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管理与高校人才建设

一、非理性管理的内涵与发展1 非理性管理是科学管理理论的发展与补充管理主要是人对人的管理 ,而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体 ,管理就必然涉及人的非理性因素。非理性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精神现象 ,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发展并能动地参与社会实践 ,反映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非条理化、非规范化、非逻辑化、非程序化、非秩序化的社会精神现象。在实际的管理活动中 ,不存在纯粹的理性因素或纯粹的非理性因素 ,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是彼此交织、彼此依赖、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理性起支配、定向和指导作用 ,非理性起动力、激发和诱导作用。非…     

理性合理性的现代诠释——基于高兹生态理性的视角

理性的合理性维度在现代社会被埋没在理性的假象之下,理性失去了对人类生活世界的指导性作用。高兹在此意义上提出了具有现代性的理性批判——经济理性批判。经济理性批判启发的不仅是理性重新思考的必要性,而且指向了人类生存维度的理性建构,即高兹提出的生态理性。生态理性把人类理性引向生存维度,凸显了理性的现代性张力,理性不仅要顾全自身的发展,更要在自身的发展中实现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生态理性把握住了理性在生存维度上的合理性。     

企业家理性、非理性与相对理性研究--兼论企业家精神

本文分析了经济理性与非理性的逻辑结构以及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并应用于企业家理性和非理性研究。本文认为 ,经济理性是一种精于算计的逻辑结构决定的心理动机 ,非理性则与习俗、传统、道德、社会价值观相关。它们两者共同作用 ,一起成为调节社会资源的“心理”媒介。通过分析经济理性和非理性对企业家行为的影响机制 ,本文推导出一个重要概念“相对理性”。在由经济理性和非理性整合而成的“相对理性”的逻辑结构所决定的心理动机的影响下 ,企业家从事管理活动。在此基础上 ,本文还推导出 ,企业家理性和非理性只能引导企业家进行日常的、必要的经营活动 ,而要从事创造性破坏的企业家活动 ,则需要具备“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源于企业家理性和非理性的逻辑结构 ,但又超越此类结构 ,它是一种特质型才能     

非理性及其研究的社会学意义

人类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内在地包含着理性、非理性两种因素,而社会发展实际上是人类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展开过程,因此,非理性因素必然要通过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影响社会发展。解构非理性因素的内容,分析非理性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阐述非理性研究在社会管理、社会教育与智力开发、经济及社会超常规行为等方面的社会学意义就显得非常必要。     

必要的生态转向:从“科技理性”到“生态理性”

随着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能力的增强,科技理性不断膨胀、价值理性与人文理性日益萎缩,科技理性的片面发展暴露出自身的合理性限度。因此,应当给予科技理性以必要的＂生态＂补充,寻求＂生态理性＂的道德合法性,使＂科技理性＂与＂生态理性＂在人的发展中、在生态伦理道德教育中以及在真、善、美的生态伦理实践中保持适度的张力,从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循环经济的价值回归——生态理性经济人假设

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对人性和社会价值关怀的缺失使得"理性经济人"预设因然而生,然而"理性经济人"假设仍然存在理念上的不足.理性经济人在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在日益破坏着愈发严重的自然生态关系.生态危机便是"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后果.克服当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困境.必须以"生态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点.循环经济作为本质上的生态经济是"生态理性经济人"的活动."生态理性经济人假设"是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的逻辑起点.     

技术的理性与非理性——关于技术合理性的思考

理性和非理性是科学技术活动现实生存的两个维度,理性和非理性的综合效应贯穿于科学技术活动的全过程。科学技术活动在本质上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科技活动是合乎理性的,理性是科技活动的逻辑法则与生成论前提;科技活动也不能完全摆脱非理性,非理性是对科技理性的逻辑超越。因此,应在历史的视野中辩证地把握理性与非理性在科学技术活动中的张力。     

