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行动的逻辑——理解“新传统主义”与中国单位组织的真实的社会建构

中国单位组织中何以未能发生变革或终结其制度的集体行动？解答该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中国单位组织的“真实的社会建构”。本文认为,华尔德的“新传统主义”模式,已为研究中国单位生活中真实的行动及其制度再建构奠定了基础。进一步的研究,应当是对该理论的若干假设进行修正,并将其建立在更为坚实的行动理论的基础之上。这种特定的行动理论即本文旨在建立的中国人的自我行动理论。本文的论点是,中国人并非是个人行动者而是自我行动者。自我行动受自我主义和关系理性的驱动和约束。从自我行动到关系行动,再到小集团或派系行动,构成了中国人自我行动的逻辑进程。透过这一逻辑进程及其引致的后果,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单位组织的真实的社会建构。     

当代西方经济发展研究的新视野

以福山、佩雷菲特为代表的当代西方学者在对传统经济发展理论进行深刻反思与积极扬弃的基础上,突破经济学学科界限,不是从物质层面,而是从精神文化层面运用独创的"比较—回溯"方法对经济发展的原因或动力展开具体而深入的研究,认为由文化价值观、宗教伦理观等文化因素所培育、塑造或激发的信任或信任品性对于促进经济发展与繁荣起着非常重要或决定的作用。他们的这种研究,不仅弥补了西方经济学经济发展研究的局限,开拓了经济发展研究的新视野,而且为当今中国实现经济持续而稳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启示。     

承认的社会构成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是当代最受重视的社会理论之一。然而,在霍耐特援用米德的理论将承认概念加以社会理论化的工作中,没有进一步探讨社会互动,使得他的承认理论存在内在缺陷。对此,本文尝试进一步从社会互动的生成分析出发,探讨承认的社会构成。通过对承认的社会构成机制的分析,可以将承认明确定义为一种社会互动,其中,由于行动者因与其他行动者有相同、或被接受的观念与实践方式,故有可能被其他行动者同意该行动者的存在价值,使之能获得所需的社会行动的支持。一方面,霍耐特的理论内在缺陷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弥补;另一方面,经修补之后,也可望让承认理论为社会学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与抽象——兼论“过程-事件分析”

常人方法学对行动的策略性与局部性的研究是以默认行动的索引性,尤其是以抽象索引为基础的,这一点体现了它与帕森斯社会学的衔接关系,但常人方法学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放弃了对抽象索引的考虑,陷入了孤立强调行动者能动性的个人主义。一种完备的社会本体论应兼顾抽象索引和行动者能动性两种要素,并且应认识到抽象索引在型塑社会进程中的基础地位。以这种本体论来看,在中国大陆学界颇具影响的“过程-事件分析”也存在孤立地研究行动的问题,因其忽略社会抽象性的一面,从而大大限制了该策略的解释力。通过理论梳理,本文认为,在方法论上,可将社会学对于社会抽象性的分析概括为四种策略,其中有展示策略和解释策略之分。     

“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学从对西方社会理论的引进、消化、吸收逐渐走向自主创新。中国作为拥有独特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以及庞大人口的东方大国,其所发生的巨大变迁给中国社会学界的自主创新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营养与资源。近年来学界所热议的关于中国发展模式与道路的"中国经验"问题便是在这个基础上生发出来的。然而,相对于"中国经验"讨论的热闹状况而言,"中国体验"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其所蕴涵的独特内涵、分析路径以及方法论意义还不为学界所知。有鉴于此,本刊组织了四篇笔谈文章,分别从不同方面阐述了"中国体验"的社会学意义,以飨读者。其中,周晓虹教授提出,我们可以将"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视为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或转型的双重视角,单单研究或重视宏观的"中国经验"是不完整的,"中国体验"起码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意义和价值。王浩斌博士指出,将"中国体验"界定为"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是欲求为时代精神找到一种社会学的表述。使用价值观而不使用哲学、意识形态等概念,使用社会心态而不使用传统的社会心理概念,是社会学对中国人文化与心理嬗变的独特把握,是时代精神的社会学表达。王小章教授以中国社会在制度(体制)层面、结构层面和社会心理层面的巨大变化为分析背景,对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关注"中国体验"的深层根据进行了剖析。成伯清教授提出,关注"中国体验"就是要确立中国人的时代精神的内在价值,走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心态世界和情感世界,即关注中国人自身的生命历程。     

