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杂剧思想内容的若干特征

元杂剧的内容异常广阔,元人胡祗遹说:“上则朝廷君臣政治之得失,下则闾里市井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厚薄,以至医药卜筮释道商贾之人情物性,殊方异域风俗语言之不同,无一物不得其情,不穷其态。”(《紫山大全集·赠宋氏序》)明人朱权把杂剧分为十二科:“一曰神仙道化;二曰隐居乐道《又曰林泉丘壑);三曰披袍秉笏(即君臣杂剧);四曰忠臣烈士;五曰孝义廉节;六曰叱奸骂谗;七曰逐臣孤子;八曰钹刀赶棒(即脱膊杂剧);九曰风花雪月;十曰悲欢离合;十一曰烟花粉旦(即花旦杂剧);十     

“披袍秉笏”杂剧内涵新证--兼论参军色、孤色服饰在元明杂剧中的演变

元夏庭芝《青楼集志》载“披秉”杂剧,明朱权《太和正音谱》易为“披袍秉笏”,注曰“君臣杂剧”,朱权以文本为据不如夏庭芝内行,“君臣杂剧”说不足信。考“披袍秉笏”装扮源流,唐参军戏、宋金杂戏之“绿衣秉简”为元杂剧“襕衫秉笏”的直接来源,“披袍”则另有所出。脉钞本杂剧穿关中,“秉笏”者多为文官,“披袍”者多为武将。元刊杂剧之“披秉”似笼统强调装扮高官,明代以“秉笏”、“披袍”区分文武的特点更明显。故“披袍秉笏”杂剧与其说是君臣杂剧,不如说是以文臣谋略、武将征战为主的戏。      

马致远心态与神仙道化剧

万花丛里马神仙,百世集中说致远,四方海内皆谈羡。战文场曲状元,姓名香 贯满梨园。《汉宫秋》、《青衫泪》,《戚夫人》、《孟浩然》,共庾、白、关老 齐肩。 从贾仲明的吊词看,他首先认识到了马致远善写神仙道化题材,但真正能确立起文学史上地位的仍然是《汉宫秋》等几个剧。就元杂剧题材分类研究来看,“神仙道化”被     

论徐渭《四声猿》及明杂剧之复兴

正如谈起元杂剧不得不首论关汉卿,研究明杂剧,也不能不提徐渭。前者“初为杂剧之始”(朱权《太和正音谱》),对北杂剧有创体之功;后者《四声猿》则“代表了明代杂剧的转变”(赵景深《戏曲笔谈》)。明代杂剧,固然不如明代传奇那样光彩夺目,成绩斐然,但其精炼、其明快、其活泼,却也足以悦人耳目,彪炳后世。据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记录,共有作家109人,作品523     

试论明初神仙道化杂剧的时代特征

1 明初的神仙道化杂剧不仅就明初杂剧而言,即便在整个杂剧发展史上,其特色都是相当明显的。这不但表现为其数量之多几占明初所有杂剧作品的一半以上,更重要的是这些杂剧在表现形式与思想内容的结合上,有惊人相似之处,即杂剧作者们制作这些神仙道化杂剧,原本不是因为崇道慕仙,而是出于政治需要。因此,他们把得道成仙、因果报应与歌颂升平、宣扬儒家伦理道德及政治学说融为一体,使杂剧作品     

金代戏剧形态研究——兼考《辍耕录》“院本名目”

许多研究者认为,金代只有院本。检阅《四库全书》中金代文集、《金文最》、《金文雅》及《全金元词》等文献,可知金代有三种戏剧形态,即金院本(杂剧)、刮鼓戏、乐舞戏。金代杂剧的产生、繁荣以及衰落的过程,与金代历史、文化以及文学的发展过程正好同步。金代杂剧的兴盛离不开辽代教坊散乐和北宋杂剧。根据表演对象、场所,金代杂剧可分宫廷杂剧、民间杂剧,即燕京宫廷杂剧、河东杂剧,金代杂剧在金世宗、金章宗时期达到了其繁荣时期,这是所谓“国朝杂剧”时期,到了金代末期,随着政局的危亡,杂剧也就衰落了。陶宗仪《辍耕录》“院本名目”中600种院本属于金代,而其余分别属于宋、辽、元。金代杂剧同宋杂剧相比,具有自己的意趣指归：虽然不脱谑浪调笑的风范,但题材范围比“官本杂剧段数”广,历史故事类题材比重加大。刮鼓社来源于北宋的“斗鼓社”,是北宋时代中原地区存在的一种村社小戏,金灭北宋,这种村社小戏就继续存在,并且受到了重阳子王喆的重视。金代歌舞戏与当时的祭祀娱乐神灵的风俗密不可分。     

