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找回村落集体经济

作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新形态,村落集体经济是农民基于集体产权、成员身份和村落边界而形成的共同体经济,强调经济嵌入社区关系结构,突出经济的社会品格。正是这种品格,使其同乡村精英经济、乡村合作经济、农村集体经济存在明显区别。改革开放后农村产权经营方式的变革与实践后果,农业税费全面取消后乡村社会的衰败困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和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背景下的社会现实,为重新找回村落集体经济提供了时空背景。党的十七大以来,国家就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再造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探索集体经济的多元化实现方式与路径、推进集体经济组织与法制化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明确的制度政策表述,这为村落集体经济的复兴创造了良好的政策与制度环境。重新找回村落集体经济,是新时代部分地区缓解村落或农民终结,重建村落共同体的重要实现路径。     

乡村文化振兴与共同体重建：基于浙江省诸暨市的案例分析

文化振兴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而文化振兴的推动机制与乡村共同体的重建机制是同构的。在浙江省诸暨市的两个村落案例中,我们利用社会学对共同体的解释框架,从人才、组织、活动、空间和价值观念五个维度探讨了乡村文化振兴的结构性要素。我们发现这五个维度的要素彰显了政府与社会、村外与村内在各个方面上的沟通、赋能与合作。在外部资源引导和内部制度设计的支持下,诸暨市的两个案例村庄涵养了各具特色的优质乡村文化,并以文化振兴带动了乡村共同体整体的复兴。诸暨市的案例可以为其他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诸多经验。     

中国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的定位、模式与进路

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短板在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是中国农村非正式互助网络和互助组织的现代转型,与中国农村现实地情相适应,具有中国特色,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各类互助组织在互助型社会养老体系建设中起主导作用。与此同时,乡村振兴的理想形式是互助共同体重建基础上的振兴,故虽是互助养老,更应当放到乡村振兴战略和善治社会构建之中去看待。互助型社会养老可以从微观-宏观的互助行为-互助组织-互助系统进行理论解析,同时从救助性的互助服务和适度普惠性的互助服务+进行体系划分,根据对文章4个典型案例的分析,其特点可以总结为立足互助组织、联动多方资源、发展互助服务、救助与适度普惠相结合、分阶段进行、构建圈层化的互助型社会养老体系和乡村互助共同体等。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

从地域社会理论视角,以河南省新乡市M社区为例,系统性考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的实践逻辑。社会空间的集约化转型导致了传统村落共同体在社会边界、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等多重维度的消解,具体表现为地域边界、地域生活和地域功能不同程度消解,地域共同体重建具体包括基于特定节地率的地域边界重建、基于“户籍均沾”的房屋配置模式和轮流赡养安置策略的地域生活重建以及“大杂居、小聚居”原则下的地域公共性重建,就地域社会学理论视角而言,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的核心是地域社会整合机制,一方面,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共同体消解是一种建立在都市过密化和乡村疏离化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另一方面,地域共同体是一个将都市和村落统合起来的统一体,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其实践过程充满动态性、统合性和关联性。     

乡村共同体重建的社会学思考

共同体是具有共同利益诉求和伦理取向的群体。现代性和市场经济的持续作用瓦解了传统乡村共同体,但这也为新型乡村共同体的重建提供了契机。当前应该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下,按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城乡统筹发展的根本要求,建设以乡村政治共同体、乡村经济共同体、乡村伦理共同体、乡村精神共同体为主的四位一体的新型乡村共同体。其基本目标是实现乡村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和谐、文明进步、人民幸福;有效连接城市社会,实现城乡社会和谐互动、一体发展,维护整体社会的稳定与繁荣。     

试论乡村社会灰色化现象

乡村社会灰色化是当前乡村治理危机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研究在初步探讨了乡村社会灰色化的特征和原因的基础上,提出遏制乡村社会灰色化趋势的对策:一是强化乡镇基层政权;二是转变乡镇政府职能;三是重建村庄共同体。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人本化实践——以中国西部C市W社区为例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话语体系,其侧重于解决乡村社会中的公共生活参与、公共利益联结、公共秩序构建、公共意识凝聚等问题。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一种以村(社区)党委为核心,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为平台,以村内公共生活的有效参与为途径的价值共同体,其主要表征是公共利益的紧密联结、多元主体的充分参与和公共意识的集体唤醒。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的“三部曲”可归结为：村民日常生活的深刻嵌入和良性联结、初级社会政策的有效教化和正向引导、公共生活参与制度化和共同体价值观凝聚。通过共同体成员“尽责-享有-认同”的日常生活道德实践,增强村民归属感、社区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建立良序善治、以人为本、相互信任、利益联结、多元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     

中国农村社区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考察视角

中国传统农村社区是一种自治性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与国家政权相区分,远离权力系统的社会组织.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对农村社区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和重新规划,使之实现了多功能的整合和集聚.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兴起之后,国家和市场对农村社区进行了合理介入,乡村社区的边界日益开放,这必将加快实现中国农村社区的现代转型.     