关注“中国体验”是中国社会科学的使命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学从对西方社会理论的引进、消化、吸收逐渐走向自主创新。中国作为拥有独特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以及庞大人口的东方大国,其所发生的巨大变迁给中国社会学界的自主创新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营养与资源。近年来学界所热议的关于中国发展模式与道路的"中国经验"问题便是在这个基础上生发出来的。然而,相对于"中国经验"讨论的热闹状况而言,"中国体验"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其所蕴涵的独特内涵、分析路径以及方法论意义还不为学界所知。有鉴于此,本刊组织了四篇笔谈文章,分别从不同方面阐述了"中国体验"的社会学意义,以飨读者。其中,周晓虹教授提出,我们可以将"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视为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或转型的双重视角,单单研究或重视宏观的"中国经验"是不完整的,"中国体验"起码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意义和价值。王浩斌博士指出,将"中国体验"界定为"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是欲求为时代精神找到一种社会学的表述。使用价值观而不使用哲学、意识形态等概念,使用社会心态而不使用传统的社会心理概念,是社会学对中国人文化与心理嬗变的独特把握,是时代精神的社会学表达。王小章教授以中国社会在制度(体制)层面、结构层面和社会心理层面的巨大变化为分析背景,对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关注"中国体验"的深层根据进行了剖析。成伯清教授提出,关注"中国体验"就是要确立中国人的时代精神的内在价值,走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心态世界和情感世界,即关注中国人自身的生命历程。     

“中国体验”的意义和价值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学从对西方社会理论的引进、消化、吸收逐渐走向自主创新。中国作为拥有独特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以及庞大人口的东方大国,其所发生的巨大变迁给中国社会学界的自主创新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营养与资源。近年来学界所热议的关于中国发展模式与道路的"中国经验"问题便是在这个基础上生发出来的。然而,相对于"中国经验"讨论的热闹状况而言,"中国体验"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其所蕴涵的独特内涵、分析路径以及方法论意义还不为学界所知。有鉴于此,本刊组织了四篇笔谈文章,分别从不同方面阐述了"中国体验"的社会学意义,以飨读者。其中,周晓虹教授提出,我们可以将"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视为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或转型的双重视角,单单研究或重视宏观的"中国经验"是不完整的,"中国体验"起码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意义和价值。王浩斌博士指出,将"中国体验"界定为"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是欲求为时代精神找到一种社会学的表述。使用价值观而不使用哲学、意识形态等概念,使用社会心态而不使用传统的社会心理概念,是社会学对中国人文化与心理嬗变的独特把握,是时代精神的社会学表达。王小章教授以中国社会在制度(体制)层面、结构层面和社会心理层面的巨大变化为分析背景,对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关注"中国体验"的深层根据进行了剖析。成伯清教授提出,关注"中国体验"就是要确立中国人的时代精神的内在价值,走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心态世界和情感世界,即关注中国人自身的生命历程。     

“中国体验”是一种时代精神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学从对西方社会理论的引进、消化、吸收逐渐走向自主创新。中国作为拥有独特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以及庞大人口的东方大国,其所发生的巨大变迁给中国社会学界的自主创新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营养与资源。近年来学界所热议的关于中国发展模式与道路的"中国经验"问题便是在这个基础上生发出来的。然而,相对于"中国经验"讨论的热闹状况而言,"中国体验"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其所蕴涵的独特内涵、分析路径以及方法论意义还不为学界所知。有鉴于此,本刊组织了四篇笔谈文章,分别从不同方面阐述了"中国体验"的社会学意义,以飨读者。其中,周晓虹教授提出,我们可以将"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视为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或转型的双重视角,单单研究或重视宏观的"中国经验"是不完整的,"中国体验"起码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意义和价值。王浩斌博士指出,将"中国体验"界定为"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是欲求为时代精神找到一种社会学的表述。使用价值观而不使用哲学、意识形态等概念,使用社会心态而不使用传统的社会心理概念,是社会学对中国人文化与心理嬗变的独特把握,是时代精神的社会学表达。王小章教授以中国社会在制度(体制)层面、结构层面和社会心理层面的巨大变化为分析背景,对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关注"中国体验"的深层根据进行了剖析。成伯清教授提出,关注"中国体验"就是要确立中国人的时代精神的内在价值,走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心态世界和情感世界,即关注中国人自身的生命历程。     

