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与创新:清末北京官话的域外传播模式

北京官话地位的确立,与海内外官话的传播模式紧密相联。在中国本土,清朝的《圣谕广训》白话宣讲运动、《清文指要》满汉双语教学、"正音运动"与闽粤方言区正音馆的设立等等,促使官话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推广传播。同时在南方工作的西洋人认识到北京官话的地位,在根据当时本土官话代表教材的基础上进行外文翻译、直接引用或改编加工而形成了符合北京官话的口语教科书,这个过程加速了北京官话的海外传播,为北京官话地位的确定提供很好的媒介。     

清末民初北京话口语词汇及其汉语史价值——以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课本为例

日本明治时期的十种官话课本里出现了1510个北京话词语,这一惊人的数量不仅反映了清末民初北京口语的基本面貌,也体现了官话课本的"京味儿"风格和实用主义的教学策略。这些北京话词语从形式和内容上都带有明显的口语化特征和地域特色,再现了清末民国前期北京地区的社会现实和风土人情,为北京话词语研究、北京方言词汇史研究、北京官话研究以及辞书编纂等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资料,具有重要的汉语史价值。     

《践约传》对《西厢记》的改编及其文化意义——兼论清末西人所编汉语教科书的价值

《践约传》以《西厢记》崔张爱情故事为基本框架,用清末北京通行的官话加以改编,成为清末西方人学习汉语口语的上佳教材。《践约传》的编写者通过经心结撰,掺入大量日常口语,以新颖的形式大大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兴趣。《践约传》不但在传递语言功能的同时成功地将《西厢记》故事带入汉语学习者的视野,自身也获得了独立的文本价值。它同清末西人汉语教科书中被编选的其它小说戏曲作品一样,在汉语教学史、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对外传播史中都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韩日藏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会话书及其语料价值

收藏于韩日的19世纪中晚期朝鲜汉语会话书,是一批内容为中朝边境贸易、体例同中有异的朝鲜民间汉语“会话类”教科书文献;在清代北京官话教材的大背景下,这批汉语会话书也是清代“北京官话”的口语教科书,并与同时代的日本和西人编写的汉语教科书共同构成了19世纪域外汉语北京官话教科书体系。因此,19世纪中晚期朝鲜汉语会话书为清代汉语官话、汉语方言、语言接触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史等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域外文献,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威妥玛氏《语言自迩集》所记的北京音系

《语言自迩集》是英国人威妥玛１８６７年编写出版的一部供西方人士学习汉语官话的教材，并明确表明它所教的是当时“通行于中国的首都及各大都会官场上的汉语口语”，是当时的北京音。这部三卷本的《语言自迩集》，既是一部高水平的汉语教材，又是１３０年前北京话的精彩实录文献，还是一部以当时北京话为描写对象的语言学专著，对于中国语言学史、北京话史和普通话史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语言学界对它却知之甚少，无人论及。本文报告《语言自迩集》所反映的北京口语语音系统及其若干特点，希望能引起同道注意，给威妥玛及其《语言自迩集》以科学评价和应有的学术地位     

论19世纪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汉语教学

明清时代 ,是中外跨文化交际大发展的一个时期。跨文化交际 ,语言问题首当其冲。出于政治、通商和文化交往的需要 ,英法德俄等国 ,都先后开展了汉语教学和研究。 19世纪西方各国的汉语教学与研究 ,其对象是汉语官话口语 ,其方法是此时已相当发达的西方描写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 ,他们编写的汉语教材和词典 ,用西文符号对汉语口语的语音、词汇、语法进行描写 ,比较接近实际 ,又不乏理论创见 ,是汉语史和中国语言学史研究学术价值很高的文献资料“富矿”。近年发现的有关文献所反映的情况 ,对某些重要结论提出了挑战 ,亦可让争论多年的某些问题迎刃而解     

19世纪东西洋士人所记录的汉语官话

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曾预言：　如果清朝统治长久持续,那么鞑靼汉语（北京官话）终将赢得汉语的正统地位。随着国门的洞开,一方面,外国传教士以及外交和商务人员从各自的需要出发,分别选取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作为学习汉语的对象,编辑了许多汉语官话字典和教材,北京官话越来越为外国士人所重视;另一方面,中国士人夷夏之辨观念的逐渐改变和近代国家意识的确立,使北京官话越来越拥有政治优势,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终于取代南京官话的优势地位,成为清朝的国语标准,马礼逊预言成真。梳理19世纪东西洋士人所留下的有关汉语官话的文献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在中国人语言生活中的优势此消彼长的过程。     

易位:古汉语口语语体的语法特征

口语语体不同于书面语体,具有一些独特的语法特征,如:易位、追加、话语重叠、会话修补等等.长期以来,人们只重视书面语语法的研究,而忽略了口语语法的研究.本文着重探讨的是古汉语口语语体特点之一:易位.文章通过对古文献中大量的人物对话,分析古汉语口语语体的特点:主谓易位和述宾易位.还探讨了易位句的句读、称呼、形式标记以及易位的理据等问题.     

