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的"立公灭私"观念与社会整合(下)

中国古代的公、私观念成型于春秋战国时期.此期,"公"、"私"概念由人称指谓向社会形态拓展."公"的价值意义与其所表达的社会公共事物和公共关系相联系,把国家、君主、社会与个人贯通为一体.此期又是士人的私理、私论大行其道的时代,社会关系以私为纽带进行了空前改组.然而,先哲们却把"私"视为万恶之源,进行了猛烈抨击."立公灭私"成为主流意识,取消了"私"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形成了君主、国家与民间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尖锐对立,使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出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公"、"私"悖论."立公灭私"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共理性的高度概括和总体特征,它与君主制度互为表里,为专制制度整合社会资源、控制分配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春秋战国的"立公灭私"观念与社会整合(上)

中国古代的公私观念成型于春秋战国时期.此期,"公"、"私"概念由人称指谓向社会形态拓展."公"的价值意义与其所表达的社会公共事物与公共关系相联系,把国家、君主、社会与个人贯通为一体.此期又是士人的私理、私论大行其道的时代,社会关系以私为纽带进行了空前改组,然而,先哲们却把"私"视为万恶之源,进行了猛烈抨击."立公灭私"成为主流意识,取消了"私"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形成了君主、国家与民间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尖锐对立,使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出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公"、"私"悖论."立公灭私"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共理性的高度概括和总体特征,它与君主制度互为表里,为专制制度整合社会资源、控制分配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东亚“新公共性”的构建及其限制——以中日两国为中心

如果我们把近代以来东亚社会在建立民族国家进程中形成的以“官”为主要承载者的公共性作为东亚公共性的“典型构造”或“旧公共性”的话,那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东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为背景,中日两国先后出现的见之于NPO和福利政策的非政府、非市场的“新公共性”诉求,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跨越国境的公共性构建活动,则是一种典型的“新公共性”。东亚新公共性的构建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进程,其进一步的成长和推进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东亚在直面公共性问题挑战的同时应努力突破欧美中心主义,充分注意东亚公共性构造转换的一系列特殊的制约限制因素。     

春秋战国社会转型与"私"观念的发展

西周末年中国社会私观念兴起,至春秋战国时期它一度成为最活跃因素,进入社会生活各方面,它的活跃一定程度促进了社会变革,对当时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解体,新的小农经济结构建立,商业的迅猛发展,社会关系的改组等都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但限于当时认识水平,人们一致将"私"视为罪魁祸首而猛烈地批判,导致"立公灭私"成为社会意识的主流,"私"在社会政治公共理性中无立锥之地.     

早期儒家"贵公"观的理论范式及其历史意义

公私关系问题并非儒家的核心命题,但儒家对公私关系的论述却成为传统文化公共观念的主流价值观念,即立公灭私和贵公去私。文章主要分析了儒家贵公观的理论范式,认为儒家以公私二元对立为基本范畴,以贵公去私为核心理念,从形而上学本体论、日常伦理价值规范和"隆礼重法"的政治制度三个方面论证贵公观的合法性,使它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社会的伦理规范和道义价值。传统儒家文化的贵公观虽然有其局限性,但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看,它对社会公共理性的养成、较完备的公共观念和主流的行政伦理文化都具有一定历史价值和作用。     

公私反转: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实践机制

道德及其公私界限的辨析,一直是学术界讨论中国公-私问题的重要切入点。在古今之变的思想维度中,传统公德始终是国家政治道德,而近现代知识分子曾经将公德建设与民族独立、国家振兴紧密联系,影响至今。在"立公灭私""以公并私"的行动逻辑中,中国大众之私德始终被视为权力神圣的治理对象,在私产不义、私利不保的现实境遇之中,私德依旧缺乏独立存在的基础与界限,进而在被公德继续强力整合的同时,不断呈现公私混淆的困境。特别是传统总体神圣格局一直未能实现现代的转型,进而促使公私道德转换呈现出彼此反转的社会学特征,给当代中国的文明治理提供了不少重大论题。     

新区域主义视角下的东亚安全共同体建设

新区域主义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一种重要的理论与社会建构。新区域主义的开放性等特点适应东亚地区的安全现状，同时东亚的安全形势也为新区域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在新区域主义理念的指导下，有助于将带有冲突性质的国家间关系的“安全复合体”转变为具有合作性质的“安全共同体”。本文试图从新区域主义的视角探讨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可行性。     

