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散文与“苦茶庵法脉 ”

黄裳对研究者将其创作归入"周作人传统"很不认同,但作为学者型的散文作家,他的很多作品在写作上正是延续了周作人散文的"苦茶庵法脉",其对创作的自我表述也和周作人如出一辙。而黄裳之所以否认自己与周作人的联系,一方面因为其创作并非全部属于"周作人传统"或"苦茶庵法脉"这一范围,另一方面也因为感情上对周作人的拒斥。     

周作人的“两个鬼”

“两个鬼”是周作人对自身矛盾性的一种概括 ,亦是人们对他的普遍认识。通过周作人与鲁迅的比较 ,可见在某种程度上“两个鬼”并不是周作人所独具的特性 ,而是人性的普遍存在。     

“传统”包裹着的“现代”——周作人的“启蒙”文艺批评

周作人的文艺批评一直以来都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它是那么“传统”却又如此“现代”，因而分析周作人1927年以前的文艺批评及批评思想，尝试探求它既“传统”又“现代”的缘由就显得尤其必要。周作人的文艺批评可在较为外在的形式、韵味层面和较为内在的思想内容两个层面上考查。他的文艺批评在文体形式、语言韵味及审美情调上更多地汲取了传统的养分，而在批评的内容和思想上由于对“人”的发掘和关注而更多地体现了其现代特征。此时周作人的基本批评心理和态度是指向社会与人的“启蒙”，而且从启蒙的角度看周作人的观点至今都发人深省。     

论周作人的“言志”与“载道”观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借用"言志"与"载道"两个中国传统的审美概念标明中国文学的主流,指出这两个主流的起伏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朱自清与钱钟书都认为这种说法存在谬误,钱钟书指出周作人"对传统不够理解,就发生了这个矛盾的错觉"。[1]P2本文通过分析论证,发现此二人的观点与周作人的"言志"与"载道"观是针锋不接。其实周作人赋予了"言志"新的内涵,追求的是一种"言志"与"载道"的兼容并蓄与和谐统一。     

“牛教授遇刺”与“周作人遇刺”——从《四世同堂》看“周作人落水事件”

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中的牛教授遇刺事件在人物性格、遇刺原因、过程和凶手揣测等方面可以看作是对20世纪30年代末周作人遇刺事件的折射与艺术再现,这一情节寄予了老舍在周作人落水这一事件上民族与个人情感的艺术批判。     

关于周作人“礼赞娼女”的辩正

一本一九七八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激烈地批判了周作人的《娼女礼赞》,称它是“毒汁四溅的黑文章”;一期不久前出版的《文学评论丛刊》中,也有一篇文章,认为周作人后来堕落到“礼赞起妓女……来”。 这是完全误解了周作人的本意的。 《娼女礼赞》是周作人一九二九年所写的《三礼赞》中的首篇。从表面上看,文章批判     

周作人与“贰臣”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因其出任日伪官职而被斥为汉奸,但并非历史上的"贰臣"形象。对周作人汉奸罪的研究,令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中国历朝历代的那些"贰臣",以及某些朝代专为"贰臣"而立的"贰臣传"。广义说来,周作人自然有资格进入"贰臣传",但如严格一点,则周作人并非"贰臣"。"贰臣"也好,"附逆"也罢,都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一种社会实践,或曰"行为艺术"。每个"贰臣"的出现,都有他自己独特的原因和背景,需要作出具体的认定和分析。"贰臣"现象的出现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本朝的昏庸腐败、封建礼教、"大汉族主义"等都有关系。     

论周作人“五四”以前的文艺思想——“周作人文艺思想论略”之一

周作人五四前的文艺思想与文学活动,在研究界尚不为人注意。本文从文学的功用观、本质论、价值观、中介论等方面阐释周作人早期文艺思想,并就其与传统文论的区别、与西方文论的联系以及对五四新文学观念的影响,论述其宗旨、价值取向与重要意义。     

谈周作人对“载道文学”的批判

在周作人的文学理论体系中,＂言志＂与＂载道＂是一对核心概念。而且,对＂载道文学＂的批评是周作人20世纪30年代＂言志文学观＂的一项重要内容。该文分三部分展开论述：其一,对载道文学所维护的专制思想进行批判。质而言之,载道文学实际上就是为文化专制主义张目。其二,对载道文学所蕴含的＂政治作用＂的批评。过分相信和夸大＂文字有灵＂以及对于政治有大作用是载道文学的弊病。其三,反对模拟。周作人认为,封建专制是模拟之风久盛不衰的根源,其结果便是＂无定见＂。     

周作人《过去的生命》中“人的文学”观的体现

在“五四”文学革命期间,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的重要文学命题,与此同时,周作人还创作了诗集《过去的生命》中的诗歌。《过去的生命》主要体现了周作人“人的文学”观中的三方面重要内容：“人道主义为本”、“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求生意志”和“求胜意志”。     

新诗:“别种的散文小品”——论周作人的诗体论

周作人认为新诗的诗体是自由体 ,自由体便于自由地抒写真情实感。他的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和发展了胡适的诗体论 ,超越了中国传统的自由诗体论。周作人的诗体论对中国现代诗论和新诗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前导和促进作用     