名词解释

社会性行动:社会性行动是与纯粹反射性的、偶然性的行动相区别的。它有两个前提条件:1.行动者具有主观动机。2.有具体的指向(目标)。因此马克斯·维贝尔下了这样的定义:社会性行动就是这样一种行动,它按行动者所考虑的动机与他人的行动发生关系,并在此关系过程中确定其发展的方向。社会性行动之所以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因为这种行动中包含着“意义”,并且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与联系,而对行动中的“意义”和人们之间关系的深究,是深化社会学研究、指导现实生活的第一步。群体性行动:所谓群体性行动并不是指某一群体成员的同时行动,而是指该群体成员由于受特定的群体情境和群体文化的影响作出有别于其他群体的行动。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他们在肉体上是分散的,然而在精神上和行动模式上却遵守着共同的规范,有着相互的联系。比如学生和工人,由于所处     

嵌入式发展:文化兼容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路径选择

本土化进程中的社会工作实质上是一种嵌入性的发展。即在宏观层面体现的是一种包括制度、组织、资源等体制性嵌入;在专业发展和具体的工作领域则体现着"本土化"特点的理论与实务模式建构。而在这一进程中,文化因素是一个重要方面,涉及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各个方面。笔者结合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理想、社会关系结构以及社会资源的动员方式等方面探讨了我国本土化进程中的社会工作理想、行动策略及其资源的支持性问题。并指出嵌入式发展将是促进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中文化兼容及其本土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医学人类学

医学人类学王宁医学人类学认为，医学文化模式绝不是孤立的．而是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与复杂的信仰和价值观网络结合在一起。医学人类学作为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定分支学科，运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观点、概念、理论和方法研究与人类健康和疾病有关的现象，主要研究的是人...     

社会问题研究范式之比较

"社会问题自然史观"从社会问题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定义入手,强调社会问题的公众论题性质以及对社会成员所珍视价值观的违背,并结合底特律市拖车居住者营地的分析来把握社会问题产生发展的规律性。"社会解组"和"偏离行为"理论则从社会的结构性根源来探讨社会问题的产生原因及解决路径,完成了"社会问题社会学"及其概念体系的构建。两种范式的区别体现在"社会解组"和"偏离行为"理论对"社会问题自然史观"的批判上。默顿认为以个人判断的数量来决定行为的合法性和制度的合理性,不利于形成对社会问题的正确认识,也会导致对"潜在的社会问题"的忽略;而在对待价值观的看法上,要求人们注意社会学理论的陷阱,避免"主观主义"的错误。     

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

本文是对费孝通先生晚年思想转向之成因的研究。费孝通晚年的研究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力倡"文化自觉",由早年注重西方文化变而偏重于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对费孝通晚年著作的详细考察,本文认为,费孝通的思想转向是他在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不间断的调查、实践和反思中形成的。这种思想转向是一种"社会科学"的转向,而不是文化立场的转变。本文以四个部分来论述这种转向的发生。前两个部分讨论费孝通晚年谱写的"两篇文章",即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研究、民族和边区开发研究。在这两个领域的经验研究中,费孝通都遇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挑战,他发现：乡村工业、民族和边区的发展都不只是经济社会政策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问题,而是和其背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心态和文化有关。如何把握这些心态和文化,是本文的第三个部分,即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费先生从英国人类学家Leach因《江村经济》所提出的两个方法论问题入手,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里展开了漫长而严谨的反思。反思的结果一方面是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新看法,也是对上述两个经验问题的总回答,另一方面是对"文化自觉"理论的方法论补充。本文的最后一个部分讨论的是费孝通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晚年如何身体力行,在"差序格局"中"推己及人",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是为真正的"文化自觉"。     

社会建构论：社会问题理论研究的一种新视角

西方建构主义理论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概念范畴和分析框架，并产生了许多经验研究成果。这种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异于对社会问题的常识性理解和传统的研究视角。该理论认为社会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主题不是“有问题的”客观事实或状态，而是这些事实或状态被宣称成为社会问题的活动和过程。经由这些活动和过程，社会问题建构性地存在着。本文通过与传统社会问题理论的比较，着重探讨建构论所进行的社会问题新的理论研究转向及其启发意义。     

