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在场”的展演：明清洮岷汉人“湫神”信仰记忆的重构

“国家在场”是研究“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重要表达理论。民间信仰是地域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变迁体现了地域社会和民众文化心理的历时变迁。区域内部不同的文化因子,孕育出不同的信仰事象。洮岷位于甘青民族走廊核心地带,也是汉族与土族、蒙古族、藏族等众多少数民族文化交融区域。洮岷汉人的民间信仰系统中,最为推崇的是“湫神”崇拜。“湫神”崇拜作为水神信仰,在洮岷地区历史悠久,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信仰记忆。明清时期,国家力量在西北边地下沉和进入,引起了洮岷地区汉人湫神信仰记忆的变迁,信仰变迁主要体现在信仰记忆的重构。在“国家权力的强势嵌入”和“地方社会的积极回应”两种力量的驱动下,洮岷汉人“湫神”信仰实现了湫神原型、祭祀仪式、祭祀地位和湫神传说的重新构建。洮岷汉人湫神信仰记忆的重构,是明清时期西北地域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彰显了洮岷汉人在“国家在场”理念下所表现出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实现了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利和双赢。此外,洮岷区域信仰文化具有多元性,该研究有利于民族交融区域不同族群的民间信仰在保持文化差异基础上实现信仰文化认同和信仰文化共建,对构建凝聚力更大的民族共同体也颇具价值。     

遗产的社会建构：话语、叙事与记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遗产传承与传播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遗产话语与实践正面临危机，基于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符号学、文化学等梳理并构建跨学科理论逻辑体系，用社会建构的视角探讨我国遗产话语横向共时性的中西方平等对话、纵向历时性的文化符号表征与文化记忆的形成，提出“遗产社会建构框架”与“遗产共建共享：文化‘活态化’传承与传播的社会实践路径”，强调只有在对话与交流的基础上，以人为本、以文化为核心，对遗产文化符号进行“神圣化”“重复化”与“现时化”的阐释与展示，才能讲好中国传统文化故事，形成文化记忆，“活态化”传承与传播遗产文化，塑造民族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     

共同体构建的当代路径——从博物馆身份认同和记忆角度分析

工业革命以后欧洲发生巨大变革,至二战以后的后殖民时期,思想和经济在全球所谓一体化下形成新的影响秩序。博物馆随之应运而生,在欧洲和北美显现繁荣发展之后波及全球。然而,在时代变化下,博物馆自身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定位不断发生着改变,已经历了从“圣殿”般的精英设置到人民性的过程,经历了由“物”向“非物”的转型。在原有社会职能尚未转身的前提下,作为向受众提供反思、现实与虚幻之间的“第三空间”,深入探讨博物馆的本质——博物馆可谓是一种记忆的固化形式,并通过“记忆”这一媒介和方法来构建民族想象共同体的一种社会存在形式。当下在全球疫情之下,在不断显现的社会危机及环境变化等诸多问题之下,“后博物馆”时代亟须基于历史和过去的更多新的思考。     

现代国家与族群记忆重构——以西南民族地区为考察对象

在中国的多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族群记忆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在实现了对族群文化价值传承的同时,也凝聚起少数民族共同体共同力量,进而形成对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和忠诚。而在其中,国家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国家在对民族地区的治理当中,试图通过控制和重构历史记忆来引导少数民族成员实现对国家的认同。其中,少数民族的民族教育是重要的柔性途径,国家在对少数民族的族群权利保障是重要的硬性途径,它们共同为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了坚实基础,实现了在对本民族文化认同基础上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推动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现代化进程。     

社会记忆的表达与建构——基于麻山苗族“亚鲁”记忆的个案研究

社会记忆并非完全仰赖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基于麻山苗族有关英雄亚鲁的仪式操演及口头叙事的人类学考察,社会记忆亦可通过丧葬等社会日常生活仪式的操演来表达,并且在表达的过程中,来自国家、学者、社会团体等外界他者的建构,使原本属于族群的记忆超越民族的界限而成为全社会的公共记忆。社会记忆的表达和建构与生态、历史进程、社会文化、人群互动等要素紧密关联,只有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生活与实践,才能把握它的运行机制与逻辑。     

民族主义与联邦主义

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想的民族主义论述的是民族与国家应当一体的理由,而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却难以实现民族与国家的一体。由此,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困扰了人类社会数百年,并引起各种民族冲突。本文作者从分析文化民族、政治民族与法律民族的关系入手,试图为民族主义建立一种框架,并认为基于政治民族和法律民族的国家民族主义终将取代基于文化民族之分的联邦主义。     

