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中心治理理论视域下网络突发事件的治理研究

借鉴多中心治理理论,对传统国家管理理论进行创新解读,认为网络突发事件的治理应在坚持法治的大前提下,以形成网络自治的理想局面为期许,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的利益以合作、竞争的方式共同参与治理,推进治理过程的民主化。对多中心理论的创新认识和实践领域的合理、合法地运用,为国家治理寻求新的路径,为网络突发事件的治理提供新的视角和模式。     

中等国家与全球多边治理

尽管中等国家的概念内涵存在争议,但是它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利益、共有观念和认同等使其成为塑造全球多边治理的重要力量。中等国家可根据不同情势,灵活选择个体主义、社会交往及制度主义方式中的一种或多种,旨在实现全球多边治理的系列目标和努力提升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从现实层面来看,多边主义是中等国家在准确定位自身能力之后而形成的"利他"与"利己"彼此交错的优先选择,但这种选择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非正式制度对日本公司治理的影响及对中国的启示

长期以来,对于公司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和正式制度层面上。由于日本具有独特的儒教思想、蛸壶型文化以及特有的信息文化特征,使得日本的公司治理结构形成了与其他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特征。我国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过程中,不仅注重正式制度,还应注重非正式制度的完善,避免由于非正式制度的缺失导致正式制度的失效。     

领导者作用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发展

为什么一些国家选择在气候治理中承担领导者角色,而另一些国家没有?大国领导对于气候治理的国际集体行动意味着什么?本文认为,传统集体行动理论没有突出、甚至忽视了领导者的作用,也缺乏对领导者提供选择性激励的利益分析。而领导者通过自利型的非中性制度设计,在推动集体行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霸权稳定论命题的理论再思考,本文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重新发现了领导者作用对于集体行动理论的意义,并以此框架分析了欧盟、美国、中国等主要博弈方在气候议题上发挥的作用,并展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方向。     

非正式制度对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影响

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参与程度常常受到非正式制度的深刻影响.立足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视角,运用定量研究方法,重点探讨了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非正式制度嵌入性问题.结果显示:第一,"社会认同""意识形态"对社会组织参与机会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文化传统"对社会组织参与机会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第二,"社会认同""意识形态"对社会组织参与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习惯习俗"对社会组织参与能力有显著负向影响;第三,网络—认同机制是非正式制度对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影响机制.要促进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就必须以非正式制度建设为切入点,不断提升社会认同度,增强社会信任,重塑公共精神.     

基层治理:转型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基层治理是指一个政治制度框架或政治结构之中最基层的权力运作过程。基于不同的视角,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政策过程,或者一种民主发展形式,或者一系列现代国家建构的方式与手段。但无论基于哪种视角,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基层民主,其方式是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各种社会活动,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促进国家公共利益。因此,基层治理的目标、制度建构及其实践,对于当代中国的转型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治理一直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主要是由四个现实条件决定的。其一,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超大型农业社会决定了其经济基础是农业,政治基础在基层;其二,从当代农村到城市的改革过程中,基层治理因其实验性特征能够有效地降低改革风险,为社会转型发展积累经验;其三,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最为集中地反映在基层乡村和城市基层;其四,由于基层社会的重要性,党和政府主动地将基层治理作为改革的路径,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财政保障。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深刻转型,必然需要一种新的适应变革的治理模式,这就使得当前的基层治理面临着严峻挑战和转型压力。实践表明,只有实现基层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才能使基层治理符合现代政治的标准,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为此,国家应积极推进政策过程中的授权、决策、管理、监督等权力环节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充分发挥基层民众、党组织、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各方面的主体作用;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权威地位,使全部治理行为依法依规进行;有效推动增量改革制度化,用法律和制度将改革创新的成果固定下来,用以规范治理行为与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地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利益。     

SPECIAL ISSU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COURSE OF GLOBALIZATION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Crisis and Reconstruction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国家认同产生了诸多的挑战。要应对这一挑战,需要我们从理论的层面加以科学阐释。考察国家认同的概念可以看到,国家认同实质上是包含制度、利益、文化、非国家共同体认同的“四位一体”,其基本特征包含生成机制的原生性和构建性、表现形式的意识性和行动性、内容体系的政治性和行动性、维持机制的情感性和利益性,以及发展状态的稳定性和发展性。全球化时代国家认同危机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民族国家认同危机产生的根源是国家治理的失效。要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动国家认同的构建,着力点在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探索治理民主模式,构建国家认同的制度性前提;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公平正义,构建国家认同的利益性保障;发展民族文化,加强价值整合,丰富国家认同的文化内涵;正视不同层次共同体的发展,促进国家认同的共同体整合。     

