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朝使臣的走私贸易对朝鲜的影响

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中国明代时期,朝鲜与明朝之间的使臣走私贸易曾经十分活跃,但由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藩属关系,两国使臣的走私贸易也具有了不平等性质。作为个人行为,明朝使臣的走私贸易虽然具有"掠夺"性质,给朝鲜政府和人民带来经济负担和痛苦,但这种个人行为却与有着政府背景的朝鲜使臣的走私贸易共同解决了朝鲜政府和人民在军事、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各种需求,客观上起到了互通有无,相互交流,满足社会需求的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朝鲜社会的的开放。     

浅论唐蕃大非川之战

大非川之战是唐蕃间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也是唐蕃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以大非川之战为起点,唐蕃展开了近两个世纪的对峙和争战,由此可见大非川之战的重要意义。关于大非川之战．治吐蕃史者往往语及,但多拘泥于论题,讨论的多是大非川之战某一方面的问题,没有从宏观角度进行考察。本文试图结合汉、藏文史料论述大非川之战的前因后果及对唐蕃关系的影响。     

论唐蕃经济交往

唐蕃经济交往贯穿了吐蕃经济史全程。吐蕃奴隶制游牧经济对高原牲畜及畜产品的生产和对奴隶、丝绸、农产品、茶叶等的需求以及唐朝集权官僚经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是唐蕃经济关系建立的基础。对于吐蕃来说,唐蕃经济交往是其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唐朝来说,唐蕃经济交往是其获得战马、增强经济多样性的重要条件。唐蕃经济交往史向我们展示了吐蕃与唐朝进行经济交往的必然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吐蕃部族合类性增长和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一员地位的形成。     

唐蕃在洱海地区的争夺与越析诏的兴亡

越析诏诏主及主要居住者为磨些人(今纳西族的先民)。磨些部落7世纪中期进入今云南宾川一带,652年后建立越析诏。建诏之后的一段时间中,越析诏能处理好与唐蕃两大力量的关系,在唐蕃争夺洱海地区的复杂多变形势下生存发展。之后,随着吐蕃势力在洱海地区的深入,越析诏与唐王朝关系出现变化,与吐蕃关系则较为密切。失去唐王朝的信任与支持后,越析诏被善于利用唐蕃矛盾并得到唐王朝支持的南诏于8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吞并。     

明代朝鲜使臣赴京路线的沿革与变迁

明代中朝封贡关系确立后,双方使臣往来渐成定制,每年朝鲜使臣会按时到北京进行朝贡,史称"赴京使臣".朝鲜使臣赴京的路线,明朝政府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并要求定例遵行,不可轻易更改.由于时势变化,有明一代,朝鲜曾多次提出更改路线,都被明朝拒绝,其中原因与沿袭传统有关,也和当时东北亚时局变化密切关联.     

唐与吐蕃首次遣使互访史实考略

［摘要］在整个吐蕃时期,吐蕃和唐朝一直保持着频繁的使者往来。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吐蕃遣使入唐,唐太宗随之遣冯德遐赴藏抚慰,唐蕃之间长达200多年的官方交往由此开启。唐蕃首次遣使往来是在赞普弃宗弄赞平息部落叛离,于633年迁都逻些后,内部局势稳定,积极向外拓展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为文成公主入藏作了积极的铺垫,为此后藏汉两族人民之间更进一步地频繁往来,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莫高窟吐蕃样式壁画与绢画的初步分析

本文对敦煌莫高窟中唐至晚唐石窟中具有吐蕃或吐蕃与印度波罗样式的壁画以及藏经洞所出具有同样风格的绢画从作品内容著录、图像渊源、年代判定，与吐蕃本土及汉地艺术传承的关系、相关的政治文化背景等若干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归纳与分析，指出唐蕃时期唐蕃美术的交融是后代蔚为大观的“汉藏艺术风格”的源头，也是中国多民族美术史的重要篇章。     

唐蕃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唐朝和吐蕃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的封建王朝，作为处于同时代的两个政治实体，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决定了它们之间存在天然的互补性。从法律制度上讲，它们之间既保持了各自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又有明显的相互影响的痕迹。历史上，唐蕃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彼此影响的特殊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藏汉两个民族源远流长的兄弟之情。     

明代朝鲜使臣与辽东贸易研究

朝鲜使臣出使明朝,其中一项重要活动即从事贸易活动。明代朝鲜使臣与辽东贸易是朝鲜使臣赴明贸易中重要组成部分。辽东临近朝鲜,又是朝鲜使臣陆路朝贡的必经之路,明代朝鲜使臣与辽东贸易异常活跃。朝鲜使臣与明代辽东贸易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自由贸易和征索贸易。     

唐宋时期西藏同内地经济文化联系的历史考察

(一) 劳动、生息、繁衍在西藏高原上的以藏族为主体的西藏各民族的先民,从远古时代起就和内地有过经济和文化的联系。迄至唐宋时期,这种联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其契机是唐蕃联姻。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于唐贞观8年(公元634年)首次向唐王朝派遣使臣入朝和求婚,后又于贞观14年再次向唐求婚,并派遣大论薛禄东赞“献黄金五千两,它宝称是,以为聘”。鉴于松赞干布的一片真诚,这次唐太宗答应了将文成公主嫁与之。这不仅是一般     

