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党人的阶级基础和群体认同

以"党议"之社会基础和党人群体的身份认同为主要考察对象,把"党议"兴起归之于士族力量的壮大是一个误导性结论,因为东汉安、顺之后士族力量没有实质性增长。"党议"所以形成政治思潮,并在朝野产生巨大影响力的首要基础在于党人群体认同增强。通过门生故吏关系等有形纽带,以及各种非正式场景的集会,党人已形成了强烈的身份认同,此种认同既通过人物品评表现出来,又为其所加强,最终使党议达到高潮。这也是为什么党人敢于对抗皇权、最终酿成党锢之祸的原因和基础。     

论范晔对东汉“党人”的编纂及评价

范晔在《后汉书》中增设《党锢列传》并以之为核心对东汉的“党人”群体进行了记载。对于“党人”的编纂,范晔在《党锢列传》传首用长序、采谣谚来交代“党锢”的起因与经过,并以之提携全传,又择“三君、八俊”等核心“党人”为传主,以此展现“党锢之祸”的全貌,对于其他“党人”,则以类(德性)相从进行合传。范晔对东汉“党人”的这种编纂方式使其在《后汉书》中形成了以《党锢》为核心的“党人传”记载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党事”始末之主次线索清晰,“党锢”人物之行事编排严密,东汉后期之历史发展面貌丰富。同时,在相关传记中范晔又以大量史论表达了他对东汉“党锢之祸”影响东汉历史走向,以及东汉“党人”出处进退及其精神的看法。范晔对东汉党锢事件及人物的记载,最能体现他的历史编纂水平。     

论汉末士风的嬗变——从“婞直”到新人格的追求

东汉桓灵之际,党人力矫＂保身怀方＂的守节之风,在士人中掀起了一股＂婞直＂之风。但随着党锢之祸的到来,像陈寔这样的士人对＂婞直＂之风有所保留,主要据仁、德以理政、修身,想使废于上的风俗能在＂清于下＂中得到整肃。像郭林宗这样的士人则走向论道讲学与人伦识鉴,开清谈之风,让士林倾慕不已。像黄宪这样的士人则更加超脱,从坚持志操与学问中走向逃避,在独立自由的人格追求中渗进玄学新人格的因子。＂道性周全,无德而称＂的新人格成为士林之典范。     

东汉的私学与党人

东汉的私学兴盛,推动了儒学的社会化进程和士大夫群体的形成。党人是儒学社会化和特殊政治环境的产物。士大夫中的精英和党人领袖多出于私学,党人与私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研究东汉党人,不能忽视私学的作用。     

儒士阶层的群体意识对于东汉中后期政局的影响?

东汉士人阶层的群体意识是在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条件下所产生的,具体表现为士人的政治理想与政治行为。东汉士人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经世热情使得东汉政权可以在外戚与宦官交替执政中继续存在。士人群体意识所表现出的强大力量使得士人能够制衡皇权,但也最终令二者分道扬镳,党锢之祸是二者决裂的标志。在党锢之祸中,士人受到打击,宦官进一步掌握大权,并最终导致东汉的灭亡。     

论汉末士风的嬗变——从"婞直"到新人格的追求

东汉桓灵之际,党人力矫"保身怀方"的守节之风,在士人中掀起了一股"婞直"之风.但随着党锢之祸的到来,像陈寔这样的士人对"婞直"之风有所保留,主要据仁、德以理政、修身,想使废于上的风俗能在"清于下"中得到整肃.像郭林宗这样的士人则走向论道讲学与人伦识鉴,开清谈之风,让士林倾慕不已.像黄宪这样的士人则更加超脱,从坚持志操与学问中走向逃避,在独立自由的人格追求中渗进玄学新人格的因子."道性周全,无德而称"的新人格成为士林之典范.     

