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载哲学中“心”的定位问题之我见——以修养工夫论为背景

张载论“心”,重点不在认识论,而主要是把“心”作为落实修养工夫的枢纽。张载修养工夫的学者、大人、圣人三阶段都由“心”贯穿;变化气质、知礼成性、心统性情,大其心,虚心、无心的修养工夫,都离不开“心”。由“心”来觉解太虚本体赋予人的天地之性,通过涵养“心”而体悟“乾父坤母”、“民胞物与”、世界万物一体同源的宇宙意识,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这是张载论“心”的要义。张载论心有认识论意义,但以“人本无心,因物为心”而定位张载的论“心”是“唯物主义的认识”的结论是不妥的。因为“因物为心”恰恰是张载要克服的,而“无心”却正是圣人修养工夫的目标。     

从“性又大于心”到“心能尽性”

心性大小之辨是张载心性思想的重要一环。程颐批评张载的“以体会为非心”是主张将见闻排斥在心之外,意味着“心小性大”、析心与理为二。据二程弟子时紫芝的注释,程颐的这一批评系针对张载的“心御见闻,不弘于性”而发。程颐的批评建立在将“御”字释为“扞格”“防御”之上,但这一解释并不符合张载的本意：一方面,张载“心御见闻”中的“御”字当为“桎梏”“滞碍”之意,故不能从“心御见闻,不弘于性”中推出其主张析心与理为二的结论;另一方面,张载又确实有“心又大于心”的主张,但此论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见闻。张载的心性大小之辨的本质是天人之辨,既包含天人、心性的本末源流、分合同异、主从关系之辨,具体涉及对于心与见闻、诚与心、道与身的关系之辨;又包含天人、心性的自在与自为之辨。由此,张载的天人、心性之辨就动态的展开为由本源层面的无分,到当前实际表现层面的有分,再到极致表现层面的重回无分的复杂过程,而人积极主动修养工夫是实现从天人、心性在实际表现上的相分重回极致表现上的无分的不二法门,此即“心能尽性”说。张载此论从万物一体的高度推进了儒学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也是对孟子尽心尽性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张载的“大心无我”“穷理尽性”的心性功夫论析解1

功夫论是张载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张载心性理论在个人修养、实践层面的落实和体现。张载的心性工夫论是把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与《中庸》的“至诚”“、尽性”和《易传》的“穷神知化”、“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整合和提升,提出了“大其心”的直觉体认方法。张载的功夫论表现为一个“成性”的修养过程,最终实现“至于命”的最高境界。     

从孟子到朱熹的心性哲学

孟子对于中国心性哲学的开创 ,主要在于他提出了一个尽心知性而知天的模式 ,在孟子看来对于心不在于去认知 ,而在于将自己的内心发挥到极致 ,这样就可以体认本心而知天。张载第一次在心性本体论上 ,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命题 :心统性情 ,把“情”这一概念置入心性问题的讨论中。朱熹则进一步发挥了张载的命题 ,提出性为体情为用 ,并在性情之上 ,加上了一个统领主宰 ,即心 ,将孟子的心性之心转换成主体性心的概念     

张载“性二元论”的思想渊源及其当代启示

张载提出“性二元论”是儒家人性论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事件。学界对该论的思想来源争议较大，有道教说和佛教说的分歧。实际上，张载“性二元论”受到了禅宗大师圭峰宗密对立思维形式的影响，与道教并无关系。宗密认为人在身心结合之前，“真心”是“清净不染”的，然一旦“禀气受质”后，此“心”就受染了，从而遮蔽了本有的“清净”,这是一种先天与后天、本然与非本然之对立统一的思维形式。张载在此基础上对孟子性善论、王充与孔颖达“气稟”论、胡瑗的“天地之性”和传统“气质”观等思想进行综合创新，最终提出了“性二元论”。道教徒“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说法恰是受张载的影响，而不是相反。     

王安石、张载成性论的异同

王安石成性论作为一种道德实践工夫论,是其人性论的道德实践工夫层面;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理想和国家观,则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载的成性论更多的是一种个人道德修养、道德实践工夫学说。张载的成性论以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区分为前提,这种区分实际是对现实人性之不完善、不完美的另一种表述,虽不等同于王安石的"性有善有恶",但张载也认为"性未成则善恶混"。张载十分重视礼的践履在成性过程中的作用,其"知礼成     

述朱熹“心统性情说”之文字学依据

“心统性情”一语出自张载,后来受到朱熹的极大推崇,朱熹将其阐发为“心统性情说”.朱熹在论及“心统性情说”时,常会分析“心”、“性”、“情”的字形结构,从文字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为“心统性情说”寻得文字学上的依据.可见单就义理的论述,对于“综罗百代”的朱熹而言是不够全面的,同时也忽视了朱熹自己以文字分析与义理解说（或可说成训诂与义理）相结合的全面阐释.以文字分析与义理解说相结合的阐释,也会比只偏于二者中的一面进行阐述更为有据更加有说服力.朱熹结合义理的阐述,分析“心”、“性”、“情”的字形结构,为“心统性情说”（“心包性情”与“心主性情”两层意思）寻得文字学的依据,从而使得义理更为坚实有据,也进一步加强了义理的可信度.     