陶云逵的云南民族研究及其对德国民族学思想的发展

陶云逵作为中国民族学的早期研究者,将德国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和中国边疆的实地研究结合起来。在德国民族学理论中,文化和民族精神是构成民族的两个重要维度,但在现实经验中,杂糅多元的文化与追求纯洁性的民族精神一直有难解的矛盾。文章尝试梳理和总结陶云逵如何破解这个问题,指出：（1）陶云逵在传播论脉络下,实际区分了以文化为载体的集体意识,和以社会为载体的集体意识。前者以传播作为文化和社会的前提,不断构建横向的社会关联。（2）民族志复合的机制是基于传播形成的,为民族性格提供事实基础。民族性格是可变的,不同于民族精神对纯洁、竞争和稳定性的追求。陶氏在处理云南民族志材料时,逐渐倾向于在民族性格意义上展开分析。（3）应基于民族志复合在边政学中的具体应用来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即,国家通过边政和边教在地方重建基于现代性的民族志复合/民族性格,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形成基于现代性的中国民族精神。     

想象、分类、商品：民族国家与文化──R·福斯特《在全球同一中创造民族国家文化》一文评介

想象、分类、商品：民族国家与文化──Ｒ·福斯特《在全球同一中创造民族国家文化》一文评介纳日碧力戈１９９１年美国《人类学年刊》发表了纽约罗彻斯特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Ｒｏｃｈｅｓｔｅｒ）人类学系主任罗伯特·福斯特（ＲｏｂｅｒｔＪ．Ｆｏｓｔｅｒ）...     

原创性·历史性·民族性--评《汉族风俗文化史纲》

一 风俗作为一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窥测这一民族、国家社会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窗口.因此,研究一个民族、国家风俗文化形成、发展和变迁的历史,也就成了研究这个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和变迁的历史的重要内容.     

延边地区多元历史记忆的共享与精神家园的构建——基于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

延边地区历史文化具有以汉、朝两民族为主体,“多元”文化融为一体的特点。延边各民族共同开发和建设祖国边疆的历史记忆,是促进民族互动、情感沟通,强化社会凝聚力,形成共同内群体认同的重大动力。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是把社会中“内群体和外群体”二元对立转换为包摄水平更高的上位群体的融合思维,与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不谋而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七十年来的实践证明,各民族历史记忆的共同性和相似性,是加快民族心理融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情感基础。     

听觉叙事与民族记忆——以托尼•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为例

听觉叙事研究近年来逐渐成为文学研究新的增长点。莫里森小说中有许多关于声音和听觉的书写,这些听觉叙事不仅为读者带来别样的听觉感官体验,而且与黑人民族记忆紧密相连,是黑人摆脱白人主流文化冲击,回归黑人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关键途径。本文以《所罗门之歌》中的听觉叙事为切入点,探讨声音、倾听在人物回归和重建民族记忆中扮演的角色。听觉意象沉寂与歌声分别代表祖先的缺席与在场;破除种族主义听觉模式,学会因声而听是回归民族记忆的先决条件;因听而思到因听而行的听觉模式蜕变标志人物对民族记忆的反思与重建。听觉叙事是莫里森借助感官想象再现黑人内心世界,重构民族记忆这一创作思想的内在要求与重要体现。     

宗族文化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机制——以海南临高“村人”为例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是连接国家与地方的文化纽带。通过对海南临高吴氏宗族文化实践及其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机制进行阐释，认为吴氏宗族在祖先崇拜中对博学的尊崇，族谱修订仪式中基于学识的宗族地位和身份确立，宗族教育中基于道德伦理、礼俗互动的宗族惩戒和表彰，以及冼夫人信仰文化体系下“地方文化共同体”的建构，突出展现的是重教兴学、崇德、行善、互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在吴氏宗族文化体系中，宗族成员的祭祀仪式和宗族制度体现出对国家的心理认同、情感维系和互助、共治观念，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驱动力；从古代儒学观念嵌入下的民族交往，到冼夫人信仰体系下地方文化共同体建构，再到临高“村人”文化体系的形成，体现了中原文化和地方多元民族文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各个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的外推动力。正是在内外合力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形成并不断铸牢。     

文化遗产:泉州回族历史与文化特性的记忆与表达

泉州回族文化遗产是泉州回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为适应其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以及与闽南汉族的互动中不断再创造的结果。它是泉州回族起源、文化变迁与融合、社会适应与发展、族群认同变化与重构、民族文化心理形成、变化和延续的历史记忆,是泉州回族社会历史发展与文化特性的象征与表达。     

