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一个孤独的想象者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曾轰动海内外文坛,受到世界华文文学评论家的普遍关注。在小说中,王安忆用一个巨大的意象,即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来表达她对旧、新上海的人文关照。在这样一个意象组合里,王安忆扮演了一个孤独的叙述者,在讲述上海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     

归去来析——论新时期文学从“现代化”到“寻根”的转变

无独有偶,在1985年这一年里,上海青年作家王安忆于年初写了一篇《归去来兮》,湖南青年作家韩少功于年中也发了一篇《归去来》。当然是巧合,两篇文章从体裁到内容风马牛不相及。王安忆写的是随感,抒发她从美国旅行归来的感受;韩少功写的是小说,描写一个名叫黄治先的人偶然去到湘西某山寨的离奇遭遇。可是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王安忆在大洋的     

王安忆的上海书写新探

本文探讨了王安忆关于上海的写作,梳理了王安忆写作中体现着的有关上海现代性与非现代性的特征,发现她对于上海这个现代化城市的另一种理解,即充斥于上海肌理中的诸多非现代性因素,进而展示王安忆剥开了长期以来遮蔽在上海上空的单一认知态度和“新意识形态”视角,以一种理性的眼光完成了对于上海的全新书写,分析了她是如何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建构上海城市的地缘特质的。     

王安忆的上海书写新探

本文探讨了王安忆关于上海的写作,梳理了王安忆写作中体现着的有关上海现代性与非现代性的特征,发现她对于上海这个现代化城市的另一种理解,即充斥于上海肌理中的诸多非现代性因素,进而展示王安忆剥开了长期以来遮蔽在上海上空的单一认知态度和“新意识形态”视角,以一种理性的眼光完成了对于上海的全新书写,分析了她是如何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建构上海城市的地缘特质的。     

相同的上海世俗 不同的精神向度——张爱玲、王安忆上海小说主题比较

张爱玲和王安忆都写了世俗的上海。世俗的日常生活在张爱玲小说里是享乐主义的,在王安忆小说里是有历史感的。张爱玲和王安忆都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张爱玲直指人生的虚无,是反英雄的,王安忆则写出人性的温暖和人性的希望,小人物也有英雄性格。她们的小说的人物命运都以悲剧结束,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感来自乱世以及由此产生的她对人性及人生的虚无绝望,王安忆小说的悲剧感来自她以积极的理性对耽于日常生活的人物命运进行关照,更多的是性格悲剧。     

论王安忆艺术的风格的演变

一九八四年初,王安忆从美国出访回来之后,“思想感情、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等方面都经历了极大的冲击和变化”。因此,她在“冥冥之中”来到了“小鲍庄,“看到了世界的阔大,人的众多,对自身的位置和方位有了略为准确的估价”。她发现了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经过“小城”、“荒山”和“锦绣谷”,人们惊喜地看到,王安忆不再是一个唱着纯情的歌的天真幼稚的少女,而是“长大了”的成熟而“真诚”的现实主义作家。纵观王安忆创作的道路,从《69届初中生》、《雨,沙沙沙》到《小鲍庄》再到“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艺术风格转变的过程。     

夫妇作家 比翼齐飞——王礼锡与陆晶清生平和创作道路述略

王礼锡与陆晶清是爱国诗人.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陆晶清开始创作新诗,1922年她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科,当时鲁迅给她们讲中国小说史.她与鲁迅课外联系较多,经常向鲁迅请教,也得到鲁迅的关心.1926年陆晶清还和石评梅编过《世界日报》,发表了很多文学作品.陆晶清敬仰孙中山,孙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一直鼓舞着她奋斗.陆晶清在主编《河北国民日报》副刊时认识了王礼锡.王礼锡于1930年赴日本东京,陆晶清1931年赴日本与王礼锡在日本结婚.婚后三个月回上海.她协助王礼锡编辑《中国社会史论战》,她与王礼锡一起,与丁玲、冯雪峰、郑伯奇、戈公振、陈望道等发起组织中国著作家抗日会.她的《唐代女诗人》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女性文学研究的空白.后又出版了诗集《低诉》和散文集《素笺》、《流浪集》.王礼锡出版有诗集《市声草》、《今日中国》,他曾见过世界著名作家高尔基、巴比塞.陆晶清现已是86岁的老人了,是“五四”时期女作家,在大陆上硕果仅存的,只有冰心和她二人了.     

试说苏青的率真

苏青是40年代上海文坛上红极一时的女作家,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群。单是她的《结婚十年》就重版了几十次。据蔚明在《一个女作家的沉浮》一文中说,苏青晚年病倒的时候,很想找一本《结婚十年》看看,苏青的女儿找了蔚明,蔚明通过作家魏绍昌找到了一本,书的底页上注明印了36版。可见苏青作品的魅力。同时代女作家张爱玲对她颇为推崇,说:“把我同冰心、白微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张爱玲《我看苏青》)。把张爱玲对苏青的赞赏归之于她们是好朋友是狭隘的。可是时隔半个世纪之后,张爱玲研究在国内灸手…     

《长恨歌》:商业文化语境下的复制品

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所展示的上海仍然是一个“大历史”观念中人云亦云的上海,是王安忆对三十年代海派的复制品,是90年代商业文化的产物。     

暗云低处私语时 ——王安忆近期短篇小说创作探析

王安忆是一位颇有个性和思想深度的作家，其近期的一组短篇小说显示了她对 女性生存状态的思考。《舞伴》《闺中》《小新娘》和《云低处》均以女性为中心人物，显 示了对两性融合的信念与探索。不同的是，前三者以单纯的女性立场，通过揭示她们的内心 情感来表达其渴望；而后者则以开阔的两性视野，通过两性的接触对话，暗示了两性融合的 可能性。      

