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南都掌蛮铜鼓文化探讨

在历史上拥有巨量铜鼓的川南都掌蛮 ,既是铜鼓的使用者 ,又是铜鼓的铸造者和铜鼓文化的原创者。都掌蛮铜鼓在使用、流传过程中 ,充分发挥了伴歌节舞、媚事鬼神和夸富显贵、集众征战的社会功能 ,铜鼓是都掌蛮的神灵之物 ,也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都掌蛮铜鼓文化与悬棺葬俗交融渗透、融为一体 ,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铜鼓文化的内涵 ,更从本质上表现出铜鼓文化是都掌蛮古老民族文化的重要特征     

“蛊毒”考述

蛊毒,是古代传承下来的一种既神秘而又令人恐怖的黑色巫术(或称邪术,属破坏型巫术):历史上在我国南方各个民族乃至东南亚一些民族中颇为流行。我国历代史志、文人笔记、医学典籍对之多有记述,各地民间亦多有传说;不过这些记载和传说,不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无人经验,言不中的,就是牵强附会,或使其虚妄,变成荒诞,或使其成魔成幻,令人谈蛊色变,真假莫辨,难据为实。蛊为何物,又怎在南方各民族中流传数千百年之久,迄未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本文试图综合各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根据历代记述和实地调查的材料,对其作一初步探讨,意在抛砖引玉,以溯其源流,揭其内质。     

“飞山蛮”浅谈

中南和西南广大地区的少数民族,历代统治者对他们统称为蛮或夷。可因时代或住地的不同,又有不同的族称。秦时称黔中郡的少数民族为“黔中蛮”,西汉时改黔申郡为武陵郡,居民被称为“武陵蛮”,到东汉时又因境内有五溪,故又有“五溪蛮”之称。唐宋时,溆州地区的少数民族被称为“溆州蛮”,对居住于飞山一带的居民则谓之“飞山蛮”。笔者曾对“飞山蛮”进行粗略的调查,现简略报告如下,以就正于专家学者。     

“满洲”名称考述

本文对皇大极1635年10月13日改“诸申”为“满洲”之谕进行了考述,指出“金”、“诸申”、“满洲”等词的内涵、演变及原因,尤其对“诸申”一词是建州部饮誉超墨尔根自称“女真”的汉语译音之观点做出了有力论证;用大量史料证明“满洲蔓遮说”实际上即为“满洲满饰说”的组成部分。“满洲”一词源于朝鲜人对我国吉林省集安沿鸭绿江上游地区原有部族、地名的称呼。     

“瓯脱”考述

“瓯脱”的含义,因匈奴没有文字、汉文史籍记载又不详,历代史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弄清其本义,对匈奴史的研究将具有一定价值。 “瓯脱”一词,首见于《史记·匈奴列传》,文云:“东胡玉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吝居其边为瓯脱。东胡使使谓冒顿曰:‘匈奴所与我界瓯脱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 对于“瓯脱”的解释,自汉代以来大约有这样几种:(一)《史记集解》引韦昭曰:瓯     

王安石开边湖南“蛮”地述论

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在推行“新法”的同时,曾开辟西北及南方一些民族地区,反变法派对此多有指责。熙宁七年(1074年),司马光抨击王安石的“阙政”有六点,其中之一是“中国末治而侵扰四夷,得多失多”。元佑八年(1093年),范祖禹批评王安石等人“启导先帝(神宗赵顼),用兵开边”。其一是王韶开边熙河,其二是章惇“开边湖南”。“开边湖南”,是指王安石派遣章惇等人对今湖南西南、西北民族地区的经略。这一举动,     

明中央与乌思藏迎接与宴请礼仪考述

迎接与宴请礼仪是接待礼仪中颇为重要的环节。明朝中央对于乌思藏的僧俗首领礼遇体现在接待礼仪之高以及宴请内容之丰盛;乌思藏迎接及宴请明廷使臣也是倾其所有,尽行礼俗。双方非常重视对方的迎接及宴请规格和仪式,不仅体现出明代汉藏民族之间密切融洽的关系,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明中央政府对乌思藏实行有效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为藏族社会带来了较为稳定的局面。文章通过论述明中央与乌思藏迎接与宴请礼仪,以史学研究促进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加强各民族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意识。     

“押不芦”历史考述

"押不芦"是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一味神奇药物。本文梳理文献记载中"押不芦"相关内容,研究"押不芦"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史,辨析"押不芦"与"曼陀罗""人参"等植物的混淆问题,进而探讨丝绸之路上的医药文化交流及其对中国传统医药文化的影响。     

秦汉时期“蛮”的系族浅识

<正> 在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里,“蛮”作为现已消失了的古代民族,是值得我们认真地探索的。如果追溯到有正确纪年的《左传》所记载的公元前611年“庸人帅群蛮以叛楚”开始,“蛮”在我国历史上活动的时间就有2000余年之久,其纵横骋驰的区域则遍于长江中下游流域和南部中国。然而,对这样一个曾经长期活动在广宽地域上的古代民     

“汗血马”诸问题考述

大宛“汗血马”,两千多年来一直被称作“天马”、“天马子”和“天马千里驹”,不仅如此,而且这种马还能“汗血”,以此之故,使其笼罩上了一层神奇色彩.“汗血马”自司马迁记入《史记·大宛列传》以来,曾受到我国历代史家的关注.到了近现代,外国史家也开始饶有兴趣地探讨这一问题.即使是这样,笼罩在“汗血马”问题之上的神奇色彩,并未因此而消失.下面就有关问题进行些考述,以便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汗血马”诸问题.     

