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

东南亚华人政治认同当地化并先后加入当地国籍以后 ,其社会地位日渐改善。然而 ,从法律上成为东南亚各国的公民到实际上行使部分或完整的政治权利 ,东南亚华人的政治地位提升 ,经历错综复杂的过程。大体而言 ,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的华人华裔政治权利已和东南亚原住民相当 ,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地位不断改善 ,仍有希望提升 ,印尼、印度支那、缅甸华人的政治地位较弱 ,但近年来已有改善。东南亚与中国关系的发展、世界华商网络的发展、台湾对东南亚的大规模投资和中国经济的崛起等因素都有助于东南亚华人社会地位的改善     

菲华文学:文化承传与现实走向

文化承传是菲华文学发展的动力对于中华文化的执着,重视中华文化的承传,是所有置身异质文化之外的海外华侨、华人 社会维系自己独特文化身份和与世界对话的普遍特征。这一情况在菲律宾华侨华人社会中表 现得尤为突出。一是菲律宾华侨华人经济上的强势地位,使他们有可能为人口弱势(菲律宾 华侨华人仅占该国总人口的2％左右)的族群形成文化强势提供巨大的经济基础;二是面对土 著文化教育和西化教育的影响以及“菲化”政策的左右,年轻一代祖根意识的逐代稀薄,使 文化薪传成为菲华社会的普遍呼声和庄严使命;三是菲律宾历史上一系列对华侨…     

试论生态要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要素之外,人口、国际关系以及生态作为制约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的地位日益突显出来。尤其是生态要素将成为21世纪影响人类发展的最重要变量之一。因此,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显得更为重要。但更为有效地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须以改善人与人的关系为前提条件。     

从宗教看东南亚华人与土著民族的族群关系——以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为例

东南亚华人与当地土著民族的族群关系受殖民史、当地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的影响较深.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华人的宗教信仰是华人与土著民族的族群关系的缩影,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华人宗教信仰的变迁反映了华人与土著民族族群关系的变化.     

文化承传是菲华文学发展的动力

对于中华文化的执着,重视中华文化的承传,是所有置身异质文化之外的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维系自己独特文化身份和与世界对话的普遍特征.这一情况在菲律宾华侨华人社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是菲律宾华侨华人经济上的强势地位,使他们有可能为人口弱势(菲律宾华侨华人仅占该国总人口的2%左右)的族群形成文化强势提供巨大的经济基础;二是面对土著文化教育和西化教育的影响以及"菲化"政策的左右,年轻一代祖根意识的逐代稀薄,使文化薪传成为菲华社会的普遍呼声和庄严使命;三是菲律宾历史上一系列对华侨华人的限制、排扩和迫害,从另一个意义上唤醒了华侨华人的祖根意识和文化意识;四是菲律宾华侨华人血缘的延续性和地缘的限定性(90%来自闽南特别是晋江),使他们极为重视血缘文化和地缘文化的传承和固守;五是重视教育为闽人一贯的文化传统,作为文化传承媒介的华文教育和报刊一直受到菲华社会从道义到物质的巨大支持,成为菲华社会文化守成的良知导引和精神象征.     

甘南藏族妇女性别角色和社会地位的变迁

历史上,甘南藏族妇女无权参与政治活动,在宗教生活中处于从属地位,受教育权被剥夺,社会地位十分低下.但多种婚姻形式的存在和不分男女的财产继承方式使藏族妇女在家庭生活中享有特殊的地位.现代社会中,她们的性别角色和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菲关系的华人因素及菲华人社会的转型

在70年代初,菲中关系从对抗走向和解,历史遗留下来的菲律宾华人问题成为制约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瓶颈。马科斯总统打破菲律宾历届政府奉行排华政策的惯例,采取积极的同化政策,放宽华人入籍限制,文化上推行侨校菲化政策,还解决了滞留的逾期游客问题。菲律宾华人利用菲中关系改善的契机,集体转换国籍,成为菲律宾国家公民,以主人翁的姿态融入菲律宾主流社会。同时,菲律宾华人是中菲两国公共外交的推手,促进中菲关系的发展。菲中外交关系的缓和促成菲律宾华人社会的转型,即从侨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菲律宾成为华侨华人融入所在国最好的国家之一。     

“半封建”“半殖民地”概念考析

“半封建”与“半殖民地”两个概念均涵盖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内容。简单地认为“半殖民地”仅指国家政治地位的变化 ,“半封建”仅指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 ,二者都是片面的。由此否认半殖民地不是社会经济形态 ,不能用以表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关于主流意识形态与多样化社会思潮关系问题的哲学思考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核心内容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的多样化社会思潮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的社会意识,其中前者集中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在我国社会文化和社会意识领域中处于主导地位;而后者则是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国际环境变化在我国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它在我国社会意识领域处于从属地位。正确辨析二者关系对于推进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从红色歌谣看苏区的社会变动