“村改居”进程中农村社区“公共性”的重建及其意义

中国在城镇化发展中,许多农村社区正在经历社会生活秩序的改变与乡土团结的动摇,特别是"村改居"的推进所产生的问题,不仅仅是化乡为城,化农民为市民的直线过程。"村改居"最核心之"改"应是"公"与"私"之间的意识转换即"公共性"的重构。追溯"公共性"理论,其可划分为侧重于"共同体"的"公共性"、侧重于"公民道德"的"公共性"和侧重于"公共参与"的"公共性"。"村改居"应是重建社区共同体、形成公民道德、建立公共参与的社会进程。"公共性"的重建有利于"村改居"进程中农村社区归属感的增强、公共精神的培养和公民参与的激励,对于农村社区社会凝聚力的维护、农民自组织的萌芽和农村社区治理具有促进作用。     

先秦儒法公私观简论

先秦儒法公私观讨论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生活中群体与个体、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问题,他们强调"公义",卫护"公利",一致主张公高于私,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先秦儒法公私观的理论贡献不同,前者主要在伦理思想领域,为道德修养提出了目标,而后者主要在法治思想领域,为法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儒家没有把公与私绝对化,表现了可贵的民本主义思想,而法家的公私观则将公与私绝对对立,最后走向绝对君主专制主义。儒法公私观是以各自的人性论作为理论依据的。儒法崇公抑私的公私观的历史影响具有两重性。     

对中国传统公私关系文化的反思

在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对待"公"与"私"关系的主导思维方式是"崇公抑私",其目的是实现"大公无私"的理想政治境界.但这一"大公"的理想境界却又不得不依赖君主专制这一"大私"的方式来实现,由此造成传统社会中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公私两无"(即理论和现实脱节)的尴尬局面."私"之不存,"公"则不立,这是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崇公抑私"思维方式对近代乃至现代中国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有着重要的意义.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所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则体现了我国在对待公私关系问题上的最新思考和重大理论突破.     

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个分析框架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以公共利益为主旨,多主体在共同认可的规则下,共有共用资源并集体行动的有机体,有着主体、认同、规则、行动等基本要素。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在治理主体结构、公共性的具体特征、规则运行、资源状况等诸多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在“理念—场域”“主体—规则”“资源—行动”的结构下,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在“公—共—私”的双向转化中,持续生产、拓展公共性;在政府引导下实现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共同生长与发展,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双法”融合并形塑积极行动者;治理资源的输入与内在资源的转化并重,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共有共享并集体行动。     

公立学校的公共性问题

公立学校具有公共性。但近现代公立学校制度本身也暗藏着导致学校非公共化的离心力量,这些力量动摇了人们对公校公共性的认同。而新中国公立学校的公共性问题比西方尤其突出:它处于褊狭的公与私的二元对立之中,并没有能够包容“私”;它注重形式上的“公”(公有、国办、共管等),忽视实质意义上的“公”(公平、多元、共享)。改革开放削弱了极左政治对公立学校的控制。然而,危及公立学校公共性的教育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依然存在。学校目标的繁杂和寻租行为的泛滥进一步加剧了公立学校的认同危机,致使其道德基础受到严峻挑战。对公立学校的行政管制有再次被强化的趋势。而在我们看来,导致公立学校公共性变异的关键变量,还是它们所处的非竞争性的制度环境。     

先秦法家“公”思想探析——以韩非子为中心

先秦法家认为,"公"是君主和国家的利益和意志,"私"是臣民个人的利益和原则,它们是相互对立的。"公"主宰"私","私"服从"公",要"立公"而"弃私"。其"公"论有深刻的哲学、政治、人性等方面的理论基础。实现"公"需要具备一些素养、能力和手段。法家"公"思想有其积极的一面,比如,求统一、讲法治、重公正。但也有其内在的不足。如,利君而抑民,主张"严刑重罚"而否认道德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片面追求单一性而忽视个性与多样性等。     

