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翻译伦理模式探讨

伦理思想一直贯穿于西方两千多年的翻译实践中,翻译家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并遵从某种价值观,因而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翻译实践体现了不同的伦理取向.西方翻译伦理模式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为五种:对等伦理模式、功能伦理模式、对话伦理模式、规范伦理模式以及差异伦理模式.各种模式不仅为特定的翻译策略或行为提供了理论上的合理性证明,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塑造着一定时期的西方翻译理论与实践.     

翻译伦理视角下女性主义翻译的反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翻译研究中出现了文化转向,翻译研究开始关注影响翻译的诸多文化因素,作为其中因素之一的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女性主义翻译是对传统翻译理论的反叛,这也体现在对切斯特曼提出的基本翻译伦理上.通过对女性主义翻译的分析,阐述了其对翻译伦理的反叛及原因,从而证明女性翻译理论的合理性.     

试论文学翻译的伦理道德内涵

翻译研究已经向伦理问题回归。然而,目前研究中心主要在翻译与规范、翻译的伦理原则等问题。翻译行为本身的道德内涵和意义应该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包括译者对自我实现的追求,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以及对终极存在和终极意义的探索等。这些方面不仅体现在译者的主体品格和译者、作者、读者的对话中,也体现在译者选择和制定翻译策略的过程中。     

翻译伦理观照下政治性外宣材料翻译

作为目前翻译研究关注的热点,翻译伦理理论为政治外宣材料的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以翻译伦理为理论基点,对政治性外宣材料进行分析研究,探讨了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的五种伦理模式在政治性外宣材料中的体现,并指出由于政治性外宣材料客户不同,读者多样,译者不可能同时并重五种伦理模式,只能根据具体情况主要遵从一种或几种翻译伦理模式。     

翻译的承诺伦理——传统翻译伦理的逾越

建立在传统翻译伦理包括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及规范伦理上的翻译的承诺伦理以交往伦理学为理论基础,融合了传统翻译伦理各流派的价值理念,明确指出了自身的适用范围以及译者在翻译中承担的责任,从宏观层面探讨翻译,平等对待与翻译活动相关的所有主体,是对传统翻译伦理的逾越。     

典籍翻译的伦理研究视角——以《道德经》中“水”的翻译为例

典籍翻译在文化传播方面有着极为严谨的伦理需求。作为中国典籍的重要代表,《道德经》的文化精神与哲理智慧弥足珍贵。在社会化的翻译活动中,译者必须以一定伦理准则为导向。从翻译伦理的视角,分析如何在《道德经》英译本中有效地传递"水"所喻指的文化意象,试图以译者的伦理价值取向为出发点,讨论如何将翻译伦理模式用于指导具体翻译实践行为。     

翻译理论与翻译伦理

随着国际交流的扩大和加深,翻译活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在翻译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一直以来颇有争议。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对译者角色的理解和社会预期也相应提升。近年翻译界讨论的"归化"、"异化",其实也包含翻译伦理问题。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及其实践涉及译者译作的多元文化态度、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对原文重写的尺度、译者的责任等翻译伦理方面的问题。作为译者,在翻译时有必要对相关伦理问题有所思考,并体现在其翻译实践活动中,真正做到尊重多元文化、沟通多元文化。但翻译伦理的内涵与外延究竟是什么,应保持在一个什么度上,作为翻译研究,更应深入探讨。     

中西翻译伦理差异之比较

任何翻译伦理受主体社会文化的制约。中国传统翻译伦理主要建立在义务论的基础上,而西方翻译伦理则以功利主义为基础;中国传统翻译伦理注重体现人际关系,而西方翻译伦理则强调文本关系。这对现代翻译研究有一定的启示。     

安德鲁·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透视

翻译伦理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规范。它讨论的是译者和其他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文本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切斯特曼基于以往的研究,提出了再现、服务、交际、规范和承诺五大伦理模式。五种翻译伦理的提出把翻译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本文通过对翻译伦理的回顾,重新透视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指出模式各自的理论基础、适用范围、局限性和不足,希冀进一步构建翻译伦理学研究范式,纠正其负面影响。     

论翻译教学中的伦理关涉

翻译研究表明任何翻译决策都是伦理选择的结果。译者作为翻译从业者必须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完成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翻译的社会性和工具性决定了教学必须关注教学对象的伦理意识。本文从翻译教学的目的、现实需要和翻译教学过程中文本解释多元性的伦理内涵阐明翻译教学中关注伦理的必要性。     