口语惯用语的形成机制及语体成因等相关问题研究

惯用语是口语,其口语非正式语体功能的获得是通过将动作简单化、具体化和凸显表达对象的个体性实现的.通过对惯用语的语体研究证明,口语语体与书面语体以及口语语体内部两种相对应的不同表达形式之间相互转化使用的是广义的“语法”手段,或者为语音,或者为词法,或者为句法;同时也发现,普通名词前加不带“的”的形容词和数量结构是口语非正式语体表达的两种重要的语法手段.     

清中叶以来北京话的被动"给"及其相关问题--兼及"南方官话"的被动"给"

"给"字表被动义在北京话里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前都属于罕见用法,但在"南方官话"里则始终是常见用法.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给"字表被动义在北京话里成了常见用法.这种情况的出现既可能有外部动因--受"南方官话"的影响,也可能有内在动因--北京话系统内部语法、语体的优胜劣汰规则在起作用.     

简析北师大版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

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选文是构成语文教科书系统的主体部分，教科书在文本选取的过程中会涉及许多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的作品。本研究选取北京师范大学版小学语文教科书为研究对象：首先，对教科书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和作品予以统计；然后，选出具有代表性的选文并分析其文体特点和选编依据；最后，总结该版小学语文教科书的选文特点，以期为教师在运用该版本教科书时提供相应的帮助。     

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教科书研究的基本问题

日本六角恒广与中国王顺洪等学者对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教科书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仍然没有改变其研究的“冷清”状况。今后的研究,应该从存在的十个方面基本问题入手,深入研究,从而有所突破。文章对十个方面问题进行了阐述,提出了具体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以期对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教科书的研究有所启发与思考。     

《无罪获胜》语言学探微

耶稣会传教士何大化等人于1671年在广州将"诉状"、"康熙圣旨"等12篇与"康熙历案"相关的文书编印成中拉文对照的文集Innocentia Victrix(《无罪获胜》).初看,该文集只是一本"康熙历案"的卷宗.然而,如果以语言学的视角审视全书,那么我们会发现,它实际上是一本来华传教士的专业汉语教材.时代的变迁和政权的更迭,导致了明清官话语音的嬗变,加之"康熙历案"迫使传教士停止了传教活动,客观上使他们有了充裕的时间将注意力集中于学习中国的语言与文化上,从而促使在华耶稣会编辑刊印了这本汉语教科书.此教科书不仅记录了当时的汉语官话语音,而且也反映了17世纪中后期中西语言接触之实况,颇具语言学史料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研究——关于学术研究与教材建设相结合的一次探索

在科研的基础上编写教材,在教学的过程中修订教材,使教学与科研有机结合,并努力做到"教学相长",是北京市精品教材及北京联合大学精品课程《中国传统文化通论》建设的一个突出特色。它集中了北京联合大学和首都兄弟院校及其他单位几十位专家学者多年来的研究成果,集中展示了我们的祖先对人类文化宝库的贡献,为青年人提供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与工具。本文介绍了本教材的指导思想与定位,教学内容及其与学术研究的关系,课程特色以及历届同学的反映等,作者的探索精神和教材的丰富内容都会给人以启迪。     

在意识形态与审美之间——周扬对三本全国统编文学理论教材的影响

周扬对新中国文学理论教材影响深远。体现在三本全国统编教材中,主要有两个方面:一、将意识形态与审美同时纳入考察范围,为后来教材普遍接受;二、在苏联体系基础上加入批评论,提倡“四分法”,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文学理论教材体系。      

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课本中的前置起始义介词——兼谈共同语形成过程中的包容性

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课本中介词“起”的用法比较复杂,不仅可以单独作为起始义介词使用,还可以和其他成分组成表示起始义的框式介词。在框式介词中,“起”的前置词和后置词用法之间存在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跟“起”的虚化程度以及虚化方式有关。处于名词短语前的介词“起”在与其他同类介词的竞争中逐渐消失,但清末北京官话中起始义介词的多样性正体现了共同语形成过程中的包容性。     

文化生态学视角下的中国文化失语问题探讨

文章从文化生态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视角出发,探讨中国文化失语现象。指出主流教材中中国文化内容的缺失和日趋功利性的教育是导致大学英语文化教学生态失衡的主要原因,进而提出解决"中国文化失语问题"的思路,即从宏观上确立"双文化教学"的生态观,微观上探究教材编写的生态思路,以及主体上贯彻多元文化教学生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