弱选举竞争的形成机制与乡镇干预——基于鄂西Z村的个案考察

民主选举制度并不必然带来村庄选举的强竞争。实地调研发现,村庄选举的弱竞争构成了中国绝大部分村庄选举的主导样态。城市化背景下,村庄的去精英化、村庄社会结构的碎片化、村庄公共利益与村民个体利益的弱关联化,是形成村庄选举弱竞争状态的主要原因。村庄选举的弱竞争可能造成村庄有效治理主体无法生成。为了保证村庄治理队伍的有序更替,乡镇往往通过构建制度化的后备干部遴选机制、非正式的村干部退休机制、村干部待遇提高与晋升机制对村庄选举进行干预。但这些机制又带来了村民自治消解、村级治理行政化的意外后果。因此,如何平衡乡镇干预与村民自治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一大难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革命、改革与现代再造:村社集体变迁的历史逻辑

学界关于中国村社集体的认识分歧巨大。村社集体是勾连国家与社会、上层与基层、政党与群众的结构“接点”,也是勾勒传统与现代、内生与外源、革命与改革制度变迁的历史叙事“接点”,用历史制度主义研究村社集体的过去、现代与未来具有重要的理论优势。文章从结构与历史两个层次,展开了村社集体的本体论、村社集体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村社集体在治理结构中的功能等三个方面的讨论。中国村社集体是家户制的社会本源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复线历史博弈后的双向建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传统和新基础,但宗教性的家户认同与集体主义认同式微,需要建立基于功能的工具性认同。学界需要建立集体所有制是我国的产权制度优势的共识,真正使村社集体的权能行使通过制度化落地。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国家试图打通乡村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村社集体需要在结构和技术上适配现代治理场景。     

风险社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我国目前正处于重大的社会转型期即风险社会之中。中国进入风险社会有四个主要标志：政府作为社会治理或公共治理的中心,其公信力在不断下降;中国出现了公共机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理论的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主体意识或个体意识的崛起。中国进入风险社会表现为四个基本的、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紧张：利益结构的紧张、制度结构的紧张、文化结构的紧张、价值结构的紧张。风险社会只是一个表象,根本原因是四大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矛盾没有解决。中国学术创新的关键就是要研究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或结构性紧张,找出其形成的规律,从根本上消除阻碍社会主义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次根源。     

东北亚地区环境治理的路径选择:以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机制为例

由于政治、历史和文化因素,以及地区主义的缺失,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安全关切集中在国家领土和主权安全,而非像地区主义较为成熟的区域更加关注人的安全。在这样的背景下,东北亚地区的环境合作很难形成制度化程度较高的治理体系,而是要依靠非正式和非强制的制度安排促进各国认知形成,依靠软法实现治理目标。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机制(TEMM)在21年的合作实践中不断构建环境共识,相互给定合作身份,继而创造了东北亚地区环境共同体社会;借助国际环境协定安排,帮助并促进各国履约,通过提升各国国内治理能力来实现区域治理目标,形成区域治理规范,探索出东北亚地区环境治理的可选路径。因此,这一机制在众多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中,虽然起步较晚,但是级别最高,对各国环境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力,成为东北亚地区连接国家治理、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协调中心。该机制的治理实践为复杂地区形势下的环境治理提供了必要的合作经验。     

整体性治理视野下中国食品安全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整体性治理是西方国家后公共管理时期行政改革的最新实践成果,其针对政府管理的碎片化和服务的裂解性,提出构建协调、整合、信任的治理机制。该理论为解决当下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消解传统治理模式的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     

全球移徙治理中的国际移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互动实践与合作特征

具有一定相似性的国际组织之间通过在特定议题领域互动实践,形成全球治理的一种新的重要机制——组织间合作。通过对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这两个具有相似功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各自发展进行分析,发现二者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性为二者的合作与互动提供了基础。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自20世纪50年代成立至今,经历了有限的互补性合作探索、深入相识的合作共赢、制度化的对等合作等阶段,并在合作领域、合作内容和合作制度化等方面不断强化。二者的合作互动呈现出一定的特征和趋向,如求合驱竞、求同存异、制度化、区域转向等,为同类型国际组织间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一定借鉴。对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合作历程进行具体分析,旨在加强对国际组织间关系的理解,并为解决全球非正常移徙问题提供一种善治路径,即寻求组织间合作。     

