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基督教运动与民族主义的历史表述

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非基督教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桩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之所以引人注目,固然在于因其可供解读中国现代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之历史例证,但更重要的是,该运动的历史叙事结构蕴含的民族主义因素,足以构成人们对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存在的不证自明的认知理由。然而,非基督教运动并非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从一开始就由民族主义所促成;相反,征诸史实,非基督教运动通过各类方式,反而建构了民族主义。因而,以民族主义表述非基督教运动,远不如以后者表述前者来得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钱玄同与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

从保护思想和信仰自由出发,钱玄同反对非基督教运动。他认为人们的信仰不应受来自法律以外的任何干涉,来自社会上多数对少数的干涉也是对自由的破坏,并认为干涉信仰自由是日后取缔思想自由的第一步。进而,他对中国文化传统中存在的、也影响到新文化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的一尊、专制的思想方式作了反思,并以理性、包容的态度,科学、历史的方法对基督教作了分析和评价。     

中国共产党在非基督教运动中的立场态度及其历史意义

非基督教运动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运动中参与组织反宗教同盟,积极宣传收回教育权,借“五卅”运动之势引导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建立;在这场运动中,共产党人正确处理了宗教信仰自由和反对基督教的关系,在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问题上态度坚定,提倡教会自立,割断与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共产党人在非基督教运动中初步实践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把近代以来的反帝爱国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     

略论李璜与非基督教运动

作为20世纪20年代反宗教的先驱,李璜的反教思想的形成与其早年的学习经历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非基督教运动中,李璜扮演着领导者和中坚人物的角色,其反教言论和国家主义教育学说对当时的思想界和教育界均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在事实上对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科学地理解理性与非理性辩证运动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面向实践和现实生活,真正理解理性和非理性。把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看作是抽象之结果,是社会生活本身的分裂和人的自我异化的必然产物。随着实践主体对自身本质及“完整性”的认识不断完善,理性与非理性必将在现实的对象化活动之中达到协调统一。     

基督教的理性嬗变与近代科学的产生

基督教唯意志论观念与古希腊理性精神的历史相遇导致的基督教的理性嬗变为近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本文从基督教观念与古希腊理性精神的历史相遇,自然解释的目的论原则的转换,基督教经验论态度的形成以及微粒论传统与数学化研究纲领的出现等方面论述了科学产生条件的形成。     

论非基督教心思潮与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

1922年发起的非基督教运动,促进了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反省思考中国基督教教会的现实与出路,直接促成了教会关于教会本色化运动,1922年5月基督教全国大会正式提出了中国本色的教会的构想。在非基督教运动的刺激下,教会人士在中国基督教会的困境、何为本色化、如何做到本色化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探讨。本色化的讨论扩大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使教会的本色化运动逐渐走上正轨,使中国教会强化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因素。     

拒绝天城的启蒙之路——论非基督教运动对“五四”启蒙思潮的影响

1922年在中国发生的非基督教运动,对五四启蒙思潮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这一次非基运动促使中国知识界进一步形成排斥英美文化而亲近苏俄文化的心理特点;其次,这次非基运动也使得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忽略了英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者对人道主义的理解中是包含有宗教人道主义这一脉络的;第三,中国的非基督教思想运动和西方启蒙运动中的宗教批判是存在着差异的,它更多的是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救亡这条线索上展开的内容,在这条线索上论及非基督教运动对五四启蒙思潮发展的影响,我们应当看到它在一定程度上悬置了作家对国民性批判主题的书写。     

非理性心态与理性诉求——关于近期交通肇事中的谣言评议

近期,在杭州飙车案、常州女记者交通肇事案及浙江钱云会案中,无一没有谣言的传播,并且信者甚众,以至于当政府宣布事实的真相后,还有为数不少的人,鉴于当事人的身份标签而笃定原来谣言的真实。怀疑真相、坚信虚无,这种看似非理性的社会心态背后,其实不乏蕴涵着民众的理性诉求,即对于阶层固化与权力代际转移的焦虑与愤恨,对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的祈望与呼唤。     

狭隘民族主义的源与流:理性与非理性的交织

学术界一般认为狭隘民族主义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将孤立、保守、排外视为其基本特征。实际上,作为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理性和非理性之间从理论源头到精神活动的整个过程都不存在分明的界限,在实践中又因时代、视角、立场的差异呈现诸多交织的场景。无论是思想源头还是政治实践过程,狭隘民族主义都是理性与非理性相交织的结果,流变也因具体情境的差异呈现多个面向,笼统地对狭隘民族主义作非理性的判断会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和实际应对的困难。     