王安忆日常生活意识形成初探

王安忆创作的一系列上海题材小说,有她自己独特的视角,那就是对上海市民日常生活意识的凸现。而王安忆创作之前的艺术体验,尤其是她的童年体验、孤独体验对王安忆的日常生活意识的形成有重大作用。     

反讽：一个城市对一种迷狂的驯服——评王安忆新作《启蒙时代》

《启蒙时代》通过对南昌等在“文革”最初一段时间心路历程的描述,揭示了上海这个现代城市所具有的反讽精神,这种反讽精神使南昌等“文革”一代人,不仅没有更深地陷入迷狂,反而获得了启蒙。因而,《启蒙时代》这部小说在王安忆的创作中具有重要意义,它对反讽的表现,使王安忆的创作具有了一种新的维度,显示了王安忆创作的新的发展。     

王安忆九十年代以来几部长篇小说的女性人物形象之比较

本文旨在对王安忆九十年代至今的四部长篇小说《长恨歌》、《妹头》、《富萍》和《上种红菱下种藕》的女性人物形象进行比较研究。这四部长篇小说分别成作于 1995年、1999年、2 0 0 0年和 2 0 0 1年 ,它们是王安忆近些年的主要长篇。我们通过对这四部长篇小说的女性主人公形象的比较 ,想得出的结论是女性对城市确乎有着某种天然的适应性 ,她们容易受城市诱惑 ,也更容易适应城市的生存 ,在这种适应的过程中女性越来越多地发现自己存在的价值及多种发展可能性。首先 ,我们可以从文本提供的现象分析一下这些女性主人公在城市的生存状况。王安忆…     

王安忆城市女性欲望书写论

王安忆的欲望书写主要以城市女性尤其是上海女性为对象。文本中她极力展示城市妇人的欲望众生相,书写她们在经济大潮的裹挟下一步步迷失于物欲、情欲等各种欲望中。同时,她又竭力为欲海沉浮的女人们找寻一条生命的救赎之道。这就是以平淡处欲望的都市策略。     

浅析王安忆作品中两性的爱与性

从"三恋"的热情张扬到《长恨歌》的低调内敛,王安忆作品里的女人,谈不上传统意义上的"忠贞",她们的身体没有忠实于某个男人,但却自始至终忠实于自我体验,忠实于爱情。何谓贞节?是性的专一还是情的坚贞?是拘囿的空间里人性的压抑挣扎还是爱的名义下身体的解放?王安忆以其作品几十年来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性爱合一才是真正的贞节。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学”传入中国考

“人类学”以研究“人类”为对象的一门科学,出自西方。它究竟於什么时候正式传人中国?近二十年来,海峡两岸人类学工作者以及民族学者,曾於单篇论文或专著中一致认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林纾、魏易就德国哈伯兰《民种学》英译本转译成中文,在北京出版,是人类学传人中国的先导;1916年上海中国科学社出版的《科学》(2卷4期)刊出孙     

“文革”文学初议

“文革”结束二十年了.二十年后的今天来评说“文革”文学,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万恶的“四人帮”对文学的扼杀、践踏、摧残,致使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大倒退、大摧残,使成千上万的文化人被迫害致死.另一方面,从创作实践来看,既出现了不少为“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乃至篡党夺权的政治阴谋服务的带有明显“帮”文化的作品.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好的或比较好的为人民群众所能接受的作品.只有从这两方面辩证的看问题,才能全面、客观、公允、科学地评价“文革”文学.十年“文革”,给我们党、国家、人民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空前的灾难.从文艺方面来说,《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四人帮”在文艺领域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纲领.这个《纪要》炮制了一个“文艺黑线专政论”,于是“黑理论”、“黑作品”、“黑作家”三顶大帽子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压下来,一些正确的理论如“写真实”、“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等被诬之为“黑八论”加以讨伐;很多优秀的、深受人民欢迎的作品如《红旗谱》、《红日》、《三里湾》、《上海的早晨》、《保卫延安》、《茶馆》等在报刊上被公开批判;很多才华横溢、创作甚丰、为中国新文学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著名作家如     

从《桃之夭夭》看王安忆的意识世界

《桃之夭夭》是一部复合性的小说,确切地说,应该是王安忆意识世界的一次全面展现;同时又是一部总结性的文本,为我们透视王安忆二十多年的创作历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王安忆的意识世界具体体现为:以自然性存在的女性意识,以附载体存在的文化意识,以形式主义存在的历史意识。     

试论王安忆小悦中的性别关系

王安忆以“三恋”和《岗上的世纪》中的“性爱”主题而引起批评界的关注,不过,我认为王安忆超越了这一主题,她仿佛更热衷于分析男女两性之间的交流关系,当然,这里的关系包括性爱的物质性关系以及情爱的精神性关系,在“三恋”与《岗上的世纪》中,后一种关系是次要的。“三恋”之后,王安忆对两性关系的探讨开始具有一种观念的意义。两性关系在物质利益关系和精神渴求意识的交相作用下,变为一种带着各种规则和条件的游戏关系。这类关系里包含着性吸引力、现实的利益需要、人与人之间微妙的理解和宽容以及精神上互相沟通的深层欲求等等…     

冰心的诗和泰戈尔的《飞鸟集》

(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冰心是位知名的作家。早在二、三十年代,她已负有盛名,当时对她的评论已很多。比如,黄英在《现代中国女作家》(1930年)中称她为“新文艺运动中的一位最初的、最有力的、最典型的女性的诗人、作者。”沈从文在《十年来的中国文坛》中说:“冰心女士的名字,也成为无人不知的名字了。”梁实秋则称她为“现今知名的唯一的女作家”(《创造周报·繁星与春水》)。虽然大家公认她为名作家,但对她的作品,看法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