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俄罗斯重视国际组织的原因

冷战结束后,国际组织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各个国家都注意到了这一变化,期望利用国际组织来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俄罗斯也不例外。其重视国际组织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国际组织是俄实现自己目的的借助力量;重视国际组织符合俄融入世界经济、参与全球化的需要;重视国际组织与俄安全观的转变紧密相关。作为一个有大国强国梦想的国家,俄罗斯不会停止参与世界事务的脚步,只要这一脚步不停止,俄罗斯就会继续重视国际组织的作用,借助国际组织的力量来实现国家利益。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中心地位的变迁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以来,国际社会确立了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运作体系,二战后的现实主义学派在理论上进一步强化了国家中心的思想。但是,全球化发展之后,国际政治开始向世界政治转变,许多超国家的行为主体及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越来越加强,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在许多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方面,国家已经从过去全能的机构变为在许多方面作用有所缺失,而必须依靠其他组织来补充。为更好地适应国际社会的变化,国家的作用发生转移,上移至国际组织,下移至次国家层次,外移至非政府组织。但应该看到的是,国家中心地位虽然发生了变迁,但其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主体,它需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转变职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时代特色

国际国内安全形势复杂多变,安全治理问题成为国家安全战略重要内容,针对国际安全格局提出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完善安全决策机制,成为当代严峻的课题。既需要具体的措施安排,更需要战略性的、总体的指导理念。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目前国际国内安全形势和格局下中国对安全治理理念的概括,反映国际安全理论研究的创新思想,对外明确提出中国在国际安全体系中的主张,对内引领中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总体运行,充分体现了中国安全观的时代特色。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利益及其实现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阶级性与民族性、稳定性与动态性并存的性质,决定着其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需要用发展的、多维的视角重新把握,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准确地界定、维护和实现我们的国家利益。     

全球化时代国家的再审视——基于国际视角的国家嬗变

国家具有鲜明的时空特征，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传统国家造成了冲击。一方面，国家属性和职能发生了拓展与革新，国家的国际属性进一步彰显，国际层面的职能需求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既有的国家属性与国家职能之间的传统对应关系被影响和改变，单向决定与零和博弈的传统逻辑逐渐被打破。国家维度与世界维度截然不同的考量和关切成为国家向世界迈进的现实困境和巨大难题，如何实现国家职能在社会—国家—世界维度的连贯对接成为全球化时代国家面临的重大考验。这一过程的实现既需要运用从社会汲取资源的国家权力，又需要向全球实现资源转化的国家能力。这既是国家走向世界的关键考验，同时也是理论研究中国家视野向国际视野转变的重要过渡。     

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自主性:一个解释框架

从组织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在后发国家"应激型"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家能否获得相对于国内各阶级的自主性,是现代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的政治条件.在现代化启动之际,国家政权需要能够有效摆脱传统社会中支配阶级的制约,实施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国家自主性对于后发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性表现在,一个具有高度自主性和行动能力的国家政权,是有效应对国际挑战、实施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并提供现代化所需的经济和政治资源的前提条件.     

论两种制度国家全球治理问题的合作与纷争

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增多,全球治理危机日益凸显;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日益增多,无论是在政府层面、国际和地区性组织中还是在非政府组织中,合作都呈现日益加强的趋势;同时,两制国家在国家利益、国际地位、价值观以及全球治理体系等方面纷争难以弥合。全球治理任重而道远。     

国家利益的特性及其维护

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中驱动国家间互动的基本要素 ,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主要依据。国家同时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全民性和阶级性、持久性和动态性等特性。主权国家要维护其国家利益 ,必须在拥有强大实力的同时 ,准确界定国家利益 ,分层次加以维护 ,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组织 ,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发展视角下中国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探析

处于特定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当中的国家因为各种原因发展有先后之分,由于发展是国际与国内互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结果,后发展国家在现实发展中效果并不趋同。中国是典型的后发展国家,也是传统的农业国。新中国脱胎于土地革命,解决了发展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的同时,又面临着国际军事、经济竞争的双重压力,因此从一开始就具有极高的自主性,可以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选择发展道路。中国在艰苦的实践和摸索中不断调整自己与社会的关系,并不断完善与社会的互动与沟通,培育了优秀的国家能力。当然中国还面临着种种问题和挑战,国家与社会之间仍未达到理想的平衡,因而需要不断推进和完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使得国家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跨界损害的国家责任初探

国家责任是指国际法主体为其国际不法行为或损害行为所应承担的国际法律责任。从20世纪中叶开始，不仅在理论上，在国际中也出现了许多确认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的赔偿责任的司法判例、大量涉及或专门规定国家某些具体活动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的国际条约以及其他有关国际文件。这些都在客观上促使国家责任制度和国际立法向前发展。鉴于传统国家责任制度的局限性和现实需要，作为传统国家责任制度的补充和发展，跨界损害的国家责任之目的和作用不是削弱国家责任制度，而是对国家责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新时代国家形象建构的实践图景及优化策略

国家形象是国内外公众对该国的国家政策、国家行为、国家活动及其绩效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总体性评价和认知。良好的国家形象对于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发挥着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的国家形象建构在不断提升国际美誉、增强本国治理水平和促进国家形象建构专业化水平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也面临着主体认知偏差、文化发展动力不足、国外受众关注不够和国际传播能力不强等困境。为此需要从加强国家之间交流合作,提高文化软实力,分析受众心理以及加强国际传播等方面着手,向世界有效展示中国的风貌。     

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利益考量与国家角色定位——对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行使否决权的思考