论马致远的散曲

马致远是元代曲家中卓然一家,他不仅作有人称“元曲第一”的《汉宫秋》,而且散曲创作较杂剧更为丰富。分析研究他的散曲,有助于了解他的生平思想及其艺术创作特色,也有助于进一步研究他的杂剧。一马致远的散曲,《全元散曲》收小令一百一十五首,套数十六篇,残套七篇,明抄《阳春白雪》尚有残存六篇套曲。这些散     

马致远杂剧试论

一马致远是元代杂剧的重要作家,《录鬼簿》说他是大都人,号东篱,曾任江浙省务提举。由于资料的缺乏,使我们在研究工作中遇到不少困难。但是,“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我们可以从马致远现存的剧作中试行探索他的创作道路和艺术观点。马致远的杂剧,前人曾给予极高的评价。明初宁献王朱权的《太和正音谱》中,将他列在“古今群英乐府格势”之首,说他的词“若神凤飞鸣于九霄,岂可与凡鸟共语哉?”他如贾仲明、臧晋叔以至近代王国维等,也对他百般褒奖。但是,我们对于过去时代的一切文艺作品,都必须去芜存精,使它们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服务;给马致远以正确的评价,批判在马致远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消除它的贻害,这是今天马致远研究者的一个重要任务。     

关汉卿与元剧创作

虽然关于元剧产生的时间,历来说法不一,或曰金代,或曰蒙古时期,或曰元代。但是,对于关汉卿在元剧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家却有着一致的看法。元人钟嗣成《录鬼簿》将关汉卿列于“前辈才人”五十六人之首。明人朱权《太和正音谱》称其“初为杂剧之始”。朱有燉《元宫词》也说:“初调音律是汉卿”。     

“院本”考辨

<正> 在我国戏曲史上,有“金院本”一词。“院本”是什么?它与宋杂剧和元杂剧有什么不同?翻检一些有关资料,对“院本”有两种解释:一是以明代朱权为代表的解释,同意其解释的有王国维及其目前出版的一些辞书等:再一种是以元代夏庭芝为代表的解释,与其解释一致的有明代的徐充、沈德符等。这两种解释哪一种确切呢?本文想就此问题,作些比较、分析、辨别。先说以朱权为代表的解释。朱权在《太和正音谱》卷上中说:     

论唐代杂剧的形态

文章根据归纳前人以及笔者新发现的共计四条有关唐代杂剧的材料 ,论证了唐代杂剧的四种基本形态 :歌舞戏、杂伎、博戏、谐戏。杂剧的这种最初形态 ,解释了宋代杂剧何以会有广窄之别的原因 :广义宋杂剧直承唐代杂剧的传统 ,包括歌舞戏与杂伎在内 ;窄义的宋杂剧专指滑稽剧 ,是宋代杂剧戏剧性因素发展的结果     

元杂剧“强弩之末”问题初探

元杂剧结局的“强弩之末”,历来为人引以为憾。明人臧懋循说:“或谓元取士有填词料,若今括帖然,取给风檐寸晷之下,故一时名士,虽马致远,乔孟符辈,至第四折,往往强弩之末矣”。他以为杂剧乃出于以曲取士的科场中,所以结局免不了强弩之末。然而,对这种解释清人梁廷柟已有怀疑:“世遂谓元人以曲取士,百种杂剧多出于场屋,第四折为强弩之未,故有工拙之分。然考之     

试论《元曲》中的包公形象

元代是我国古代戏剧的黄金时代,据元代末年钟嗣成编著的《录鬼簿》记载:元代剧曲作家辈出,约有一百十一人;作品如云,约五百种左右。明代臧晋叔编有《元曲选》,近人隋树森编有《元曲选外编》,使约一百七十种元曲流传至今。在我国文学史上,“汉赋”、“唐诗”、“宋词”分别代表着产生它们的那个时代的文学特色,继它们之后,“元曲”名噪一时,它完全可以同“汉赋”、“唐诗”、“宋词”相媲美!明初著名的皇族戏剧评论家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把“元曲”的题材分为十二科:一曰神仙道化,二曰隐居乐道,三曰披袍秉笏,四曰忠臣烈士,五曰忠义廉节,六曰叱奸骂谗,七曰逐臣孤子,八曰钹刀赶棒,九曰风花雪夜,十曰悲欢离合,十一曰     