“法团主义”视角下政府、社会协作关系的构建与运作——基于宁波北仑“区域和谐共建理事会”制度的研究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利益群体之间日益增多的矛盾和冲突,给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带来严重挑战.能否将各种社会利益主体纳入制度化管道,协调不同矛盾,形成公共政策,成为党和政府必须具备的治理能力.宁波北仑区建立的"区域和谐共建理事会制度",继承了当下国家一社会关系中的法团主义色彩,又与基层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为基层政府与各种社会利益主体良性互动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中西方国家治理逻辑的分析与比较——兼论西方国家治理困境的成因与镜鉴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基因与当代社会制度,中西方在国家治理若干基本逻辑方面呈现出鲜明对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逻辑、市场逻辑、选票逻辑和对抗逻辑主导着西方国家治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则呈现出民本逻辑、国家逻辑、选贤逻辑和协商逻辑交织而成的治理取向。在各自国家治理传统与基本逻辑的交互作用下,西方国家治理的总体性逻辑表现为“二元对立结构中的制衡与分治”,而中国国家治理的总体性逻辑可以概括为“一体多元结构中的协商与共治”。当前,西方国家治理普遍遭遇系统性困境,这是其固有的国家治理逻辑在新环境中演进失衡的结果,其根源可以追溯至新自由主义和治理理论兴起等因素造成的“国家缺位”问题。在西方国家治理陷入系统性困境的背景下,现代治理理论出现了明显的“国家转向”。我国应以西方困境为镜鉴,立足于发扬国家治理的中国逻辑,致力于构建彰显自身特色与优势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一进程也有助于推动形成超越西方治理理论、更具世界性意义的现代治理理论。     

价值观的制度化:何以必须与何以可能

价值观的表现形态有制度化、知识化和生活化等多种形式,具有完整的制度化形态是核心价值观区别于一般价值观的基本表现。全面推进制度化建设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方向,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和现代国家治理的内在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化包含政治价值制度化和道德价值制度化的双重内涵。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正义性、加强具体制度和机制实施、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制度化建设、推进道德的法律化及构建新型仪式制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反思与借鉴:治理视野中的中国政党研究

在中国的政党研究领域,治理或善治理论的引入多少显得有些寂寥.治理所导致的失败、善治的意识形态色彩、治理结构与政党制度特征上的冲突以及治理社会基础的缺失,这四个方面影响了治理理论与中国政党政治研究的关联.实质上,治理并不必然导致失败,治理理论可在工具层面上运用,它并不与意识形态有内在的关联;治理结构与政党制度具有内在的适应性;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拓展,治理所需的社会的主体性力量正在逐渐成长,其社会基础并不缺失.因而,治理理论和中国的政党问题研究具有强相关性.治理或善治理论可以成为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的新的生长点.     

非正式制度与西部文化转型

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交互活动中自发形成的 ,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 ,影响人们行为方式选择的非制度化行为规则。在西部文化过程中 ,以乡规民约、潜在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形式表现出来的非正式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 ,要推进西部地区的文化转型过程 ,就必须促使非正式制度的现代转换。     

基层治理中制度创新的制度化——以浙江新昌儒岙镇石磁村的实践为例

当前中国基层治理中的制度创新大多面临着如何实现制度化的难题.鉴于此,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基层治理中的制度创新如何实现制度化?或者说基层治理实现制度化需要具备哪些基本条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本文对浙江省新昌县儒岙镇石磁村历时五年多的"乡村典章"制度化过程(2004年至2009年)进行案例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组关于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实现制度化何以可能的命题.     

民主政治: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

从理论或实践上看,民主政治是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民主政治就是用和谐的方式控制、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制度体系。承认人的主体地位、多元利益和高度的社会流动是民主政治与和谐社会共同的根基。实现利益表达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是夯实和谐社会政治基础的关键。利益表达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具有完善公共政策、消解社会矛盾、强化政治认同等重大意义。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夯实和谐社会政治基础的根本之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制度资源,也是直接承载法治发展的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