汉晋以来“长沙蛮”的族属试析

今湖南中部湘、资流域,汉代为长沙国,后汉置长沙郡。从西晋末年起,在湘中、湘南及桂北、粤北边缘地区置湘州,辖长沙、衡阳、零陵、桂阳等郡。对于汉、晋以来居住在这一带的古代民族,旧史称为“长沙蛮”或“湘州蛮”。一《汉书·两粤传》载:南越“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师古曰:“言长沙之国半杂蛮夷之人。”故汉末王莽改长沙国为“填蛮”。东汉后期,“长沙蛮”的记载多见于《后汉书·桓帝记》:     

建兴元年前燕“股肱”考述

股肱,在建兴元年出现于前燕辅政集团中,为辅佐慕容廆的重臣.建兴元年为股肱者在前燕任职事官后所起的作用各有千秋,对见诸于史籍的股肱事迹及其与前燕政治的关系,可从几方面去考察:一,入燕前的基本状况；二,股肱在前燕政治中的作用；三,“平州守宰”时期慕容廆对曾为股肱者的安置.     

明《张桑节朵而只墓塔碑》考述

西天佛子大国师桑节朵而只是明正统十年(1445)至正德七年(1512)间藏传佛教著名僧人。在明成化、弘治年间曾受封国师,他的一生为加强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的联系,促进藏传佛教在内地发展,以及推动明初期治藏政策实施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去世后,明正德七年十月,由董玘撰文、王纶正书、大弟子朵而只坚参立碑,篆刻“张桑节朵而只墓塔碑文”,该碑文较为全面地记录了其一生事迹,此外散存于五台山地区的相关碑文中也记载有桑节朵而只部分社会活动,通过这些碑文之间相互印证,对桑节朵而只人物事迹考证。该碑文对明朝初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史、藏传佛教在北京和五台山活动,以及明代番僧管理制度等研究具有较重要史料价值。     

支持黄巢义军的桂州“溪洞蛮”族属小考

唐末,黄巢统帅的农民起义军,在进行恒古未有的流动战中,于唐僖宗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到达岭南僚人地区,从而促使了僚人的反唐武装力量与农民起义军队伍结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斗争,成为亡唐的重要力量之一。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在     

论壮族历史上的“弃蛮趋夏”现象

论壮族历史上的“弃蛮趋夏”现象谈琪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发展水平较高的少数民族；然而，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攀附汉族，或与汉族“攀宗”的现象。我们把这种历史现象称为“弃蛮趋夏”现象。这种历史现象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形成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影响是很...     

“蛮”称的民族属性及其专称与泛称涵义

“蛮”称的民族属性及其专称与泛称涵义石宗仁在对我国南方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往往忽略了苗蛮族的“蛮”称的原生语义的民族属性，并由此常常含混狭义的苗蛮专称与广义的苗蛮泛称的界限，一提到蛮族就以为是指南方各民族的，显然欠妥，且不符合历史实际。之所以产生含...     

清代我国西南藏区的反洋教斗争及其特点

地处祖国西南门户的藏族地区,早就为侵略者所觊觎。外国传教士远在一八四○年以前就涉足西藏及其它藏区。从十七世纪开始,直至二十世纪上半叶,连续不断地发生了藏族人民反洋教的斗争。在我们研究光辉的藏族历史的时候,藏族人民的爱国反帝斗争史,应该占有极其重要的部分,因此,探讨藏族人民反洋教斗争的历史及其特点,则具有更加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清代新疆反和卓后裔斗争中的伯克阶层

乾隆二十四年，清朝统一新疆后，在南疆实行伯克制度，任用维吾尔族人为三至七品伯克，管理南疆地区民事。乾隆二十四年，大小和卓亡后，尚有后裔流亡于巴达克山、浩罕一带。道光以后，其后裔在浩罕等国支持下，利用维吾尔族白山派崇信和卓的心理，多次骚扰、侵占南疆地区，相继发动了张格尔叛乱、七和卓之乱、倭里罕之乱等，为此清朝展开了反和卓后裔叛乱、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     

宋金关于“受书礼”的斗争

本文所谈“受书礼”,是指宋金两国接受“国书”的礼仪。宋金对峙时期,双方在不断发生武装斗争的同时,围绕着交聘礼仪等“和平”形式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其中,关于“受书札”的斗争影响最大,不仅贯串宋金交往的始终,而且异常激烈,先后形成五次高潮,而且随着斗争高潮迭起,引起一场场轩然大波,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成为当时两国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当时的宋金和战及后来的历史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因此,笔者不避浅陋,拟就宋金关于“受书礼”的斗争作一初步探讨,不正确之处,敬请同志们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