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论欧阳修的文道观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杰出领袖,但是对他的古文理论,学术界却评论不高,文学史家一直嫌其过于道学化。这其实是对欧阳修的误读。本文将欧阳修置于宋初文学思潮的大环境中加以考察,着重辨析欧阳修反对“诞者之道”的实质,就是要与宋初柳开、石介等人道学化的古文理论划清界限。然后分析欧阳修所谓的“圣人之道”,是指“古圣人”的社会实践。因此,欧阳修的古文理论,与其说接近道学家,不如说“叛‘道统’”更合乎实际。     

二程文道观及其时代性分析

二程是北宋的理学奠基人,他们在前儒文道观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文道观——"作文害道"。这种文道观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它是唐宋古文运动、儒家学说复兴以对抗佛老之学的必然产物。二程的文道观也受到他们理学的影响,与此同时这种观念也是当时朝廷党争的产物。随着元代程朱理学被钦定为官方学说之后二程的文道观也被广泛传布并得到多数文人学者的认同,这对元明清时期的文学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晚明理学视域下的冯从吾文道观研究——以“做圣人易，做文人难”的诠释为中心

晚明是理学与文学的共同转折期,二者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联系。少数学者对此虽已有所揭橥,但仍未引起重视。要全面厘清二者关系,首先必须对晚明理学代表人物的文学观念进行研究。冯从吾作为晚明理学大家,其文道观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总体上围绕“做圣人易,做文人难”的诠释展开,在以否定文学为主的同时,又对文学高度关注,呈现出对文学警觉的...     

融通与折中：宋濂“文道观”的思想内涵与特性

宋濂身兼台阁重臣、儒学大师、文坛盟主三重身份,其哲学思想统摄儒释道三教,异常复杂。受此影响,其“文道观”内涵丰富,涵盖文道合一、经世致用、文为末技等文学思想。宋濂“文道观”继承发扬唐代古文家、宋代理学家和元代中晚期文人的相关理论成果,将文学、理道、事功三者充分结合,折中调和文道关系,使之具有兼融特性,从而成为元代及明初理学家文论的集大成者,为明初雅正质实文风的回归做出积极贡献。     

中和辩证：朱熹文道观的新探解

朱熹在传承“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基础上,提出“文从道出”“文便是道”的观点。他主张“文”与“道”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形成中和辩证的文道观。这种文道观决定了他对待“文”的辩证态度。在文辞方面,朱熹主张“义理从文字中迸出”,强调文辞是义理的重要载体;又宣称“视言语诚如糟粕”,认为领悟义理后可以忘记文辞本身,秉持的是“得鱼忘筌”的态度。在“文采”方面,他主张“文字奇而稳方好”和“文以伟辞”,注重文辞技巧、文法、修辞的综合运用;同时他又轻视或反对“胭脂腻粉”“妄言绮语”“用意崎岖”的“巧”文。理解朱熹的文道观,不能以“文道分离”“文道合一”或“重道重文”“重道轻文”单一观点进行判断,而应回归文本语境和历史语境进行辩证地分析。     

浅析韩愈解体文文体

解体文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但唐代以前,中国古代文人却甚少使用这种文体。直到韩愈的《进学解》《获麟解》等出现后,解体文得到了广泛的流传,解体在中国文体史上才开始拥有一定的地位。韩愈在承袭前人解体文宾主对答写作模式的基础上,将解体文中设定问题的对象由第三人变为作者本身。同时,韩愈将儒家学说严密的逻辑结构沿用到解体文的创作之中。韩愈通过使用解体撰文,隐晦地表达了其复兴秦汉古文传统的愿望。     

先秦时期儒家对孔子人道观的发展——以孟子、荀子为代表

孔子人道观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皆在以后长期演变和不断完善,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依据.以先秦时期儒家孟子、荀子为代表,对孔子人道观发展的具体方面分别展开阐述.     

论欧阳修文道观的生成创构与文化实践

文道观是决定创作境界、引领学风建设的关键。欧阳修文与道俱、道胜文至、不为空言的文道观,引导了宋代文学创作与文化建设,推动了"古文运动"健康发展。这既与北宋前期文学环境与文化语境息息相关,又与个人文化资本与"斯文自任"使命意识紧密相连。欧阳修多以"回信"方式表达见解,"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的主张,得到士人群体广泛认同。欧阳修正本清源,复兴儒道古风,积极承担社会道义和现实使命,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在文化实践中,欧阳修突破"文各有体"藩篱,破体为文,"以文体为四六",创造了风神独具的"宋四六",化解了骈散之争;又通过知贡举黜落僻涩险怪的太学体,使古文传统重获新生。欧阳修文道观理论与文化创新策略,使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创造性弘扬了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     