民族—国家的“交织”与历程——基于国际移民的历时背景考察

民族国家最先形成于欧洲,其后扩散至全球。对于民族和国家这两概念的"交织"与逻辑先后,一直受到学术界的讨论。民族国家的内涵是现代性,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国际移民的流动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正是国际移民的流动,民族国家的演变形态不断被塑造。本文基于国际移民的历时背景维度,来探讨民族—国家的"交织"与逻辑、演变历程及"超越民族国家"这一新的范式。     

全球化与族群社会变迁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历史现象,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过程;它的不同理论主张潜藏着不同的功用目的。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会出现诸如民族国家与全球政治、国家公民与全球公民、全球化与地方化或区域化、文化趋同与文化异质等悖论问题。无论全球化的前途和命运如何,族群社会及其文化都会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不同程度的变迁。     

指示性与民族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中的符号建构

指示性作为符号认知的基本框架,能使符号与记忆、记忆与认同产生联结关系,因此,指示性不仅是民族记忆的基础,更是形成民族认同的作用机制。基于现实因素,民族记忆在不同的时期可能会发生流变,成为区别于历史文本或其他族群文化的全新记忆,因而具备积极建构的可能性。在指示性理论的框架下审视"龙"作为中华民族之共同记忆的符号再现,可发现,它不仅是各族群共有的与世界之关系的缘起锚定,也是跨民族的时间节气指命名与仪式的重要符号,可由此反思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中的符号建构应当如何达成。     

公共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中华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的公共记忆,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重要基础。文章通过分析相关个案,阐述了从个体记忆到各民族集体记忆与各民族共同体认同,再到现代中国社会的公共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路径与机制。从公共记忆的视角出发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形成过程与机制,可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和中国的民族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十七年”时期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共同意识叙事

以“共同意识”作为切入点，采用较为深度的泛文本语境方法，对“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品进行叙事层面的剖析，尝试对其间的话语策略进行归纳，并着重探讨其如何通过影像化、故事化叙述共同历史、共同故事，诠释民族关系和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探讨影像与时代话语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个体身份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路径。这一时期有着独特的叙事话语方式，总是倾向于以国家话语统合族群、家庭观念，以家国情感取代个体情感，以阶级认同重构他者阵营、以阶级矛盾替代故事冲突从而实现国家意识形态融入民族题材的书写；其间旖旎多姿的少数民族地域风光再现、与汉杂糅的少数民族民俗风情再造、敢于斗争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塑造，又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民族话语对国家话语兼容之下的“黄金年代”，并成为时代符号而深深嵌入一代观众的集体记忆当中；还多采用黑暗与光明的象征、身体与疾病的隐喻、身份与认同的建构等方式进行共同文化的叙事。经由国家话语的规训、民族话语的兼容以及“国族、家国同构”的话语体系，如何建构关于新中国的文化想象与共同体想象，塑造出一个通过异域空间、民族风情、人物形象等景观展示出来的“共和国”，将各民族同胞通过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凝聚在一起，通过“讲述过去”“讲述当下”，进而“塑造未来”，从而印证“意识形态工具是‘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话语本质”这一结论。     

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的困境及优化

社会心理服务是运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在多方参与合作的基础上解决社会心态培育、社会心理疏导、社会情绪调节等问题的重要手段,是深化心理建设和强化社会建设的内在需求。在民族地区开展社会心理服务,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次重大拓展,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一项伟大创新。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基于居住地域的特殊性和民族文化的多元性,逐渐形成了具有和谐性、包容性和差异性等特征的民族心理,但也因历史、语言、文化等方面影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社会心理服务作为促进各民族积极互动、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具备接受度高、有效性强和易于推广传播等优势的同时,也存在着认识不足、人才匮乏和基础设施落后等现实问题。因此,欲推进与完善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可通过建立社会心理服务系统,引导理性民族认知;完善社会心理服务网络,搭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平台;开展特色社会心理服务,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等途径,使人们形成正确的民族认知、维系深厚的民族情感、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在不断提高各族民众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水平的过程中,构建团结稳定的民族社会环境。     

仪式空间与文化亲昵的呈现及表达——基于H镇各民族祭鄂博仪式的调查

仪式作为一种“表征性空间”，象征着“地方”情感与“民族”情感，展现出“文化亲昵”与“文化尴尬”相伴而生的现象。在H镇祭祀鄂博仪式空间的营造、营造后的博弈以及仪式纳入国家文化发展话语的过程，“文化亲昵”由于历史传统、族群认知与社会区分、国家文化整合等一系列因素而呈现出发生—区分—聚合的过程，显示出凝聚与竞争、不稳定与稳定并存的特征。各民族在竞争与不稳定中产生了“文化尴尬”，又在凝聚与稳定中消解了“文化尴尬”，形成了融通的“文化亲昵”。融通的“文化亲昵”是构建国家民族认同的重要条件，文化亲昵中形成的“地方感”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