对话融通·价值关涉·自主创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发展思想的三重理性向度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思想是有效引领社会发展实践的经验积淀与理论升华,从哲学理性的视角看,它相涉对话融通的交往理性,内蕴价值关涉的价值理性,蕴蓄自主创造的实践理性。其在交往理性向度中呈显了主体融通、文化会通与界域联通并存的对话意旨,在价值理性向度中彰显了人文关怀、共富关切与生态关照并重的价值趣旨,在实践理性向度中凸显了本质坚守、辩证推进与方法引领并进的创构宏旨。三重理性向度虽各彰其质、各显其能,但却不能离散而视、分割而论,它们共同建构和绘就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发展思想理性运思的逻辑内核与时代景观。     

生态伦理学的实践价值取向与路径生成

生态伦理学的实践转向表征着新时代生态文明“实践”的理论自觉。当代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是人类不合理的实践方式造成的,文明危机的价值忧思诉求生产生活实践的根本变革。从实践哲学维度反思现代生态伦理学理论发展,走出利益逻辑、生命逻辑和生态逻辑道德拓展概念思辨式理论路径,基于“感性现实人”的社会生产实践和日常社会生活,在生态理性实践和生态德性养成中建构生态伦理学价值旨归。可以说,唯物史观视野下生态伦理学实践哲学路径生成既是现实实践诉求的理论“应然”,也是理论阐释实践的现实“必然”。     

当代西方的理性主义

本世纪西方理性主义受到非理性主义的严重挑战,但非理性主义反对的其实是机械论的唯理主义,真正的理性主义精神仍在继续发展。本文对此从纯粹理性、实践理性、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等四个方面作了概括和论述,认为理性与感性都是人类精神不可或缺的方面,我们应努力平衡之。     

价值理性的重建及其当代意义

价值理性是人自身本质的导向;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整合的矛盾统一体。在一定条件下,人的精神属性对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具有主导作用,并由此产生人头脑中的理想自我;价值理性就是通过调动理想自我潜移默化地体现对人自身本质的导向作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本视野,站在哲学的高度,结合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当代社会发展中不均衡的现实,重新来审视“价值理性”的重要作用,并重点分析“价值理性”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制度框架下研究经济人假设——从完全理性到适应性理性

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与稀缺性假设一起,构成经济学,主要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最重要的两块基石。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莫基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表露出“经济人”的含义,但自从经济人假设提出后它便不断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人们不断对其进行批判和修正。虽然各派的观点各不相同,但大多数的观点都试图对经济人假设进行完善,使其更具合理性。我们试图从制度约束的角度对经济人假设进行初步的修正,并论证了一个建立在制度框架下的,具有适应性理性的经济人假设所具有的合理性。     

批判经济理性和重建生态理性——论安德烈·高兹对生态危机的新阐释

当前,生态危机已成为全球性问题,揭橥生态问题的根源日益成为西方学者的研究热点。但是大多数研究者仅囿于社会学或者生态学视角进行探讨,而法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安德烈·高兹另辟政治生态学路径,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态问题的产生是由经济理性这颗"毒瘤"引发的,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是剖析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引发的三大病状,然后对症下药,推行工人自治和自我管理,进行文化革命,最终重建以生态理性为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尽管这一生态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它仍具有一定的不足之处。     

自利、利他与经济学理性的层次

自利最大化长期以来构成主流经济学理性概念的核心,如此则排除了利他行为的经济学意义。但人类行为是复杂多样的,大量非自利行为的存在对以自利最大化为核心的经济学理性概念形成挑战,迫使经济学重新审视理性。经济学家试图增强理性概念的解释力,一种流行的方式是通过效用函数的转换把利他行为整合进利己模式,宣称利他统一于利己。这种方式其实是逻辑上的同义反复,不能解决问题。走出困境的出路是从理性的形成入手,用理性统一利己与利他。经济学理性根植于特定社会的规则系统,是历史演进的产物,从属于具体的思维传统。理性内化了社会规约,根据内化程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以自利最大化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可以作为一个特例包含在本文的理性模型中。     

