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泽民有所作为的国际战略思想

江泽民有所作为的国际战略思想是毛泽东和邓小平有所作为的国际战略思想在新形势下的继承与发展,其视野高远超迈,内涵丰富深刻,不仅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产生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对新世纪中国外交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关系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评析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非洲外交战略的调整

中国与非洲国家外交关系经过50多年的发展,虽硕果累累,但也经历了许多曲折。在20世纪80年代初,面对各种困难,中国从中非关系的大局出发对非洲外交战略进行了调整。这次调整为中国重新制定对非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并促进了中非关系逐步走向成熟。本文通过对该时期中国对非洲外交战略调整的内容、原因及其对中非关系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进行分析,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发展的脉络,将有助于今后制定更加有利于中非关系发展的外交战略。     

新世纪中国和东盟关系的新发展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和东盟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政治上,双方确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经济上,启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安全上,中国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而中国的睦邻友好外交政策、东盟的平衡外交战略,及经济全球化趋势是促成中国与东盟关系取得新进展的主要动因。     

论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国家关系的伙伴化趋势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的一大特点,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印双方应采取更加理性而务实的态度,增进彼此信任,加强相互沟通,开展务实合作,达到在国家安全上“共活”,在经济交流上“共赢”,在双边相关资源上“共享”,使双边关系朝着实效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周边外交思想与实践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对如何处理周边国家关系进行了积极探索:求同存异,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耐心释疑解惑,传递睦邻友好诚意;倡导和平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坚持正义事业,支持邻国民族解放运动,倡导平等原则,与周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提供无私援助,与邻国共同发展。其周边外交实践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相互尊重的理念、和平协商的方式、互利合作的形式、包容谅解的态度等方面。毛泽东的周边外交实践不仅开创了中国周边和平外交的新局面,而且明确了中国周边外交的发展方向,为中国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工作奠定了基础。     

从国际主义到孤立主义的“回撤”——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欧政策探析

20世纪20年代，美国从国际主义“回撤”，对欧洲政策“回归”孤立主义。美国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综合国力与当时世界力量的中心欧洲相比还不占据优势，致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不能实现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和意图。美国在与欧洲“脱钩”的同时，与欧洲的经济关系中实施关税保护政策。但是，美国对欧洲经济的依赖性促使美国以非官方的、经济外交的方式介入与美国利益攸关的欧洲事务。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欧洲实行的孤立主义政策在短时期内实现了美国政策制定者的目标，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不仅损害了国际经贸关系，也最终损害了美国的利益。探讨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欧洲的孤立主义政策，对于理解二战后全面走向国际主义的美国其对外政策中屡屡出现的“回撤”现象，即出现孤立主义的变种，诸如单干主义、单边主义、美国优先、战略收缩乃至当今的“退群”“脱钩”行为与论调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管理贸易政策的国际比较

贸易制度在战后最重要的创新即是“管理贸易”。管理贸易在 2 0世纪 70年代末一经产生 ,便备受一些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推崇。 2 0世纪 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 ,发展中国家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 ,也开始选择并走上了管理贸易的道路。本文就管理贸易政策进行比较分析 ,并对中国对外经贸的发展提出适应性对策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对伊斯兰国家经济政策分析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天然的接近性",其对外政策的立足点就是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伊斯兰世界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相似,在争取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中,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共同努力,双方经贸关系取得了显著的发展。     

当代发展中国家改革与发展的几个问题

战后发展中国家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遭遇严重挑战。西方有学者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落后是自己制度上和观念上的落后造成的,必须在制度上和观念上“西化”。文章认为,战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很多,生产水平低下、对外的依附性、二元经济结构等,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不断恶化,不仅阻碍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的发展,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也造成危害,这是影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关系的一个主要问题。     

建国以来农民非农化进程的历史考察

农民非农化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和一般规律。建国以来农民非农化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农民非农流动、60-70年代低潮中的“暗流”、80年代经济改革与复苏中的“盲流”、90年代“背井离乡”的大规模农民流动和21世纪初再次掀起“民工潮”等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今后中国农民非农化道路仍将是漫长而艰难的,政府应当为农民非农化提供体制、机制和制度保障,并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     

发展经济学的工业化理论述评

工业化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20世纪4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在理论上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在政策主张上强调工业化。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工业化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进展: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经历的差异性进行了解释,提出了成功工业化的标准,对国家工业化的成就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税收改革。总结发展经济学对工业化的理论研究及其新进展,对促进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冷战时期日本的联合国外交

冷战时期,日本联合国外交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加入联合国,摆脱因战败而沦落为“二等国家”的困境,获得一个有利的和平环境,发展对外关系,迅速恢复经济。二战后的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的确在联合国外交中大展身手,但由于其联合国外交本身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受限,以及联合国中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增多,日本的联合国外交连连受挫。这也使日本降低联合国中心外交的调门,甚至一度冷却和放弃。     

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经济关系研究述评

本文在介绍金融经济关系研究的历史线索和现实背景的基础上,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方面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基本内容进行了系统总结,并将其与70-8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对目前金融经济关系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进而指明了今后的研究方向。     

德国与中国的抗日战备

20世纪 30年代 ,由于双方的相互需要 ,基于当时的国际形势 ,中德建立了密切的军事经济联系 ,德国与中国的抗日战备之间因此也有了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中俄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性与展望

进入９０年代后半期,中俄两国在协调政治外交及贸易关系的同时更加注重巩固和发展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关系。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和俄罗斯,已经从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构筑了面向２１世纪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此,中国领导人江泽民主席于１９９７年４月下旬访问...     

大传统、小传统与温州经济的崛起——澄清永嘉之学与"温州模式"之纠缠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在破译温州模式的“文化基因”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流传甚广的解释图式:“永嘉之学——注重功利——经济发展”。本文对“永嘉之学”进行历史溯源,以澄清其与“温州模式”的纠缠;用文化人类学方法掘发文化“小传统”与乡民从事经济活动的关系,推断民间信仰是产生“温州模式”的关键文化因素。     

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状态之比较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充任为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价值的“历史资源”和证人角色。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格局中逐步走向主导,具有了“元话语”身份,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当代文学作为“学科”的“学科性”和“科学性”的认同与首肯。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现代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被普遍崇奉的“正统地位”开始受到质疑。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对象性”得以凸显,其学术品格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转型还是调整——试论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主要特点

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是我国外交的基本方针,其确立离不开20世纪70时代的外交调整。该次调整主要表现在外交战略转向、国内高层人事变动、加入国际组织、消除极左思想干扰、精英主导外交决策等五个方面。这些转变代表着外交转型的雏形,调整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主题,而真正的外交转型则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始于 2 0世纪 8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使发展中国家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正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说的那样 ,“全球化犹如一股汹涌的波涛 ,它既可吞没一些国家 ,也可以将另一些国家向前推进。”本文就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尤其是不利影响及其原因、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对策作一分析。     

中日朝鲜通讯权之争与清朝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和朝鲜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受到日本等国愈来愈严重的挑战,清朝传统的宗属模式的外交政策也随之产生了转变。在中日争夺朝鲜通讯权这一外交交涉问题上,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就表现得相当灵活,既充分利用了中朝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又吸收了近代外交的条约形式,从而挫败了日本的挑战,实现了对朝鲜通讯权的控制,并成功维护了与朝鲜的宗属关系。而这种宗属关系又是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出现的,即传统宗属体制与近代条约体制相结合的新东亚宗属关系,体现了清末“传统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并用的二重外交方式,这是清朝外交政策转变的重要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