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引起了苏维埃区域天翻地覆的社会变动,在当时革命群众中广为流传的红色歌谣,真实、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苏区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变化,是苏区社会历史研究的一个切入点。本文以红色歌谣为着眼点和依据,分析了苏区社会变动的方向、性质和意义,以及苏区社会各阶层对社会变动的态度,同时说明了红色歌谣的意义、价值和特殊的历史地位。     

巩固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一个政权执政的绩效、社会意识、政治统治的有效性及三者的良性互动是政权长期执政的的合法性基础。由于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面临新的考验,党维护执政地位必须巩固经济基础、拓展政治基础,夯实文化基础。     

论民族文化持续发展的动态规律

“文化”是相对于一定社会经济、政治状况而言的。我国民族的文化是多民族的综合文化 ,由于生产力不断发展和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带来民族文化的不断发展与变化。变化的表现形式 :连续性与阶段性 ,动态性与稳定性 ,低级向高级螺旋上升以及形式之间相互转化 ,均为持续发展的动态规律     

巩固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一个政权执政的绩效、社会意识、政治统治的有效性及三者的良性互动是政权长期执政的的合法性基础.由于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面临新的考验,党维护执政地位必须巩固经济基础、拓展政治基础,夯实文化基础.     

论东晋南朝琅邪颜氏代表人物的政治行迹及其门风特征

作为魏晋以来的典型"小族",琅邪颜氏家族人物主要以学术文化显名,其政治地位并不显赫,但在中古政治、社会变化的关键时刻,尤其是两晋之交和晋宋之际,琅邪颜氏家族人物在政治上则较为活跃.两晋之际,颜含先后依附司马越和司马睿,使其家族得以顺利南迁江左,政治地位得以提升;晋宋之际,颜延之一度积极进取.体现了皇权政治恢复时士族社会的政治诉求;颜竣、颜师伯则处在南朝皇权专治局势下,其荣辱存亡取决于帝王的意愿.琅邪颜氏家族相关人物的政治活动和处境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晋南朝以来士族门阀政治势力和皇权之间的消长变化.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思想意识的变迁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的思想意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空前的民族救亡意识 ;民主平等与政治参与意识 ;重视学习文化知识 ;参加生产 ,自强自立 ;卫生保健 ,科学育儿等。这些观念的转变 ,反映了边区妇女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极大提高 ,也体现了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治民主、社会文明的进步趋势     

现代性与社会性别理论:一种方法论视角

本文基于社会性别理论与主流社会学理论相融合的路径考察社会性别理论的逻辑,从政治权力、社会地位、功能和财富以及文化三条线索展开对社会性别理论的分析,旨在揭示社会性别理论视野中的现代性图景。     

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

政治文化作为深层次的社会政治现象,指的是政治共同体成员在一定政治体系中形成的关于政治及政治活动的感受、态度、心理习惯以及价值评估等主观意识的总和,主要包括政治思想、政治价值、政治情感、政治心理等内容。政治文化对人类社会的一切政治现象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在当代政治分析中,西方政治学把政治文化作为一个重要范畴,对每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政治态度、政治感情和政治价值观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论述,试图寻找政治文化在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寻找政治发展中政局稳定的文化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     

十八世纪英国的贵族宅邸与贵族政治

十八世纪的英国是贵族的世纪。贵族集团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享有优势地位,形成一种精英政治统治。贵族宅邸是贵族经济、社会和文化上优势地位的重要体现,也是体现贵族精英统治者形象的重要工具。十八世纪的贵族宅邸是贵族精英政治在社会和文化层面的重要表现。     

荷兰的社会经济政策与教育中的种族不平等

荷兰针对教育弱势的政策不仅受政府政治颜色的影响，也受国内外社会、经济、人口、文化和政治变化的影响（Karstenand Meijnen，2005）。1960年代的关注焦点是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所处的不利地位。当时风行民主化过程，人们认为个人能力应该成为获得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因此力求较为平等的、能力至上的社会原则。社会经济背景不应对人产生任何影响，于是教育就成为这一过程中的关键。     

科举制废除后的乡村士绅

乡村社会的士绅阶层既拥有一定的科举功名,又有一定的财富,并且还是宗族中有影响的人,他们构成了乡村社会的精英.士绅们在乡村社会的领导地位是凭借其所拥有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资源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科举制的废除中断了士绅阶层的产生机制,然而在一定的时间界限内,士绅们凭借其所掌握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从而在新的权力机构中仍然居于领导地位,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仍然是乡村社会的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