通俗戏曲小说插图深刻影响了浮世绘,浮世绘《西游记》插图在和式世俗化、幻想具象化上的努力,使精心翻译制作的《绘本西游记》更易为江户时期的日本民众所接受。浮世绘画师对异域的想象,在插图中仪礼、衣冠、相貌等和汉兼容的样式上,体现了江户民众对中国唐代的理解;对《西游记》中妖怪的形象、奇幻的场景等作精心的描摹,又满足了江户时期民众热衷于妖怪的心理,对感官刺激的诉求以及对人间场景奥义的探求。其艺术处理与接受方式,体现了日本市井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