当代翻译研究应尊重差异的伦理观——解读文学翻译中译英的文化差异伦理

从翻译伦理角度重点讨论尊重差异的伦理观,同时对文学翻译中译英的文化差异进行分析探讨,指出在翻译研究中应该尊重差异,以加强译者尊重差异的伦理意识,客观公正地审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推动翻译伦理不断发展。     

翻译伦理对网络众包翻译模式的启示

Web2.0时代的到来革新了计算机网络技术,铺天盖地的信息涌入人们的视野,网络社区为读者提供了沟通互动的平台,众包翻译模式应运而生。众包翻译的出现颠覆了传统的翻译模式,以更新鲜、更及时、更全面、更廉价的翻译方式交付用户,在译介大量成功案例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翻译伦理主要涉及再现的伦理、服务的伦理、交际的伦理、基于规范的伦理、承诺的伦理,可以有效缓解众包翻译目前面临的困境。身兼译者和读者双重身份的众包译员应受到翻译伦理的约束,在一定伦理规约的前提下更好地提供翻译服务。     

从翻译伦理看文学翻译中的有意误译

翻译中的有意误译是跨文化交流中的独特现象。它突出地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扭曲和变形,是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契合点。在传统翻译标准看来,误译以失落和歪曲原文信息为代价,是对原文的不忠,成为攻击译者的重要依据。将Andrew Chesterman的四个翻译伦理模式融入到对我国传统译论的深入理解之中,完善误译研究,丰富了翻译批评方法,从而使人们对文化误译有一个更全面、更深刻、更公正的认识。     

论翻译中差异的张力与伦理的回归

解构主义彻底颠覆了“翻译就是翻译意义”的观点。意义的不稳定性使语言差异、文化差异和权力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地彰显了其无尽的张力与能量。翻译行为最终演变成社会行为，这就要求译者在多种选择中、在跨文化交流中，肩负起社会责任，寻求翻译伦理，回归翻译初衰。     

翻译伦理模式理论普适性思考之翻译主体指涉与定位探究

由翻译的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和承诺伦理组成的翻译伦理模式理论对中西方翻译伦理学的发展贡献巨大,以致于国内翻译界出现了以该理论为基础构建普适性翻译伦理的建议。然而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和规范伦理没有明确翻译主体(译者除外)的具体指涉,对翻译主体(译者除外)的定位也不一致,旨在融合这4种翻译伦理的承诺伦理也没有解决这两个问题。因此,以翻译伦理模式理论为基础构建普世翻译伦理的设想不可行。     

和合翻译观视阈下的科技翻译伦理

在科技翻译活动中,随着译者主体性的地位从＂隐形＂到＂显形＂的发展,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日益受到道德层面上的翻译伦理的制约和指导。多视角、多层次的翻译伦理的出现激发译者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据,以和合学理论为基础,在和合翻译观的视阈下寻找一种＂和谐＂之伦理——和合翻译伦理＂诚＂,从科技翻译的灵活性和模式化的融合、科学性和文学性的融合两方面指导科技翻译活动。     

翻译伦理观下的中国特色词汇翻译

翻译是一项积极的伦理交往活动。作为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伦理站在对翻译进行价值评判的角度,探寻差异性文化交流的最佳切合点,以达到文化交流中最大限度的沟通与理解。中国特色词汇承载着中国特定的历史与民族文化。文章结合切斯特曼的基本翻译伦理模式从四个方面探讨了中国特色词汇翻译中译者应遵循的伦理模式,为差异文化对话、互渗、共生道路的寻求做些尝试。     

从翻译伦理视角看《活着》的英译

伴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伦理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以翻译伦理为视角,以《活着》英译本为研究个案,探讨译者白睿文的翻译策略。译者有效兼顾了译文＂透明性＂与＂异国风味＂,较好地完成了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使命。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的理论实质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是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与后殖民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认为翻译是一种政治行为,主张以＂殖民地群族的价值观＂介入翻译文本而重塑殖民地群族形象,从而彰显了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的＂主体性、权力关系以及文化身份＂。本文从这三个维度阐述了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的本质特征,提出后殖民主义翻译语境下的翻译标准已转向了翻译的伦理。     

翻译伦理下汉语典籍英译的译者主体性

译者是汉语典籍英译的主体,其主体性的发挥对译作有重要影响.翻译伦理的回归为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提供了规范依据.以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为基础,以《醒世恒言》的英译本为例,从再现伦理模式、服务伦理模式、交际伦理模式三个方面分析如何正确发挥译者主体性,为汉语典籍英译提供可借鉴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