“叛徒”与“隐士”二重人格的生动显现——周作人早期散文概观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最受赞誉,以后由于其“落荒”与变节而又最遭谴责的一名作家。文如其人,周作人的文学创作也便刻印着他人格的两个侧面:一方面留下了他反叛旧社会、旧思想的印迹,一方面也显示着他消极遁世、远离尘世的“隐士”色彩。因而,从周作人走过的文学道路中,特别是从他早期的散文创作中,去考察“叛徒”与“隐士”二重人格的生动显现,应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课题。     

也谈周作人的“转向” ——从“谈鬼”说起

周作人曾不避时讳地就"谈鬼"这个话题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是因为他认定只有从诸如凡民的俗信这样平凡的人情物理出发,才能体察到中国人的真心实意.周作人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转向"也可以由此获得理解:所谓"由信仰而归于怀疑",并非是出于对"群众"的绝望而走向消极,而是从"五四"时期的高谈阔论转向对于人情物理的悉心体察.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翻译:“形式国语化,内容要欧化”

作为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周作人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在五四时期令人瞩目。周作人儿童文学的理论核心是"儿童本位论",基于此,其儿童文学翻译强调文以移情,在翻译的过程中崇尚直译,贯彻"名从主人"的翻译原则,提倡翻译批评和重译。周作人所提倡的童话翻译观可总结为:"形式国语化,内容要欧化"。     

《呼兰河传》中的“人间”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曾经提出了著名的"人间观"。这个"人间观"强调要用爱和理解去除人间的精神隔膜。文章依据周作人的人间观理论探讨了萧红的《呼兰河传》中精神隔膜的人间及充满爱和理解的祖父形象。     

散文的周作人与周作人的散文

周作人深怀散文情结。"散文的周作人",意指周作人本身就是他所指认的言志的散文。他的哲学思想、人生态度、性情情趣等无不诠释着他所命名的散文小品。"周作人的散文",可表述为散文是周作人的一种语言物化,是周作人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是周作人精神私人化的一种表达。主体与文本这样地相生,在现代散文史上,周作人似是第一人。     

再评“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

再评“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秦新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什么是新文学》等一系列文章，高扬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人的文学”旗帜，猛烈抨击封建兽道、神道的旧文学，力图从内容上为...     

生命苦谛的慧悟与反抗--周作人“苦质情结”的佛学底蕴

本文之所谓周作人的"苦质情结",是指他往往偏于从悲苦、绝望一面去体悟人生、解释世界的一种气质特征.文章提出,周作人这一气质特征之形成,与佛学苦谛所体现的生命本体观存在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在这一总命题下,文章分别论述了周作人之抗争残虐无道与"佛性说"、历史循环观念与"业力轮回说"、挑战虚空与佛学坚苦卓绝的愍世情怀间的内在因缘,从而具体析离出周作人苦质情结中的佛学底蕴.     

1930年代东亚对周作人的评价——以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为例

周作人从1920—40年代与韩国文人和知识阶层有过持续的接触和交流,堪称中国文人中最关心韩国文化的一位。他学习韩国语,还高度评价韩国的艺术价值,支持韩国的独立,积极肯定韩国的文化认同。当时韩国人也和周作人这位中国新文学主要作家频繁进行交流,关注他的文学活动及思想观念,并把他介绍给韩国,有时予以评论。最值得瞩目的是1920、30年代在北京留学的丁来东(1903—1985)发表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1934年9、10月)。这篇文章系统、全面地对周作人进行了评论和介绍。丁来东对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以前的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及思想立场集中进行了探讨,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由于丁来东的文章出现,从那以后韩国读者们对作为中国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周作人有了多方面的了解。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是和中国、日本的周作人研究同时进行的。丁来东于1934年5月结束了北京留学生活最终回国,他可能已经了解到从那年4月初开始展开的对周作人《五十自寿诗》的争论。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文艺论,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丁来东与周作人在意识形态上达成一致,产生了共鸣,而且当时韩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没落的现实等各种变化因素重叠在一起,使丁来东对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和思想态度更加关注。结果是丁来东通读了周作人的许多作品和著作之后,发表了《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这篇文章包含了对周作人的人生文学观、言志文学观、周作人散文创作的特点及成果、周作人丰富的阅读修养、以内容与思想为中心的白话文学论、批判国民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立场、周作人对小品文这一成为现代文学顶峰的文学体裁的提倡、对民间文艺的重视以及具有包容性的文艺批评态度等大量内容,这在当时来说可谓是相当系统全面的评论。苏雪林的《周作人先生研究》是1934年12月发表的,增田涉的《周作人论》是1935年9月发表的,而丁来东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是在早于他们的1934年9、10月间就已经发表了,这一点也有必要予以关注。虽然丁来东对周作人的评论不是长期持续进行的,但却是在较早时期进行,而且在韩国又是首次系统全面地评论了周作人,因此这在东亚的周作人研究史上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     

“宽容”与“不容”:鲁迅、周作人对林纾的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派”的历史面相考辨

在重新评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林纾的历史价值中,鲁迅与周作人的态度和言论是绕不过去的关口。与周作人对待林纾出尔反尔、绝不宽容的批判态度相比,鲁迅对待林纾的态度则显得幽默宽容而又不失深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也有被历史重塑的一面,梳理中国新文学史中鲁迅如何成为五四时期新旧论战中的主将,以及鲁迅随感录《现在的屠杀者》如何成为针对林纾的一篇批判文章,有助于重新理解“五四”的历史性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