民族杂居地区乡村文化振兴与共同体重建的耦合——基于文化共生视角的分析

文化振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乡村共同体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乡村文化振兴的推动机制与乡村共同体的重建机制是同构的耦合。在民族杂居地区的两个村落案例中,从文化共生理论视角来看,是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构成融合共生的内在动力贯穿于乡村共同体之中,从而激活了村民的内生发展动力,使乡村共同体得到复兴。目前在人口规模化常态化流动背景下,诸多因素给乡村共同体带来挑战,应利用乡村文化振兴和乡村共同体重建的耦合实践向度,以互惠共生文化传承乡村伦理,以组织引领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以公共文化激活公众集体意识,以利益共生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从而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和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有效性——基于皖南四个村庄的实地调查北大核心CSSCI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治理具有内在关联性。当前,农村呈现出空心化、空巢化和老龄化等困境,农民难以被有效组织动员,农村共同体面临消解。本文基于皖南多个村庄的实地调研,结合农村集体经济的演进逻辑,提出农村集体经济的三种类型,即外生型、合作型和内生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集体所有,能够再造村庄共同体,形成利益共同体、组织共同体和生活共同体的新型村庄共同体。农村集体经济有利于改变村级组织治理弱化的现状,通过治理权威形塑、治理资源强化和治理形式多样,增强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促进村民自治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发展,从而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高校英语教师学习共同体的交互主体性研究

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日益受到教育学界、尤其是教师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学习共同体强调人与人之间合作程度的紧密、精神意识的同一性、归属感的强烈、社会团体的认同性等。而教师学习共同体是典型的合作文化中的学习型组织,这个学习组织要求共同体成员有共同愿景,在合作中对改进教学和自身学习不断进行反思性的专业探究。高校英语教师学习共同体的交互主体性研究对推进英语教育改革,促进高校英语教师专业发展有理论上的参考价值和实践上的借鉴意义。     

精准性与在场性的迁移:水分配嬗变中的乡村社会关系研究

水分配作为乡村社会关系的重要载体,勾连着个体成员与乡村社区间的交往互动,基于滇西北地区WM村水分配实践,深入探究水分配嬗变中动态的社会关系。研究发现,精准性与在场性是水分配运行的两大核心要素,精准性凭借精确的时间单元格,生成成员行动的确定性与规范性,通过长期生产实践一般化为确定性与规范性,并最终构成乡村伦理规制的基础；在场性则以乡村社区成员身体为物质载体,端赖于身体参与实践,培育出共同体意识,进而生成乡村共同体社会组织体系。乡村伦理规制构成乡村社会的价值尺度和规范体系,而乡村共同体社会组织体系则构建了共同体组织互动网络,在两者共同作用下维护乡村共同体的稳定。市场经济下的理性选择与行政力量介入是水分配嬗变的两大诱因,市场经济下的理性选择导致水分配与土地之间的联系松动,降低了水分配的必要性；行政力量介入则意味着行政权力的干预直接破坏了村庄的自主性和“自我”需要的原则,动摇了水分配的民间社会基础。伴随劳动力身体与土地的长时间分离,附着于土地上的规范性明显弱化,水分配中的精准性被削弱、在场性模糊化,致使乡村共同体基础受到冲击。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处理好年轻人身体与场的关系是精准性现代重建的关键。     

“国家权力—乡村社会”视野下的四川农村合作运动

农村合作运动是国民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控制和整合乡村社会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在国家权力的"下沉"过程中,农村合作运动不再是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国家权力的一种政治体现。农村合作事业从"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倡导演变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运动的过程也是国家权力逐渐渗入乡村社会的过程;在四川推行新县制以后,保甲制度逐渐与川省农村合作制度融合在一起,政治目的优先于经济政策,"控制"取代了"自治",国民政府利用农村合作运动来控制川省乡村社会的政治意图明显增强。     

