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主题

“治理”是中国历史上的固有词汇,大体指管理国家政务的方式方法,并非为西方学术界所发明,中国学术界在理解与使用西方“治理”概念时需谨慎辨别其中的政治底色。理解“中国之治”,须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特质和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扎根中国本土实践和原生概念,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演变与具体实践,从而理解实现“中国之治”的关键在于形成“中国之制”,核心是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两个确立”作为新时代重大政治成果,镶嵌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性制度安排之中,必将有力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     

治理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议题、演进与机理

治理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深受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以2001—2022年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收录的355篇文献为分析对象,利用Citespace科学计量软件构建治理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知识图谱,分析表明：研究热点主要聚焦于国家治理、中国特色和基层治理。研究演进趋势表现为研究理路从结构分析向制度分析转换、研究范围从国家治理向基层治理延伸,研究内容从理论阐释向实践经验过渡。影响上述研究议题和演进趋势的可能性原因在于治理现代化背景导向下的历史情境、国家治理现代化导向下的顶层设计以及基层治理现代化导向下的要素嵌入三大因素。未来,应深化基础理论研究,以理性认知升华实践经验的做法增强学理性基础;拓展微观研究视域,对治理过程中重难点问题展开深层次研究;丰富多学科交叉研究,深入把握治理规律和本质。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士绅传统——基于“国家——社会”互构的视角

“士绅传统”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由来已久,士绅群体一直被认为是传统社会颇具活动能量的特殊阶层,是名副其实的地方权威,是社会的“中间阶层”,构成中国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一维。纵观士绅的形成和发展,特定时期的确存在“土豪劣绅”现象,但总体而言,士绅充当着沟通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的“桥梁”,有效回避或缓冲了因国家与社会相分离而产生的冲突,维系着传统社会基本面的平稳。时至今日,在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中,深入发掘士绅传统中的优良因子,一方面可为“中国之治”的纵深推进提供本土化治理经验;另一方面,希冀更好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     

双重嵌入：“国家—社会”视角下内生性社会秩序的生成机制——基于浙江D镇“信用+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

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基层社会面临着社会秩序现代化转型的挑战。如何建立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需要重新构建适应治理现代化需求的社会内生性秩序。近年来,基层的创新实践为建设内生性秩序提供了案例样本。通过对D镇“信用+社会治理”的创新案例分析,发现基层社会依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嵌入,从而将传统社区的自发秩序和国家建构的制度秩序要求整合到基层社会生活实践中,推动了现代化转型中基层社会内生性秩序的生成和发展。这既拓展了微观层面的社会秩序解释框架,也为实现“强国家、强社会”的秩序格局提供了可能的思路。     

超越内卷：“板结社会”与国家渗透

中国先于欧洲近2000年出现了一个打破“分散而自成一体的管辖权”的“集中的国家权力”,但这一权力始终面临着“进入社会之中”的问题。中国传统乡村社会长期在内生权威的影响和控制下运行,形成了一个与国家保持疏离和张力并具有稳固根基的“板结社会”,不同程度地阻隔和消解国家政权,造成了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内卷”结局。这一历史困境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社会路径：国家政权打破“板结”及“再板结”的社会土壤,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渗透,并履行其社会职能,将自身置于民众日常生活和服务的紧密联系之中,获得民众认同,由此形成了政权“超越内卷”困境的建设路径。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不仅重构了乡村社会形态,而且塑造了政权本身。     

治理与善治：一种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型关系

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的社会权力结构变迁,为治理理念的变革及其实践注入了动力.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自理能力不断增强,这影响和改变着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二元互动关系,并从根本上推动着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变革.它的兴起拓展了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分析架构,它超越了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传统对立,凸现了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实现正和博弈关系的可行性,它是一种新型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模式.     