发展主义的发展: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理论探索

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政府实际扮演的角色及其应该发挥的作用,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发展主义的第一波浪潮强调社会结构性因素的重要作用。随着新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政府不再被视为社会力量的工具或者社会互动的平台,而是一种能够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独立力量。在新国家主义的背景下,早期的发展型政府理论基于东亚经济奇迹的案例研究,塑造了一种唯理性主义和唯道德主义色彩的政府形象。在各种反对、质疑和挑战声浪的冲击下,发展主义理论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修正版,修正的焦点在于矫正早期发展型政府理论的"新国家主义"倾向,转而借鉴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思路,注重分析促使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制度组合。     

新地区主义在东亚合作中的作用探究

面对外部压力和内部需求的加深,东亚各国掀起了加快区域合作的步伐.20世纪80年代东盟的建立、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了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兴起.以地区主义为依托参与东亚合作已是东亚各国的共识,但目前东亚合作存在许多制约因素.新地区主义的兴起,对推进东亚地区全方位,多角度的合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文阐述了新地区主义产生的背景,通过分析目前东亚合作中存在的局限,试图探讨新地区主义在推进东亚合作过程中的作用.     

东亚近世儒者对"公""私"领域分际的思考--从孟子与桃应的对话出发

《孟子·尽心上》记载的孟子与桃应的对话揭示了如何处置“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责任之间的冲突问题,从而为中国思想史乃至东亚思想史引入了“公”与“私”的概念。作者厘清了“公”与“私”概念的转折变化,归纳了东亚儒者对此问题的诸多讨论,指出“公”领域与“私”领域中的德行常常必须在“公”领域中才能全幅实现,并且“公”领域与“私”领域之间恒有其难以化解的紧张性。东亚儒者提出以具有超越性的“天理”或具有“普遍性”的天下为企图化解“公”“私”冲突之概念工具。但是,在近代以前的专制独裁体制下,“天理”等概念的解释权都被权力掌控者垄断,从而架空了这一概念所具有的超越性或普遍性,并将之转化为镇压人民的工具,这就是17世纪后东亚各国“气”学一系的思想家伊藤仁斋、戴震等人,批判程朱学派所建构以“理”为核心的思想系统的部分原因。     

女性的欢宴--从公/私领域的角度看女性主义

一、公/私领域演变中的女性地位 在古希腊,"公""私"差异清楚可辨.私域(家庭oikos)是自然的结合体,一切生活基本需求皆掩于其中.公域(城邦polis)则相反,它是政治人展现光荣和卓越①的公开场地,"行动"与"语言"成为唯一重要的存在方式.     

公与私张力下的社会公平之思

社会公平问题引发当前社会的普遍焦虑与关注,本文从公与私的关系角度分析公与私张力下的社会公平问题,强调三个思考进路,公与私的界分是讨论社会公平的重要前提,公权力私用是导致社会公平问题的主要症结,构建合理有效的公权力监督体系是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重要途径。     

拓展新的公共性空间

自1990年代以来,强调市场竞争机制与全球化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风潮席卷了整个世界。新自由主义在为两极分化、扩大社会差距提供理论依据的同时,也成为"关闭公共性的动力"。近年来各种公共性理论的再度活跃,正是基于以上的危机意识。我们必须承认,传统的公共性理论框架——由国家主导的权威性公共行政性,和与此相抗衡的形式出现的市民社会的公共性——已经过时。在个人主义业已普及的时代,如果我们无法提出一种能够兼顾"私利"的公共性理论,就无法实现公共性的再生。我们可以通过同时满足"私利"的志愿性实践活动来开拓新的公共空间。如何拓展能够使每一位公民都有机会直接参与的公共性空间,将成为一个紧迫的社会学课题。     

东亚生产主义社会政策模式的产生和衰落

在比较福利体制这一研究领域,人们对于"东亚福利"问题的探讨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尽管如此,研究者对于东亚国家是否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社会政策模式,以及如何解释这些国家福利体制之间所存在的差异等问题,仍然存在许多争议。本文从人们所普遍认同的东亚福利体制的一个共同点,即以生产主义为导向的社会政策发展战略出发,来考察东亚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在形成东亚政策模式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本研究提出生产型社会政策模式与东亚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这为分析东亚福利的特点及其发展原因提供了新思路。本研究也解释了八十年代以来在这一地区出现的民主化运动对于东亚社会政策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本研究对于这一区域社会政策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