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东亚智慧

环境危机已是关系到整个地球与全人类生死存亡的、迫在眉睫的危机。这场危机可以说是全球性的、人为的、严峻的、系统性的、难以逆转的。全球环境危机急需治理,必须重新发掘东亚智慧,更新发展观念,以新的现代化范式取代传统的现代化范式,走生态现代化与生态文明之路。建构新的东亚智慧,就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超越无止境增长的渴望,超越工具理性与唯科学主义,超越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渴望,超越贪欲与利润的极端诉求。人类自觉归属自然、保护自然、珍惜自然、敬畏自然,以人文主义、道德修养、宗教信仰来为科学与市场划界立法,以家庭伦理、大地伦理超越把自然"资源"化的工具主义,以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超越功利主义与利己主义。遏制消费主义的扩张,提倡过一种简单的、有节制的、合乎自然节律的生活。     

生态危机的资本逻辑批判与人类生存的历史性构建

生态危机的本质是人类生存的危机.以何种视角和维度去剖析生态危机的深层本质,历史唯物主义为生态伦理学找到了理性视角和科学路径.伴随着人类中心主义到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上升至道德问题,阶段性生态问题已然转变为全球性问题,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辑逐利本性、异化人格和打破生态边界的揭露,重新审视人类生存危机与资本逻辑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不可逃脱的因果关系,重新探讨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然资源的贪婪掠夺的内在根源和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澄明资本逻辑是推动资本主义社会逐利本性的根本动力,导致人的自觉主体性的决裂即异化,并指向打破生态自然极限的外在边界,以历史唯物主义树立起人类可持续生存理念,才能最终实现生态危机的彻底解决.     

经济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研究

经济理性是一个具体运用理性化能力的过程,它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核心,它是一种有界理性。经济非理性与经济理性是一个相对立的范畴,它是集对经济理性研究范式修正、质疑与补充、辅助的概念性工具。从经济哲学层面分析,经济理性与经济非理性辩证统一,相辅相成。在经济活动中,两者都不能偏废。     

生态福利的文化公共性与文化价值共生

生态福利是社会安全与发展的内在文化秩序,其文化价值逻辑及公共性追求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存的精神活力的源泉。当代中国社会出现生态危机、生境丧失、生态环境恶化等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生存情景。在澄明生态福利的公共性本质的基础上,对生态福利的内在认知结构和文化伦理价值逻辑的追寻,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维度。以生态福利的文化价值为公共性追寻的"美丽中国"的实践,必能造就一个人与社会共享生态福利的优雅、健全、可持续生存的安全格局。     

论经济人的理性冲突及行为目标

基于经济人假设的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人们具有完全理性能力,但现实中行为人的决策理性程度.经常处于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两种情境的转换之中.从研究范式和最终行为目标两个视角来看,完全理性情境下人们遵循最优化原则追求决策收益的最大化;而有限理性情境下则遵循决策收益和过程的满意原则.基于经济人的行为心理及认知能力来分析,追求主观幸福感最大化才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最终唯一目标.建立于行为经济人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才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人学美学思想从理性到非理性的异变——以明万历年间李贽与耿定向的笔战为论述中心

中国人注重直觉、意象的思维方法带有更浓厚的非理性色彩,而思维成果——思想——借助政治力推行之思想则是理性的。这种理性思想在受佛教思想影响而不断心化的过程中,非理性因素日趋滋长,至明代中后期,在经济发达期与渐重衣食日用之实和直面功利之势相结合而走向了突破理性的门槛。耿定向的攻讦,将强调这种思想的李贽逼出原有地界,从而在价值观、人性论、伦理观、审美观等一系列问题上形成整体变异完成了从以家族血缘为本到非家族血缘——以自我为命;从尊经崇圣的等级观念到非圣非权威的平等观念;从人性公义说到非公义——人性私利说;由道德本体论至非道德本体论——情欲本体论;由倡中和之美到非中和之美——倡狂狷、真率之美的转换过程。它标志着中国人学思想、美学思想由理性到非理性的一次历史性异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