论唐代中日往来诗歌交流

唐代是古代中日文化交往的重要时期 ,在频繁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中 ,中日使臣、僧侣、文人在广泛的结交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 ,他们相互赠诗唱和 ,由此产生出体现唐代中日友好交往的诗篇。这些诗篇热情赞美了中国的兴盛强大和中日友好的情谊 ,赞扬了中日使者、僧人远离故土 ,飘洋过海 ,不畏艰险 ,不辞辛劳 ,挚着求法和传播文化的坚韧精神 ,也抒发了中日使臣、僧人身居异国他乡对自己的国土故乡的眷念之情。唐代中日往来诗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录 ,也是中日人民友谊的一曲颂歌 ,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唐代的中日文化交往以及中日使臣、僧侣和文人知识分子的友谊、生活和精神世界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从唐诗看金城公主入蕃和亲

与吐蕃和亲,发展相互间的友好关系,一直是唐朝的政策。继文成公主之后,金城公主下嫁吐蕃赞普弃隶缩赞,以敦睦唐蕃关系。她的事迹在拉萨布达拉宫、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山南桑耶寺等古代各寺中,都有文字记载,并存有大幅壁画;民间还流传着关于她的种种美丽传说。在《全唐诗》中,以"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或"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为题的17首诗,是唐代诗坛对金城公主远嫁吐蕃的文学见证。     

论唐太宗与盛唐气象

唐太宗作为出色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极盛的局面;在文学上,他又以特有的个人风度,从治国思想、文化视野和诗歌创作等方面对唐初诗歌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距盛唐还有一百多年,但唐太宗依然拥有着盛唐开创者和盛唐气象开拓人的双重身份,一手酝酿出有唐一代蓬勃自信的昂扬心态。     

唐代伤悼诗序及其文化解析

唐代诗序是与唐诗密切结合在一起且同样精彩的文化形态。现存唐代伤悼题材诗序共24篇,占唐代诗序总数的2.58%,是唐代诗序的一个小类别,但它形象化地再现了300年间唐代文人感伤生命消歇、探索生命质量、关注生命、思考生命的心路历程;不仅如此,唐代文化的诸多因素也借这类诗序得到了很好的保存。这是我们解读唐诗以及唐代诗人所不应忽略的文化遗存。     

吴伟业与清初唐宋诗之争

吴伟业诗学主张推尊唐诗,不废宋诗.其诗歌创作主要取法唐诗,但艺术上又与宋诗有相似处.清初在吴伟业的直接影响下出现太仓十子,形成娄东诗派.其叙事诗的成就,影响了有清一代的诗歌创作.吴伟业不仅以其诗论,而且以其诗歌创作的广泛影响力参与到清初唐宋诗之争中.     

唐前对宫体诗的批评

在初唐史学家和“四杰”、陈子昂等人批评南朝文学之前,宫体诗已经经受了五次批评。它们分别发生在:宫体得名之初、梁末侯景之乱时、陈代何之元编纂《梁典》时、隋代李鄂上书高祖革除浮华表和王通著《中说》时。但五次批评都未对宫体诗的创作产生直接而显著的影响。究其原因,在于以下两点:整个社会盛行以宫体为代表的文风、批评者既无理论创新又无创作实绩。但唐前批评也逐渐出现了新气象,已经由单纯批评宫体和宫体诗人转变到批评整个汉魏六朝以来的文学创作,带有追根究底的性质。这种批评方法为初唐南北文化融合时批判继承南朝文学积累了经验。     

中晚唐社会城市结构的演变和晚唐词的关系

唐代社会生活尤其是中晚唐社会的城市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社会转型的特色。唐代社会城市生活的开放性和多元性无疑为其文化的多样性和世俗化趋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生长土壤。“词”这一文学样式的起源、发展直至定型的演变历程,可以说是当时社会城市生活的最佳诠释方式之一。晚唐词尤其是温庭筠的词则可说是晚唐社会城市生活的一面镜子。     

唐代与北宋边塞诗比较

唐代的边塞诗代表着唐人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概 ,宋代也有边塞诗 ,但其风格与唐代迥然不同。就唐和北宋两代的边塞诗从内容、风格上加以比较 ,并就其形成的政治原因加以探讨     

西北民族文化互动与唐诗创作

唐代西北民族关系给唐人生活、思想以及唐诗创作带来了深刻影响。西北诸族的＂异质文化＂触发了唐人用诗来表情达意的创作欲望,这不仅拓展了唐诗的表现领域,还使其包含了民族因素的审美文化。     

论禅宗与唐诗之融通

唐代佛教与诗歌有新的融合 ,诗作中多涉禅语、用禅典、示禅机 ,以禅入诗进而以禅喻诗 ,禅之内涵可以开拓诗境 ,增补诗歌内涵与理论。文章试从诗与禅宗融通的基础、禅宗对唐诗融通与开拓的实践、禅宗对唐诗理论之开拓等方面作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