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思考

1997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陷入经济衰退期。虽然我国资本市场还没有对外开放,免受了金融风暴的冲击,但对我国经济增长无疑带来了巨大困难,突出表现在外贸出口急剧下降,外商投资减缓。当时,国家为了稳定本币币值,没有实行贬值政策。在周边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我国出口产品在价格上自然没有优势。国内,经济增长也面临困难重重,主要表现在：（一）国内买方市场形成,企业投资下降。国内市场上绝大部分商品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商品物价持续走低。因此,大部分企业不愿意投资,相反出现了压缩生产、半停产、大量职工下岗分流的现象。（二）居民消费不旺。虽然物价如此低,银行还相应出台了配套的消费信贷,但老百姓就是捂住口袋里的钱不消费。按经济学原理,物价下降,消费量应该增加,但老百姓对预期收入持谨慎态度。加之,医疗改革、住房改革、养老保险改革、子女就学等问题,无不需要大额支出。因此,老百姓的钱是不会随意用来消费的。纵然利率连降七次,开征利息所得税,但对于老百姓来说,影响甚微。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决定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经济、扩大有效需求的学说,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利用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     

文化创意产业乘数效应的再测算

文章利用2012年的全国投入产出表,估算了文化创意产业需求扩张引发的两轮乘数效应.结果表明,文化创意产业的完全产出乘数、增加值乘数和收入乘数分别为4.13、1.70和0.98,作用过程为:每增加一单位价值的文化创意产品最终需求,将通过上游联动效应催生2.427单位价值的总产值,对应0.999单位的增加值和0.576单位的劳动报酬;进一步又通过收入增加产生的消费反馈作用,额外催生1.705单位的总产值,对应0.701的增加值和0.404的劳动报酬.文化创意产业的增加值乘数高于其他第二产业,收入乘数高于其他第二和第三产业,表现出较强的就业与收入拉动作用.     

从投入产出乘数到SAM乘数的扩展

部门的总产出乘数是衡量一个产业部门影响力的重要指标,较大的总产出乘数意味着较强的影响力;以IO乘数来测度和评价产业部门的影响力是常用的宏观经济研究方法,但是,投入产出表着重于对生产领域以及收入的初次分配的核算,因此这种做法有一定的片面性。为此,本文将IO乘数加以扩展,引入了基于SAM的部门总产出乘数,并在中国1997年投入产出表和社会核算矩阵的基础上分别计算了各产业部门的两类乘数的值,解释各自的意义并分析了差异产生的原因。一、从IO乘数到SAM乘数的扩展1.基于IO表的部门总产出乘数。表1列示了一个简化的价值型投入产出…     

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下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

研究财政支出结构指的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根据一定的标准,把各种不同用途的财政支出划分为若干类,并关注每类财政支出在全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份额.在研究财政支出结构时,指出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现存的诸多不合理之处,进而解决财政支出"缺位"、"越位"及"错位"现象,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是我们关注和研究的焦点.文章通过构建经济模型从实证的角度分析当前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下应如何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     

投入产出局部闭乘数的内涵

 宫泽乘数与局部闭模型乘数是目前利用投入产出技术结构化凯恩斯乘数的两种常用方法。如何恰当选择和使用这两种方法对于实际问题分析非常重要,要求明确其经济内涵和差异。有大量文献研究宫泽乘数的经济内涵,而局部闭乘数虽然应用广泛,但对其经济内涵的研究较少。本文通过与宫泽乘数的对比,对投入产出局部闭模型乘数的性质进行了辨析,主要结论有：（1）局部闭投入产出乘数的构建中考虑了各部门收入分配特点的差异,或者说各部门收入分配的差异对乘数效应的影响隐含在局部闭乘数中;（2）当假定各部门初始收入分配不存在差异时,投入产出局部闭乘数与宫泽乘数完全相同。这些结论明确了两类凯恩斯乘数结构化方法的差异,为恰当选择和使用这两种方法进行政策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江西省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首先测算了2000-2015年期间高等教育对江西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并将其与全国平均水平进行对比;实证检验高等教育对江西经济长、短期增长效应的具体影响.结果表明:江西省高等教育资源流失现象严重,高等教育对江西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仅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更不稳定.研究发现:发展高等教育对江西经济发展的长期增长效应尚不明显,但它通过拉动消费、提高固定资产投资而促进江西经济的短期发展.     