陆九渊的文道观及其文

本文先论述了陆九渊的“文道合一”观点,以及他“理会本心”、“以心会心”的作文与评论方法,进而通过陆九洲的几篇代表作举隅,肯定他的“文道合一”观点。     

日本汉文小说管窥——以《谭海》为中心

《谭海》是日本明治时代作家依田百川的代表作,是一部汉语文言笔记小说,与菊池三溪的《本朝虞初新志》并称日本汉文小说的双璧。《谭海》在创作上明显受到中国史传文学的影响,风格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小说相似。其文笔简约精粹,延袭了魏晋小说的质朴风格,并从《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等书中直接汲取了艺术养料。《谭海》是一部志人小说,虽然是遗闻轶事,但是作者特别强调实录的精神,我们也借此可以了解日本近古以来的风俗习惯和价值取向。     

试论白居易《与元九书》的以情纬文

《与元九书》作为白居易的文论名篇，历来为人们所关注的总是其在文学理论上的建树与重大意义，它的文学色彩、抒情特点等方面为这一光华所掩，总遭忽视。本文则暂撇开其文论意义，主要论述其以情纬文的鲜明特色。     

游戏的文学——以韩愈的“戏”为中心

裴度以"戏"批评韩愈文学的游戏倾向;韩愈征引经书,以"戏"来为自己辩解;柳宗元从"有益于世"角度为韩愈的游戏文学辩护."戏"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意味,与韩愈的文学创作发生着不同的联系.     

尊体与破体——略论韩愈的诗与文

在韩愈的诗文中,尊体与破体是互动的,他在破体为诗的同时破体为文,即在散文体裁中借鉴、吸收其他文体的特征,或是对于一种题材,打破传统所用的某种特定的文体格式,尝试用另一种文体来写作。另外,韩愈也有许多尊体的作品。     

苏东坡眼中的白乐天——以徐州为中心

苏轼自称“出处依稀似乐天”,苏之于白,由钦慕、效仿而至于并称,堪称两位伟大文人之间的跨代对话。那么,这一倾向是在哪里奠基的呢?笔者认为,是在徐州时期。谨以徐州为中心,梳理和分析苏轼眼中的前代诗豪白居易。从“乐天知命我无忧”,可见白居易诗歌对徐州太守苏轼的影响痕迹。从“我是朱陈旧使君”,可见苏轼对白居易致敬的别样形式,从“燕子楼空三百秋”,可见苏轼已经将对前贤白居易的理解,与自身、眼下和未来无痕有机地衔接起来,因此,自称“出处依稀似乐天”的苏轼,不愧是白居易接受史上十分典型和优秀的代表。     

风水景观的人文透视——以书院寺观为中心

儒释道与风水之间崇尚自然的理念和共同的地理环境需求使儒释道三家的精神文化载体书院寺观在建筑选址和布局上打下了深深的风水烙印。其典型表现便是书院寺观座落的山川形胜之处,通常是风水上良好的“藏风”、“聚气”之地。由于儒释道三家的教义和思想不同,书院寺观在风水选址和布局上也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书院更强调对案山的选择,佛寺更偏重于发脉(即龙脉)的选择,而道观却偏重于建筑布局和方位的选择。     

论韩愈《鳄鱼文》的文体及其渊源

韩愈《鳄鱼文》文体的认定历来有多种说法。有的将它看作是游戏文字,有的看作是祭文,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篇用来驱除鳄鱼的檄文。其在修辞手法上,与梁昭明太子萧统《文选》中所收的檄文,如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非常相似。而其直接灵感来源,很有可能是南朝竺道爽的《檄太山文》。该文收于《弘明集》,与《鳄鱼文》一样,其所讨伐的对象与一般檄文不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敌方,而是自然界的神灵。韩愈虽然排佛,其实佛教对其文学创作影响很大,已有论者指出,《弘明集》是他所喜爱的一本案头佛教读物。     

试论曾巩的文道观

文道关系的阐说是古文家、道学家和时文家之间的重要分野。作为一名古文家,曾巩对于文道关系有着自己的独到阐说,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浅深徐急说,二是文章兼胜说,三是文须当理说。总体上,曾巩认为道德修养比文章修养更重要,但同时又文道兼顾,认为二者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曾巩对文道关系的阐说是对欧阳修文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理论构成。     

略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中国作家自传文创作中的“身份预设”——以“自我”为中心

“自传”,是作者自叙生平的一种文类;“他传”,是作者叙述他人生平的一种文类。一般认为,身份预设,是自传书写过程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无论是自传或是他传,都曾爆发过一场写作热潮。考察这一时期现代中国作家们在自传文创作中的“身份预设”,大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可以说,这与这一时期的现代中国作家在他传文创作之中所进行的“身份预设”——往往会以传主之“个性”为焦点,是截然不同的。     

历代潮州的祀韩书院——以碑刻资料为中心

古代书院教学与祠庙祭祀密不可分。自南宋以来,韩愈被视为开启潮州教育的榜样及儒学正统之集大成者,成为潮州书院最重要的祭祀对象。淳祐三年(1243),潮州量早的一所书院韩山书院就是在城南郊外的韩祠(庙)的遗址上建立起来的。随后,祀韩文化随潮州政区的分拆、发展而逐步向各个属县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