蔡邕“金商门之祸”本事以及汉末士林风气探析

东汉名士蔡邕于汉灵帝光和元年因上封事而入狱,后流徙朔方,这场“金商门之祸”是蔡邕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不仅改变了他既定的生活轨道和人生历程,同时也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以后的人生态度和命运走向,是研究蔡邕生平、思想乃至汉末政治、社会的一个重点,然而历来众说纷纭。对史料系统分析的结果表明,“金商门之祸”不仅仅是蔡邕与权宦矛盾激化的结果,也暴露出了士大夫群体内部的矛盾,然而,其真正根源则在于蔡邕家族与泰山党魁羊陟等人的密切关系。     

东汉桓灵时期的党锢事件

东汉桓灵时期的党锢事件,是宦官与士人在国家行政中的矛盾所引起的,既反对宦官的弄权,又翦灭士人的结党;两相对峙,却使得桓灵时期的选举制崩解,其原因则源自宦官的私天下与士人的公天下之治国理念的分歧,而其本质则是桓灵时期社会人口的膨胀与单位土地面积的粮食产量之间存在着不相适应的矛盾折射。这一矛盾作为古代历史的长时段,始终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形成了古代中国王朝频繁更替的本质原因之所在。范晔对于党锢事件的认识,影响并拘囿了众多学者研究的焦点,即关注士人阶层及其文化价值。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辨

司马迁与李陵“素非相善”，为开扩武帝胸怀而言及李陵事件，并没有为李陵投降辩护和开脱罪责，他是因“诬上”而被处刑的。李陵之祸后，他又遭受了为李陵投降辩护和开脱罪贵的冤枉。我们应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为司马迁讨个公道。     

东汉政治崩溃新论

本文以为，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两大政治集团的覆灭摧毁了皇权的两道屏藩，但还未导致皇朝的崩溃。关西、关东的官僚士大夫集团仍然拥护刘汉皇统，因此，尚存在号令关东、恢复封建统治秩序的可能。但由于西京朝廷在收降董卓余部问题上的失策，遂导致长安之变的发生，皇权再度落入武人之手，刘汉皇朝中央政府机构被架空，官僚士大夫集团名存实亡，导致了皇权的彻底孤立和东汉政治的崩溃     

也谈《墨经》之“侔”--墨“侔”三款之我见兼商榷

《墨经》之“侔”,其得以成立之前提应为《墨经》之基本范畴“同”,而《墨经》所言之“同”凡十种,又可细分为“名”层面之“同”、“实”层面之“同”与“合”层面之“同”。墨“侔”正是基于上述三类“同”之前提得以建构,进而实现其“比辞而俱行”的内涵的,由此墨“侔”基于三类“同”之前提形成“侔”之三款,即“名”之“侔”、“实”之“侔”与“合”之“侔”;还可依据三种形式形成“加”之“侔”、“减”之“侔”与“换”之“侔”三款。此外,《墨经》中对“侔”之表述多为举例式,属经验性陈述,故墨“侔”成立之有效式只可经验归纳而得,先验演绎难以得之。基于上述认识,对以往学界所持之墨“侔”属西洋形式逻辑“附性法”、墨“侔”应包含“不是而不然”之“否定式”有效式及“是而不然”“不是而然”等“部分否定”有效式、墨“侔”之“减词”与“减辞”说、墨“侔”属“复杂概念推理”或“关系推理”、墨“侔”即“辟辞”属类比推理、墨“侔”属直接演绎推理等诸代表性观点进行商榷。     

曹魏政权内两大政治集团的产生与竞争

汝颍集团和谯沛集团的产生绝非偶然,其与曹操用人政策紧密相联。前期他们共同辅佐曹操,开创基业,建立曹魏政权,后期两大派别矛盾加剧,党争愈演愈烈,最后导致魏晋禅代。     

谈玉琴：“金”集团的金子“心”

本刊记者车子下了无锡蠡湖大桥，在无锡市政府侨办车子引领下旋进大桥公园，一番曲径穿行，来到湖边无锡金鑫集团科技苑楼前——“金鑫”，四个“金”，真成了“金”集团了!金木水火土五行中有“金生水”之说，难道眼前云蒸霞蔚的蠡湖，象征着集团财流浩荡、通三江达四海吗？已是春光明媚，公园花红草绿。依园傍水的科技苑似乎也在昭示着什么。     

