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与"国学"——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译名争议

亚里士多德<诗学>一书的书名译法晚近十年出现争议.文章通过辨析认为,<诗学>的书名不应改译为<创作学>,而应改译为<论诗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诗论不是如今所谓"文艺创作谈",而是其城邦学的一部分,恰如我国古代的<诗>学,并非"文艺创作"学,而是"国学"(政制学)的源头和基础.     

论吴孟复先生的诗论承续与诗学实践

吴孟复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旧体诗坛的巨擘,他的《勉堂诗话》体现了对中国古典诗论的总结和承续,《吴山萝诗存》则保存了大量的旧体诗歌作品,直观地呈现了他一生的诗学实践。吴孟复先生转益多师,幼时从张仿舜先生习诗,心折袁枚的性灵说,后从乡贤陈诗先生学诗,服膺王渔洋的神韵说。在无锡国专读书期间又从陈衍先生学诗,认识到学问与诗歌创作的关系,并且在自身的创作中呈现出“以诗述学”和“诗学一体”的特点。此外,吴孟复先生还总结了自身诗学实践的经验并指示了诗学实践的门径,他认为文本批评式的诗话和经典细读式的妙悟是诗学实践的具体方法。他的诗学观念和诗学实践深刻地影响了二十世纪的旧体诗坛。     

"怨而不怒"的诗学精神及其内涵--兼及该命题的再评价

不管怎样认识儒家诗学儒家诗学，在中国古代占据主体地位确是不争的事实。本文对“诗可以怨”的另一相辅而又相成的命题——“怨而不怒”的诗学精神、诗学内涵进行了分析，认为“怨而不怒”包含了文学本体论、创作论、作品论、批评论等多方面的诗学内容。本文的意图，一方面是对钱钟书先生没有谈及的问题作一补充，另一方面就前人及时贤对这一命题过多的指责进行辨析。     

钱钟书小说创作心态管窥

分析钱钟书小说的题旨、选材、艺术旨趣、为文风格等,探讨钱钟书小说创作的心态,发现钱钟书的小说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人性批判精神"反知识分子"的外在表象只是他崇尚真学术、维护学术尊严的反向反应;他不"炫学"却自具过人睿智与不羁才情;他的为文风格并不等同于他的为人作风,他的人生哲学不是悲观主义而是建筑在悲观主义基础上的深沉的乐观主义.     

“言意之辨”从哲学和玄学向诗学的转换——论刘勰的言意观

刘勰的言意观是<文心雕龙>诗学体系中的核心论题,但是龙学界对这一问题却存在着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把哲学和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等同于诗学中言意关系.刘勰言意观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他对这一论题进行了诗学转换,强调了文学语言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对作家的创作和诗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言不尽意":中国诗学的独特精神

作为中国诗学的独特精神,"言不尽意"的逻辑起点在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中国古代哲人提出"与道为一"、"忘"与"游"的人生诗意栖居理想和大量涉及"言"意"关系的论述.在这些论述中,"言不尽意"论始终占据着最主要的地位,它影响到中国诗学,就逐渐形成了中国诗学的独特精神."言不尽意"突出了中国诗学的超越精神.它强调,一般的言语,不是从胸臆流出,是非本真之言说,是不可取的,是必须要超越的.同时,它提倡大道之言、本真之言、从胸臆自然流出之言.它主张超越非本真言语而达于"微言"妙象"的本真言说以尽意.同时,它准确描述了中国之"诗"的语言与深层意蕴之间的虚实互补的审美特征,并从语言与意义的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中国之"诗"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审美标准.作为中国诗学的独特精神,"言不尽意"彰显了中国诗学的独特性,揭示了中国诗学言说的总体特征整体性、体验性、直观性等的实质,概括了中国之"诗"的创作观念、创作实绩及审美接受的主要方面和主要线索.     