农民合作组织介入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

取消农业税之后,乡村治理状况有所好转,但仍面临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能有效回应广大农民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乡村党政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威依然不足、乡村社区内部自治性公共事务缺乏组织依托、部分利益冲突不能及时有效解决等现实困境。这些困境的存在为农民合作组织介入乡村治理并发挥作用提供了契机。农民合作组织介入乡村治理主要有三种作用机制,即合作-服务机制,合作-信任机制,合作-协商机制。建立健全这三种作用机制,对于重构乡村治理结构、再造乡村共同体、激活乡村民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功能研究——基于甘肃省Z县X村扶贫互助合作组织的个案

改革开放30年,在市场经济不断渗入和农村土地制度调整的背景下,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的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推动农民集体行动和孕育基层民主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在简要回顾乡村治理变迁历史过程的基础上,结合西北地区一个典型的乡村组织个案,具体阐释农村社会组织在当代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社会功能。各类农村社会组织与农村党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间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乡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乡村共同体的变迁与发展

城镇化作为推进中国新一轮改革的重要支点和推动中国新发展的强大引擎,对我国社会结构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此背景下,我国农村社会中的乡村共同体正经历着一场潜在的变迁——由传统乡村共同体逐渐演变为两地社会,并面临着由这一变迁引发的诸多问题。本文将结合"共同体"理论,对由传统乡村共同体到两地社会的变迁路径及产生的相应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如下:完善农村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做好小城镇建设、加强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建立农村社会关怀机制、积极学习德国城镇化经验。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宗族组织与乡村共同体再造

进入风险社会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遭遇严重挑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侧重于风险酿成危机后的善后治理,是“排山倒海”地危机应对,还是力量下沉、着力于细微之处的风险预警、社区应对和民众动员,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重大现实问题。倡导基层治理创新之于农村村落,迫切呼唤应时代之需的乡村生活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文章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对豫东南地区S县的田野考察,发现基于宗族构成熟人社会的乡村社区通过集体防疫抗疫、积极复工复产,宗族共同体集体行动和国家的疫情防控基层治理需要形成了内在一致性:一是宗族组织的积极动员与有效倡导,形成了基层社区早期防疫秩序的建构与表征；二是宗族组织建构了外出务工者可资利用的关系网络,强化了陌生人社会的社会资本的形成；三是宗族传统习俗的适时权变,带来基层社会内部治理效能的改善。宗族组织通过一种共同体生活维系的形式,服务于把乡村地域社会建设成为风险社会时代有恢复能力的共同体型社区,实现了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乡村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这种对国家基层治理能力有效补充的形式与内容,值得持续地研究与探讨。      

中国乡村共同体的历史变迁与现实走向

针对传统乡村社区的性质与特征,学界先后提出过"村落共同体""宗族共同体"以及"市场共同体"几种不同的界说。虽然这些观点也注意到村落的开放性尤其是"基层市场共同体"的联系,但主要是采取一种整体性和静态的视角,将乡村视作一种相对封闭和自治体。晚清以降,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启动,域外因素日益介入乡村治理,加剧了乡村官僚化和行政化趋势。在国家整合及一体化建设过程中,人们试图通过经济、政治手段改造乡村社区,在部分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同时,在实践中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及后果。新时期农村社区建设应走"服务嵌入"之路,通过"服务下乡"重塑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和归属感,构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社会化小农视角下的乡村公共舆论

乡村公共舆论是乡村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基础。当前农村社会正在经历深刻变迁,乡村公共舆论对农村社会的评价和指导作用日益微弱。在社会化小农阶段,农户的生产生活和交往越来越脱离乡村共同体,熟人社会逐渐陌生化。同时,传统道德资源和集体主义道德的共同缺失,使农村社会道德资源愈加匮乏,经济利益最大化成为乡村成员的行为准则。乡村公共舆论发挥作用的基础正在遭到严重侵蚀,其对共同体成员的制约作用也大大弱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以公共文化为核心来推动乡村公共舆论复兴,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有序。     

社会友善与公共生活

近40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乡村和城市单位这两大"熟人社会"趋于解体,带来生活的碎片化和"原子化的个体",这容易导致冷漠与暴戾。因此,人们呼唤着社会友善,友善是在人际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呈现出来的,需要生活共同体的支撑,社会友善构建的重要方面就是重建良好的生活共同体和公共空间。具体路径有:在城市化进程中注重人的尊严,关注人的精神存在;通过对话来构建理性、平和的公共舆论空间以弥合社会撕裂,促进社会团结;促进和引导社会组织建设,重建生活共同体;延伸高校服务缓解失业大学生的精神焦虑,重建其家园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