通向市场的社会实践理论：一种再转向

市场的社会结构理论对新古典市场理论构成了重大挑战，然而，以“嵌入性”假设为基础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该理论的发展。作为反思的市场的新制度主义理论，虽然旨在建立一种以扩展的“嵌入性”概念为基础的制度与结构的相互关系分析，但是，其并未能将此思想运用到对市场建构及其运作的研究中。而作为一种转向的经济制度的社会建构理论，虽然内含了若干弥补社会结构分析的概念，但是，其概念之间存在的方法论上的内在矛盾，又决定这种弥补或修正是有限度的。为此，本文主张，当代市场社会学进一步修正或转向，应当朝着建立一种基于特殊行动理论，即自我行动的逻辑的市场的社会实践理论迈进。     

农村流动劳动力的社会资本研究

社会资本概念概述资本 ,本来是一个经济学概念 ,随着研究的深入,对资本的研究领域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而是拓展到了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 ,并与这些领域相联系 ,相关学科的学者提出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概念。其中最早提出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概念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他早期的论述中 ,资本表现为三种类型 :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他把社会资本定义为 :“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而第一次明确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 ,并对其进行深入论述的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詹姆斯·科尔曼。他认为,“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他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科尔曼 ,1999)。从科尔曼以后 ,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有很多     

从国际社会团结看逆全球化产生及应对——基于国际政治社会学视角

随着逆全球化不断蔓延,探讨逆全球化产生的因果机制,成为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通过置身于国际社会团结这一时空范畴,尝试从行动者"认知—行动"角度,对逆全球化发生的过程展开动态分析。国际社会团结是全球化作用下,国家幸福追求与幸福实践的统一,存在互利与自利两种路径。置身于国际社会团结中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利益受损之下,对于全球化存在"推动"或"阻挠"的选择难题,为了转移本国矛盾、获取选民支持,往往倾向于选择自利路径,由此导致逆全球化的出现。逆全球化集中表现为重利、轻义、玩弄规则。国际社会团结的未来走向将不会改变,面对冲击既要维护并完善现有机制,强化国际社会团结,同时也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探索建立新的制度安排。     

国际法自足制度:在不成体系和社会宪政之间

国际法不成体系及其自足制度问题的提出,深嵌于尼克拉斯.卢曼、贡特尔.图伊布纳等人的法社会学路径中。从系统论法社会学、法律自创生理论、社会宪政理论以及制度自决理论来看,功能分化导致多中心的全球化社会,全球法产生各种相对自治的功能系统,国际法自足制度形成了功能性的自治共同体,以其社会宪法来实现功能目标。自足制度以其法律运行形成自治系统,在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的制定与其他社会部门的自反性制度建立了结构耦合,成为一种自宪法制度。自足制度对国际法不成体系具有促进和牵制的双重影响,为此形成了"等级次序与政治的"国际法宪政和"不成体系与社会的"宪政两种应对路径。后者主张一种市民主义而非国家主义的社会宪政,认为根源在于社会理性的抵触,国际法将形成多元化而不是宪法化的前景。     

西方国际安全研究的社会学视角——欧洲学派与美国学派比较探析

西方国际安全研究的社会学视角,表现为冷战后兴起的借鉴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超越传统的安全理论本体论假设、研究对象与议程的新安全研究.影响较大的欧洲学派与美国学派虽然研究风格不一,研究内容各有侧重,但都呈现出整体的理论特征:以社会实在为本体论基础,运用结构-行动者的社会互动为研究路径,借鉴社会学概念来组建自身的概念系统.西方国际安全社会学视角研究充分体现并有力地推动了冷战后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并产生了较大的现实影响力.该研究在理论的系统化、实证分析的多样化以及研究队伍的多元化上有待完善.     

社会行动:韦伯和吉登斯行动理论之比较

社会行动一直是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主题,马克斯·韦伯首次揭示出人类社会行动的理性化特征,并按理性程度将社会行动分为四种理想类型,对于把人类的思维方式从神学中解脱出来发挥了重要作用.吉登斯作为社会理论发展的批判继承者,在对社会行动理性化反思的基础上,对社会行动内涵、无意识社会行动、行动的合理化、行动意外后果的应对等问题进行了全新诠释和分析.他把社会行动看作是一种持续绵延的行动流,是一种能动,并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抽离出了一种实践意识,亦把社会行动分为本能行动、实践行动和话语行动,把合理化作为解释社会行动的依据,赋予了行动者更多的主动性,深化和发展了社会行动理论.就此对韦伯和吉登斯的社会行动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以期能够准确把握社会行动的研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