边缘的守持——以同题诗《夜》探讨林庚诗作的创作转向

中国现代诗坛上,林庚是一位治学严谨的新诗探索者,他将一生贡献于新诗创作与理论建设中。林庚在其诗意人生中处于诗坛的"边缘",却用他博学精湛的学识和温和宽厚的态度守持自己的诗学园地。本文以同题诗《夜》为载体探讨林庚诗作从旧体诗到自由体诗创作,再到新格律诗创作的转变,重点阐释其转向的原因和方式。     

清初"词史"观念的确立与建构

陈维崧提出的"词史"理论,借鉴了宋代以来关于"诗史"的理论探讨,适应了清代词学复兴的大趋势,同时也成为清代词学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及时总结了明遗民的创作经验,将词赋予存史与补史的意义,富有现实的思考,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史学文化观.和以往词学的发展相同,这一理论也是向诗学中寻找资源,但却与当时诗学的探索同步发展,使得词学原本滞后的状况得到改变,也使得词进一步在整体意义上具有了更深厚的抒情诗内涵,因而具有崭新的时代特点."词史"理论不仅顺应了清初词坛尊体的大趋势,而且试图反思历史,对宋元之际的词创作、特别是以<乐府补题>为代表的宋遗民创作细加体会,在"后补题"的唱和中开拓出新的风格.而清初大量的以文为词的现象,发扬了苏轼、辛弃疾的创新精神,则与这种理论互相呼应,成为它在形式上的重要支撑.     

钱钟书与《文选》学

钱钟书好支离事业,他的《文选》学研究,主要散见于《管锥编》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对这些零碎的真知灼见进行梳理和细读,不难发现,钱钟书的《文选》学研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在研究内容上,仍然是传统“选学”中的一些公案,集中在《文选》“体例”和“选文”两个方面。二、在研究方法上,立足于对文本的细致解读,并运用诗学之维度,从而为“选学”研究注入更多的理论品格,而后者实与钱钟书坚持“具体的鉴赏和批判”的研究取向相一致,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新选学”研究正致力于探求的目标之一。     

现代汉语文化语境下对“比较诗学”的误读

比较诗学在中国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学术内部还是学术外部普遍存在着对这一学科概念的误读。目前,对比较诗学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误读:首先是文类学或文体学层面的误读,其次是诗学的比较,及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这种误读产生的关键点在于对"诗学"、"比较"这两个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定位不准确,尤其是对"诗学"概念的误读。在后现代和全球化语境之下,为了比较诗学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对比较诗学的误读加以澄清。     

论钱钟书的《史记》研究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20世纪以来,《史记》研究呈现出喜人的局面。其中,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的《史记会注考证五十八则》以中国古典文学特有的感悟式的评点研究为基础,重点考证、评点了《史记》中的疑难字词和精彩段落,利用古今中外事例阐发义理,研究方法形式多样。尽管是微观研究,札记式评点,但可谓字字珠玑,散金碎玉。     

钱谦益奉佛之前后因缘及其意义

钱钟书指斥钱谦益以明朝旧臣投靠清廷,借奉佛以“隐愧丧节”,论定牧斋昌言佞佛,非真奉佛,不过借佛门中人事以“浇块垒”、“自明衷曲”而已。此说并不周全,钱谦益生长于佛教气氛极浓厚之家庭,自其祖辈起,大都崇奉三宝,故钱谦益自童时即习知奉佛,亦常理中事。另外,其常熟宗族中与钱谦益至亲之顾氏、瞿氏及严氏,皆礼佛虔敬之甚。因此可知钱谦益入清前即奉佛,他并非借奉佛而隐瞒投清之隐情。钱谦益对时政之评论,往往于偈佛护法之文字中发微,其要义有三:人主之奉佛与否,与国运之盛衰密不可分;士大夫之谋人军师国邑者,应效佛门僧徒谋浮屠塔庙之诚;为重臣者,宜以明初文臣宋濂之以佛法事太祖为典范。     