简论马致远的《东篱乐府》

马致远是元代有名的曲家,有曲状元之盛名,与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四人以杂剧并称为“元曲四大家”.他的散曲,弁冕元代,独具风神,涵曲子论曲谓他的词如“朝阳鸣凤”“曲雅清丽”,有“振鬣长鸣,万马齐喑之意”.其散曲为元散曲作家中最丰富者之一.今存小令一百十五首,散套十六篇,残套数篇,近人辑之为《东篱乐府》.马致远生活的元代,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最复杂、最尖锐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汉族人民和知识分子最痛苦的时代.元代统治者一方面实施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政策,把汉人打入社会最底层.另一方面,又推行毁灭文化、打击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把儒生贬到“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迫使汉族知识分子“沉抑下僚,志不获展”.马致远身处黑暗的时代,一生“仕途偃蹇,大猷未展”,终只能退隐山林,以诗酒自娱,以艺术来表现自己的人格及对人生的探索.“诗穷而后工”,坎坷的生活成就了马致远的艺术成就.然而沉溺在     

关汉卿杂剧与金院本、南戏的关联

关汉卿在元剧作家中,辈份最老、创作数量最多、成就最大,可谓元杂剧的开山祖师。元人钟嗣成在《录鬼簿》中,把他放在“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指元杂剧)行于世者五十六人”中的第一位。明人朱权《太和正音谱》称他为“杂剧之始”。在元代,人们往往以他的名字来赞誉那些成     

山谷诗的谐趣

谐就是诙谐。谐谑,是逗趣取乐,开玩笑。诗中的谐正如戏剧中的插科打诨。黄庭坚生性诙谐好谑。他说:“作诗如作杂剧”,“临了须打诨”。(《王直方诗话》引)又说:“发于呻吟调笑之声。”(《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他的诗歌创作体现了他的这些主张。翻开他的诗集,可以见到他有许多“戏呈”、“戏赠”、“戏答”之作。     

生命压抑的吟唱--简论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

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是个人理想被黑暗的社会现实击碎而破灭的产物.其主要价值在于,揭露和鞭笞了黑暗的元代社会现实,反映了知识分子落魄的窘境与被压抑而不满的思想感情.     

照耀人心的双日——论元杂剧中的“包公戏”和“水浒戏”

在元杂剧的繁荣时期,有一大批作家(包括一些成就很高的作家)经常以包公故事和水浒故事为题材写作剧木,以至于在元人杂剧中形成了“包公戏”和“水浒戏”两大门类。过去,一些研究元人杂剧的学者大都把包公戏和水浒戏当作两种截然不同类型的杂剧看待,认为前者属于“清官戏”,虽然肯定它们具有一定的思想意义,但同时提出了许多批评;认为后者属于“反映农民革命”的戏,给予了许多溢美之词,大有拔高之嫌。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两类戏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它们无论是在思想内容或反映生活的广度与深度方面。或是     

试论元代帝王戏繁荣的原因

研读中国古代戏曲史料,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而且值得深思的现象:在南宋周密《武林旧事》所载的二百八十种“官本杂剧段数”中,可知以帝王为主角或重要角色的戏(姑称为“帝王戏”,下同)。只有两种:《羹汤六幺》、《梦巫山彩云归》(参见谭正璧《话本与古剧·宋官本杂剧段数内容考》);在现存的二百三十八种宋元南戏名目中,可知为帝王戏者只有七种:《十大功劳》、《丙吉教子立宣帝》、《马践杨妃》、《楚昭王》、《汉武帝洞冥记》、《汉武帝御苑射雁》、《刘备》(参见钱南扬《戏文概论》第一章《一篇总帐》);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金院本名目六百九十四种,可知为帝王戏者也不过十种:《病襄主》、《陈桥兵变》、《纤龙舟》、《击梧桐》、《羹汤六幺》、《断朱温爨》、     

清代戏曲班社概论

戏曲的演出是由班社来实现的，因此，从戏曲诞生的那天起，就有了戏曲班社。在戏曲刚刚形成的宋代，对戏曲班社的称呼不一。有称“甲”的，《武林旧事》卷四“乾谆教坊乐部”条云：“杂剧三甲。刘景长一甲八人：戏头李泉现，引戏吴兴佑，次净茆山重、候凉、周泰，副末王喜，装旦孙子贵。盖门庆进香一甲五人：戏头孙子贵，引戏吴兴佑，次净侯凉，副末王喜，…。”有称“班”的，宋赵彦卫的《云麓漫钞》卷四云：“近日优人作杂班者，似杂剧而略简。金虏官制，有文班、武班，若医卜娼优谓之杂班。每要集，传人进，曰‘杂班上’。”到元代，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