宋代新儒教哲学述论

宋儒哲学以“理”为终极关怀,故称之新儒教哲学。理论建设可上溯李翱的“复性”论,它是宋代新儒教哲学分辨理欲、变化气质学说的先导。张载提出“气”本体论,并分别“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将天理人欲之辨植入新儒教哲学系统。程颢、程颐把具有神学目的论的“天”,变成抽象的哲学本体的“理”,建立起“理”本体论,完成了新儒教哲学本体建设的使命。朱熹继承并深化了二程的“天理”论,把“心统性情”的心、性关系肯定为“心统万物”的心、物关系和心性本体,使新儒教哲学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许衡理学心性论探析

心性问题是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许衡以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讲“明德”之本性,以存养、持敬讲变化之气质,以心统性情的结构来诠释心与性、情的关系,提出以仁为体、以知觉为用,在继承、吸收、综合和改造宋代理学各派心性论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心性论思想,为理学心性论及元代程朱理学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论朱熹的“心之本体”与未发已发说

以知觉论心是考量"心之本体"问题的发端,但重点在心本体发用的正与不正。"心统性情"的意义,在于全面解释从体到用、从本然到端绪的心性情的整体。心体的"自明"将映照得真与成就其善融为一体。从未发到已发,修养的水准最终影响着心本体的存在价值。善心的圆满,是伴随性理的发用而走向"满腔子"的恻隐之情的。     

论王船山诗歌的生死主题——以悼挽诗和游仙诗为例

王船山继承了张载的“绝学”,发展了先秦儒家所忽略的生死观。王船山否定长生久视,倡导载义之生、尽性而死、追求高尚人格的生命观,这一观点融化在他的诗作之中,是其诗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这一主题的发现对推进船山学的研究有其重要意义。     

汉字的宗教、美学、符号属性与天人合一精神

作为自源文字的汉字保留并发展了起源时所具有的一些属性,如宗教、美学和符号属性,汉字直接与人和大自然构成浑然天成的互文空间,彰显并巩固了华夏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人天和谐精神.     

生态化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生态化

生态意识的觉醒与生态化意识形态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障。生态化意识形态是一种运用生态意识来改造世界的思维方式或政治理念,生态化意识形态凸显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生态群体的生态利益;意识形态生态化是政治理念对生态的干预,实质是借生态言政治。     

论法院调解书再审之完善

当前的法院调解书再审司法监督主体缺失,事由简略,既不符合法院调解书性质的内在需求,也难以满足法院调解复兴的客观需要,有必要依据"查明事实,分清事非"的标准,遵循合法原则,对其加以相应的完善,进而为相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提供坚实的基础。     

新旧会计准则下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比较研究——基于生物制药上市公司现金流量表数据检验

以生物制药上市公司为样本,以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为研究对象,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法,统计检验新旧准则下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信息对下一年度盈利水平的解释能力,得出我国执行新会计准则后的会计信息比旧准则下的会计信息更具决策有用性的结论.     

发展与现代性:习惯权利新探

随着全国大部分城市放开对烟花爆竹的禁令,引发了学界对习惯权利的重新关注。习惯权利最先在马克思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提出,更多的是对贫民阶级生存权利的同情,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当代中国对这一禁令的放开,使得习惯权利的研究重新提上日程,笔者从群体性、自发性、重复性、合理性四个方面对习惯权利的新内涵进行了分析,并以此建构习惯权利的保障机制。     

当代·当代历史·当代史

对历史学家来说,言说即是存在。历史学家不应让人们在平常处认可自己,而应力求让人们在非常处理解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当代史言说是一种纯粹的政治性话语。如果说,历史事件有赖于记忆的话,那么,当代历史则制约着记忆。当代史言说则成为这种记忆的最一般的形式。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理解

文章对“人民群众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一范畴的由来和不足做了较深入的讨论,并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出发,对社会主义社会满足“人民群众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问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已有判断标准能否把握进入视域的未知世界——认识的可能性问题研究之一

我们以判断的方式把握世界,判断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陈述,是传统逻辑的核心。已有的判断标准是在某个范围内形成的判断标准,是否能保证其一定会有效地延伸到扩展的其他范围,是一个需要研究和澄清的重要认识论问题。     

“诗言志”与“诗缘情”矛盾的非矛盾性

一直以来,理论界将"诗言志"与"诗缘情"对立起来,从而形成文论发展的两个不同流派,似乎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互渗互补的矛盾性。事实上,理论界长期流行的这种"矛盾"说法有失偏颇。在中国文论发展史上,这两种说法不仅在文本来源上造就了一种虚假的矛盾性,而且在以"情"为本体的观念上也分化了两者的交叠重合,而"诗言志"与"诗缘情"矛盾的真正根源在于儒道观念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