朱元璋与中外“表笺之祸”

清代史家赵翼将明代因表笺文字触犯朱元璋忌讳而获罪致死，称为“表笺之祸”。“表笺之祸”为前代所无，乃朱元璋以文字杀人之一大“发明”。朱元璋专横跋扈，疑忌重重，喜怒无常，在处理国内君臣关系与邻国朝鲜的关系中，屡兴“表笺之祸”，给国内君臣关系与中朝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与影响。     

王国维“通人之学”与“专人之学”的尺短寸长

王国维“通人之学”“专人之学”等学术思想是中国学术研究转型的重大创新,通过对王国维学术成长的梳理、学术成果的分析、学术思想的论证,对“静安之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研究认为,王国维凭借厚实的知识贮备,批判地继承西方哲学理论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构建中国大文科的学科体系、研究文史哲的学术体系和中国学者的学术话语体系方面做出了全面系统实践,取得重大进展和开创性成果,堪称开一代风气的大学者;王国维以创辟胜解、通方知类的学术思辨,创立二重证据方法,探索出一条由“通人之学”到“专人之学”学问研究蹊径。系统审读、反思静安之学,对我们严肃读书风气、匡正学问研究态度、提倡学术争鸣、甄别解决知识产权争端、清除学术造假现象、规范学术研究流程,能够起到见贤思齐、弃旧图新之作用。     

李贽“童心说”道家思想解读

"童心说"是李贽思想的核心,且有着丰富和复杂的思想渊源。李贽兼取儒、释、道各家又能融会贯通,其中心学、禅宗和道家是李贽思想尤其是"童心说"最重要的来源。李贽"童心说"思想受到了道家"婴儿说"、"自然说"、"自然人性"等思想的影响。通过对"童心"与"婴儿纯朴之心"、"出自童心之言"与"自然发出之言"、"出自童心之文"与"至真至性至情之文"的比较和分析,进一步揭示出"童心说"受道家思想影响之所在。     

“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

历史客观性问题是历史哲学中最重要也是最令人困惑的问题，西方史学界对该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两类针锋相对的史学方法论：一类是旨在排除主观因素以“客观”再现历史真相的方法论（“无我之境”）；另一类是旨在彰显主观因素以“重构”历史认识的方法论（“有我之境”）。通过对这两类方法论的优缺得失的反思，指出其对构建我国21世纪史学的重要借鉴意义。     

唐宦官集团与大中政局

会昌末宣宗之立,并非如史籍所言系宦官贪其易制之"误立",而是双方互为援引之结果.宣宗大中年间,宦官集团凭借拥立之功,广泛参与甚至主导相关事务,攫取大量政治、经济权益,对大中政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公文写作的“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

公文的受命性要求作者撰写时要自觉进入“无我之境” ;公文强烈的主观性和鲜明的倾向性 ,要求作者写作时进入“有我之境”。公文写作必须处理好“无我”与“有我”的关系并使之和谐统一     

美国政体设计的“能力心理学”:《联邦党人文集》的“隐喻”观照

有关心灵能力和行为原则的能力心理学是苏格兰启蒙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托马斯·里德之手发展成为一套系统的理论。美国独立建国时期,能力心理学在北美大陆广泛传播,成为一种广为人知的思想资源。美国制宪者借鉴采用能力心理学思想,凸显了理性原则在构建政府制度和决策机制中的重要性。作为美国建国立宪的经典文献和启蒙时代政治科学的代表作,《联邦党人文集》通篇包含了人类心灵能力与国家政府治理的关联类比。涉及能力分类与政府职能、能力原则与国家治理、能力分殊与精英政治等维度的考察分析清楚表明,能力心理学为美国政体设计的内在逻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人性认知理据,成为美国政体制度得以形成的重要思想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