民族主义运动与华南基督教会的本色化

20世纪前期, 华南地区基督教势力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但 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开展, 使基督教会认识到, 必须消除基督教的“洋教”色彩, 建立与中国文化相适应的自养、自治和自传的本色教会, 以适应社会演变, 求得新的发展。华南地区基督教会通过推进合一运动、建立“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大会”、在此基础上对其加以进一步改组、各传教机构向中国教会移交各种事业等等过程, 展开本色化运动, 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企业家理性、非理性与相对理性研究--兼论企业家精神

本文分析了经济理性与非理性的逻辑结构以及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并应用于企业家理性和非理性研究。本文认为 ,经济理性是一种精于算计的逻辑结构决定的心理动机 ,非理性则与习俗、传统、道德、社会价值观相关。它们两者共同作用 ,一起成为调节社会资源的“心理”媒介。通过分析经济理性和非理性对企业家行为的影响机制 ,本文推导出一个重要概念“相对理性”。在由经济理性和非理性整合而成的“相对理性”的逻辑结构所决定的心理动机的影响下 ,企业家从事管理活动。在此基础上 ,本文还推导出 ,企业家理性和非理性只能引导企业家进行日常的、必要的经营活动 ,而要从事创造性破坏的企业家活动 ,则需要具备“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源于企业家理性和非理性的逻辑结构 ,但又超越此类结构 ,它是一种特质型才能     

孙中山与中国商民运动

商民运动是随着国民党在改组之后开始重视民众运动而逐步开展的,作为国共合作的结晶,孙中山功不可没。随着1920年代民族主义的兴盛,“打倒列强除军阀”统一全国的目标切合民间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得到广大民众的热情支助。五四运动后,在国共两党的推动下,反帝爱国的民族运动兴起,以中小商人为主体的商民积极参加这场革命,为配合北伐战争,完成国民革命,作出重要的贡献。     

关于理性、效率及理性非效率行为的分析与理解

经济学对理性概念的使用主要是在合规律与合目的性即合理性的意义上展开的。“独立存在”的理性和“手段”的理性、“完善理性”和有限理性是经济学关于“理性”理解上几个重要的观点和概念。一种有效的行为在我们的理解中也就意味着,该经济行为过程及其结果在有限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上,对于特定主体来说是有效率的。反之,则是缺乏效率的。理性非效率行为是行为者为了维持或增加某种超越制度和契约规范、或在制度与契约规范不明或存在冲突情况下的收益所得而在理性统摄下发生或实施的非效率行为。     

理性与非理性地位互易的历史及两者关系

理性与非理性是人类不同类型的意识,古希腊在整体上正确地把握二者并存的辩证关系;中国历来较偏重非理性意识;欧洲中世纪的思想被宗教神学的非理性意识统治,近代又被科学理性统治;当代又走向非理性思潮为主.理性与非理性应是对立依存、辩证统一的关系,这原理对当今中国改革有重大现实意义.     

历史图像的真确建构与理性阐释--以林国章著《民族主义与台湾抗日运动(1895-1945)》为例

本文秉持史学研究者应当关心社会,参与历史的观点,结合《民族主义与台湾抗日运动(1895-1945)》一书的成绩,表达了真确建构、理性阐释历史图像的意义.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大众文艺”运动的现代性追求

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的左翼文学和政治权力斗争形式相结合,提出了迥异于五四文学想像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建设方案,体现了激进的现代性追求。作为左翼文学重要运动之一的大众文艺,也以实际行动参与了左翼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围绕大众概念的一系列相关问题,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和角色定位,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知识分子对于主体理性反思与重建的复杂历程。     

泛城市化运动、形式主义与非理性--城市化战略实践界域之非理性批判

城市化是实现社会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但现实进程中的城市化在西方形式主义经济理论和地方官员错误政绩观的误导下,部分地演变为非理性的泛城市化运动.只有坚持社会公平和和谐社会的价值目标,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按照梯度发展规律构建多元化、层次性、立体型城市化发展模式,才能使中国城市化之路走上理性轨道.     

现代性与他者的命运--福柯对理性与非理性关系的批判分析

本文探讨的是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福柯对理性与非理性关系所进行的批判分析,揭示了作为他者的非理性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命运.通过清理福柯的基本思路,我们认为他在前后期使用了不同的分析批判策略,并因此为我们勾画出了理性与非理性关系的两种大致轮廓理性要么对非理性实施绝对排斥,要么对它进行温和改造,但非理性作为他者始终没有获得自身的地位.论文进而从福柯的主要作品出发,具体地展示了理性与非理性关系的这两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