作为享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在否决权的行使上一贯秉持着慎重的态度,通过对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以来25次行使否决权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国家利益考量在始终坚决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的同时,经历了由基于政治结盟的考量向基于更广泛的发展利益的考量的巨大转变。这种国家利益考量上的变化也是对国际体系变化的一种反应和适应。而＂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大国＂是中国在融入国际体系、参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过程中一直坚持和强调的国家定位。这种相对稳定的国家定位影响着国际体系中互动的行为体之间互相行动的至少是最低层次的可预期性,降低不确定性。     

对国家利益的国际法思考

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国家利益是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的一切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内涵丰富。国际法是各国国家利益冲突和协调的结果,也是通过原则、规则、制度等形式,通过法律的拘束力对国家关系和国家利益进行调整的规范。国家利益的表达和实现方式具有多样性,在国际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强化的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下,充分运用国际法规则妥善处理矛盾和冲突,趋利避害,是实现和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     

论建构主义维度的国际软法研究及其方法论建构

国际软法的兴起满足了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律规范的增量需求。建构主义方法开辟了国际软法研究的新视野,国家、国际组织、跨政府网络和NGO等多元主体采用沟通、劝说、引导、谴责等方式,通过互动网络促成了国际软法的创设、效力扩张和纳入国内实践的社会化过程。建构主义维度下,包括国际软法在内的法律观念、法律意识等国际文化结构不仅外在地制约国家行为,而且内在地建构国家身份和国家利益。然而,软法在决策程序、实施机制和争端解决等方面毕竟不同于硬法,将国际软法等同于国际硬法并列入国际法渊源,有可能加剧国际规范体系的碎片化,破坏现有国际法的稳定并造成国际司法实践的不确定性。为此,以国际硬法为中心、以国际软法为外围,并适时考量国家理性这一法哲学维度,在国家工具理性和普遍规范理性的张力之间,重塑国际软法的价值观取向,对于科学研究、评价国际软法似乎是一可行的科学态度与研究方法。     

论国外敌对宗教组织对我国安全的影响

我国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长期以来，国外敌对宗教组织与国际敌对势力相结合，对我国进行分裂、破坏和渗透活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敌对宗教组织支持国内极端宗教势力和民族分裂分子，在我国西部地区进行恐怖分裂活动，给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带来不良影响。我国应从战略全局高度，重视国外敌对宗教组织对我国进行的渗透活动，未雨绸缪，做好打击防范工作。     

从美国"排华法案"看集团利益在国家利益构建中的作用

国家利益并非给定的常数,从国际层面看,特定国际组织、国家间互动以及国际社会的文化环境对国家利益建构作用明显;从国内层面看,某些国家利益源自国内政治活动。"排华法案"作为美国特定时期国家利益,其实质则是加州工会组织、美国工会联盟以及移民局等特定集团的利益。该案例说明:国家利益可能是集团利益互动的结果,在国家利益的建构过程中,可以将特定的集团利益界定为国家利益。     

从国际道德看南海仲裁的性质及对策

南海仲裁迫使中国政府意识到,超出国家主权的国际组织正在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力量,这也显示出国际道德在战后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中国政府应当从中吸取教训:一方面必须加快培养熟悉国际法、了解世界规则的人才;另一方面必须加大国内开放力度,转变国家治理体系,增强社会活力,维护各类不同的理论、思想独立存在的空间,从而构建符合国际道德的新型国家—国民关系。     

国家自主性研究层次评析

现代国家的构建使得国家自主性成为国家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还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主义,其共同特征是在很大程度上将国家自主性作为描述国内层面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概念.新国家主义虽然也"以国家为中心",但是主张在"把国家找回来"的同时"不踢走社会",并尝试将国家自主性置于国际系统、国家结构和社会因素的网络中来探讨.由于国家具有国际、国内、个人三个层次的含义,因此,分析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自主性应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将国家置于国际和国内的力量交汇点.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经济需要"强国家",但必须通过"建制性权力"使得同时出现"强社会"成为可能.     

论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中国家概念的意涵

梁启超的国家论不是近代西方政治契约论,其基本前提假设是个人只有充分培养公共德性和与他人合作的群意识,发展组织才能,分散的个人才有可能重新集结成群,建立一个良善的现代国家,因而他忽略了国家是民众借以改变政治地位、经济状态的组织载体,未提出以新组织为载体组织发动民众改变中国经济、政治结构的学说。国家与国民关系而言,梁启超一方面主张中国未来的政体走向是民主政体,中国应该依靠大多数民众的力量建立现代国家;另一方面在现实中,他认为中国国民素质尚处于幼稚阶段,需要政治训练阶段以提高国民素质,这却是民主政体无法承担的任务。     

实力变迁、道义坚守与大国责任的衡量——新时代中国国际责任的动态界定

随着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中国的国际责任逐渐成为国内外关注的重点议题。如何界定自身的国际责任,如何更好地承担国际责任,成为新时代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国家实力和国际道义是界定一国国际责任的主要依据,国家身份则是调节国际责任内容的重要因素。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实力定位是全球性强国,秉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正确义利观和合作共赢的国际道义观,具有较强国际道义感,并且积极建构负责任大国的国家身份。与之相应,中国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重要国际责任,在区域层次推动经济发展、维护和平稳定,在全球层次建设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发展。实力变迁、道义坚守和身份明晰的态势决定了中国国际责任的发展趋势。中国国际责任的重心正逐步从区域走向全球,从以经济和安全责任为主走向全领域。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仅要平衡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类别的国际责任,还要平衡实力、道义与身份之间的关系,为国际社会作出力所能及且可持续的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