主客相融 体异性通--试论钱钟书的“同感”说

钱钟书注重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揭示艺术进而是文学的本质与规律,"同感"说即是他对文艺创作主客体关系问题所作的探讨.本文把钱钟书的观点分为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同感"与设想、比拟等的比较,同感的内涵得到确定,而且它是形象思维的最高境界;第二,达到"同感"的心理条件是"虚静".如果有先入之见,同感就会沦为幻觉;第三,由诗与史、诗与禅、诗与画的比较,指出文学在传达同感上的独特优势,进而发现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魅力.钱钟书的"同感"说既吸收了中学与西学成果,又超越了它们,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盖人共此心,心均此理”——试论钱钟书的比较诗学观

钱钟书采用“和而不同”的平等对话原则,立足于中国古代诗学观念,并展开中西方诗学观念之间的互识、互释、互补与互证,从而恢复和释放中国古代诗学理论潜在的生机和活力,实现其现代化转化,最终从中提升出具有世界意义、现代意义的诗学理论话语。由此钱氏构筑了自己深刻透辟的比较诗学观。     

互文性理论与钱锺书的意义阐释策略

“连类举似”和“互映相发”,作为钱锺书文学批评的一种阐释策略,指的是通过对具有互文关系的文本(话语)的发掘、呈现与思考,来进行意义的解释与抉发。这种以现象的聚合来最大程度地显现意义的做法,具体而言可分为自显自明、以诗解诗、互文归纳、修辞分析等类型,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完全可以和西方互文性理论的互文阐释思想相互比照与对话。     

老子与黑格尔的比较

在钱钟书求同式比较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研究法对老子和黑格尔进行分析。分析认为,黑格尔以一切主体性的客观化实现为尺度,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被当作真正的起点;主体征服客体,化客体为自己是真正的终点。同时认为,老子以一切主体性的消解为成功回归的尺度,主体之执着被视作病态,以摆脱物累为起点,回到主客混融、物我不隔才是理想之所在。由此可见,钱钟书对二者所做的求同式比较是欠妥的。     

I.A.理查兹在清华大学及其对钱钟书的影响——从I.A.理查兹的第二次中国之行谈起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I.A.理查兹是一位在中华民族留下深刻记忆的英国友好人士。从1927年到1979年,他六次来华访问和工作,共在华度过了近5年的时光。令人称道的是,从来没有与他有相同地位的西方学者像他那样如此频繁、如此长久地造访中国。第二次中国之行时他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教学实践不但直接影响了诸如钱钟书、吴富恒,间接影响了王佐良和李赋宁这样的专家学者。正是这些同理查兹有着直接或间接师生关系、学贯中西的学者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他对中国学界的影响,特别是对钱钟书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明显。     

论小说《围城》的男权意识

作为男性作家以男性为主人公的小说,《围城》中的男权意识是显而易见的,小说中作者通过叙述人的口吻和方鸿渐的眼光,对与方鸿渐有关的女性的外表、性格、心理作了大量的歪曲和变形的刻画,时而含蓄时而明显地嘲讽和贬损女性,从中显现出男性作家典型的男权意识,《围城》在女性观念上呈现出某种滞后性和保守性。     

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论诗标准是"重视所谓''''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吗——读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献疑

钱锺书有关中国传统文艺批评论诗标准的推断,依据了一个虚假的隐含前提:众人推崇杜诗都遵守一种标准——重视所谓"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并进而由此将这一标准推断为整个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论诗标准。这一推断似乎过于简单片面而让人生疑,因为钱氏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和回避了中唐以后文艺批评家在推尊杜诗的标准问题上,实际存有的差异性、冲突性和复杂性。同时,作为一位学贯古今、治学严谨的大学者,他为了证实其上述推断,强调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对诗和画的标准互为对立,在有关严羽和王士祯的论述中,竟然违背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史上的基本事实,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简单偏颇之处。而所有这些,又让人对其文章结论的学术严谨性产生怀疑。     

论汉代儒学的两大特点及其与董仲舒的关系

汉代儒学的两大特点:其一是儒学的经学化,其二是儒学对道家、法家、阴阳家学说的吸纳。这两大 特点都与董仲舒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