积极财政政策工具的新选择

一、引言 自1998年以来,为了扩大内需,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定位是,通过增发国债,增加政府投资支出,扩大有效需求,促进经济的增长。增发国债规模1998年为1000亿元,1999年为1100亿元,2000年为1500亿元,2001年为1500亿元,到2001年底累计增发长期建设国债5100亿元。从近几年的实践成果来看,增发国债,增加政府投资支出的积极财政政策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目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尚不容乐观,政府在宏观经     

关于投资乘数计算方法的思考

:把国民经济当作一个部门来测算投资乘数是人们常用的方法之一。本文利用投入产出模型推导出了凯恩斯意义下的投资乘数公式 ,并得出了分部门测算投资乘数比把国民经济当作一个部门测算投资乘数更贴近现实的结论     

云南省产业部门的SAM乘数分析

文章建立了云南省2002年社会核算矩阵,并对各部门乘数效应进行分解。在此基础上从账户乘数效应及与IO乘数的对比两方面对云南省产业结构特征加以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农业是促进云南省经济增长的支柱性产业,SAM乘数得出的结论要优于IO乘数。     

我国货币乘数的定量分析

为保证经济的健康运行,中央银行通过调整货币政策来控制货币供给,适度的货币供给量和增长速度能促进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西方经济学界提出货币供给与基础货币及货币乘数的函数关系(货币供给=货币乘数基础货币),从而揭示了货币乘数所体现出的基础货币与货币供给的对应关系,正是     

财政货币政策与地方政府债务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从财政与货币政策配合的角度来研究政府债务,认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际上是过于激进的地方政府财政扩张与中央银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之间失配的结果.在发展落后的区域金融市场上,地方政府的债务扩张会挤占稀缺的金融资源,对当地的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一方面使得经济增速低于债务增速,另一方面利率上升造成政府还债压力,最终酿成债务风险.并利用间接的地方政府债务数据,通过面板VAR模型来对政府债务、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检验了所得结论.     

我国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

改革开放的前十多年,一方面由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居民倾斜;另一方面,由于财政政策运行机制上存在着问题,使得财政政策的调控功能难以发挥作用。同时,中央银行制度的独立使得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形成了“独木撑天”的局面。但是面对1998年以后我     

关于社会核算矩阵账户乘数两种分解形式的比较研究

文章对社会核算矩阵账户乘数的两种分解形式中的转移效应、开环效应和闭环效应的含义进行了深入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加法形式可以更好地进行分解,但是乘法形式却更加清晰地体现了各效应的含义。     

政府投资乘数下降趋势分析

九五以来全国投资乘数呈现下降趋势 ,近年来政府大规模的财政投资扩张并未带来预期的效果。其原因在于投资乘数偏小。本文试从两个层次对其原因进行分析 ,并提出改进政府投资乘数的政策建议。     

上海投资乘数

投资,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动力,这似乎已是被公认的事实.但是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的程度却是可变的.在经济学中,这种拉动程度经常用“投资乘数”来表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或同一国家、同一地区在不同的时期都有着不同的投资乘数.     

鱼和熊掌能否兼得？：我国财政政策效果研究

财政政策的目标是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促进国民收入分配的均等化,以实现社会资源的公平和有效配置。本文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94年1季度至2010年3季度我国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机制是时变的,并且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效应的区制转换与不同财政政策下的政府支出结构的变化紧密相关。当财政支出中社会性支出的增速高于经济性支出的增速时,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而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紧缩性或稳健性财政政策时期。反之则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导致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分区域产业效应比较

 在具有总量效应的同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产业效应方面各自表现如何？本文运用1990～2008年东、中、西部地区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东部与中部地区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存在产业效应,而西部地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应均不理想,同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三次产业的效应都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并且,结合相关理论,文章从产业和区域两个层面对实证结果予以分析,揭示出产业间在增量资本产出率和政府扶持力度以及区域间在银行集中度和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存在的差异,是实证结果的主要致因。     

基于博弈理论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与整体效率研究

基于库珀—约翰的协调博弈理论文章分析我国中央银行与三家监管机构的协调机制,发现目前金融监管协调处于纳什均衡不断突破的进程,高效率策略互补的乘数效逐步形成;监管水平的提高必须在制度优化的前提下,才能真正推高金融监管效率;需要从信息共享、法律约束、主协调人设置的角度,为金融监管协调创造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