“新熟人”关系：社会资本视角下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

城市社区普遍是陌生人社区,存在着关系疏离、人情淡漠、个人权利至上和利益分化等社区治理问题。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城市社区的邻里互动、社区资源的整合以及社区组织的培育等路径进行积累,可以促进城市社区“新熟人关系”的形成、增进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统一性以及提高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有助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社区善治格局。     

国家治理的职能转变与“国家 社会”的关系重构——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分析框架

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不能囿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分析框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去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要从根本上理解国家行为,就必须从国家的本质入手;政治统治、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都被打上了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烙印,具有本质一致性,但在形式上又有显著区另别;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变,就必须要处理好国家治理中阶级性与社会性、统治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之间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提升社会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独立性,实现“国家-社会”的正和博弈,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还关系到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发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既不能落入国家全能主义的陷阱,轻视市民社会的培育,也不能片面强调弱化国家力量,消解国家权威.应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下,努力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素及其表征——基于“价值多维性—主体层次性—方法复合性”的分析

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之所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因为它具有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素.价值、主体以及方法是理解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核心要素的重点所在.通过展现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在价值系统上多维性、主体结构上层次性以及方法体系上复合性的特点,就能够勾勒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核心要素的深层特征,为深入理解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较为系统的视角与科学的认知,进而助益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国家治理进程中社会治理体系的制度化建构

社会治理体系是一套系统化的制度体系,包含了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体系、结构体系、功能体系、运行体系和工具体系等。社会治理体系的各个构成要素也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社会治理,影响社会治理的运行和效能。在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和创新中,要坚守社会治理的价值理念,并以此指导社会治理的运行和操作,实现社会治理的高效运转和目标的达成,同时在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和创新实践中,完善和更新社会治理理念,用先进的治理理念指导社会治理实践。     

制度伦理与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

制度伦理是对特定社会正式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中蕴含的一系列价值目标、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等的总称,是一种隶属于制度的道德本体论规定。这里所谓的制度,首先指涉一组互为关联的规则和规范体系,其次指涉一种基本的社会结构;制度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它始终委身于一定的规则规范与社会结构之内,并永远颉颃在权力规范与伦理智慧之间;不仅如此,政治共同体内部伦理与政治或制度发生邂逅时,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制度优先"选择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和风险社会,个人道德早已无力直接转化为合理的政治与制度;另一方面,离开一定社会结构的制度和政治是不存在的,不涉及具体社会结构的伦理言说也是徒劳甚或是无意义的。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在新时代,"中国之治"与中国各级各类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原本就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与伦理道德建设也具有逻辑同构性。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任重道远,尚有诸多问题亟待褒贬勘定。     

论国家与社会的一般关系——兼析明代国家与社会之历史关系

国家是具有政府组织并独立于外部势力的社会共同体,政府是代表社会行使公共权力的机关.历史学者考虑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一般是指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其核心是公共权力体系与作为其基础与目的的社会之间的责任、权力、利益配置形态及其运行状态问题.政府合法性、公权力与私权利之关系、公权力与社群自治之关系、政府的责任与权力结构、社会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主动程度、精英和草根阶层的关系格局,是考察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六个基本问题,以这些问题为线索考察明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以深化推进诸多相关研究.     

社会质量取向：社会治理研究的新议题

新中国成立至今,治国理念呈现出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发展轨迹,内在蕴涵两种价值理念的转向：一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从失重向平衡转换;二是社会管理导向从重视生活质量向关注社会质量转换。引自欧洲的社会质量概念逐步嵌入于这两种转向过程,同时,其也为诠释社会治理问题提供了崭新视角。新时期社会治理研究不应忽视社会质量取向,应在个体实现与社会发展互动统一的视域下,建构以增进社会团结和社会信任为价值基础,以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为核心内容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保障社会公平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这充分体现了国家保障社会公平的强烈意愿。与管理相比,治理的内涵更能彰显社会公平理念。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加强国家治理是保障社会公平的应有之义。有鉴于此,需要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健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以进一步保障社会公平。     

“协同治理”与社会事业开放

协同治理的本质是治理的社会化,多元主体各尽其分、协同于理,这是协同治理的关键所在。协同治理意味着打破封闭僵化的体制机制,社会事业开放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这种开放并不是简单的放开,而是在普遍、无预设的价值体系之上行其所宜。在确立政府、社会、市场边界的同时实现三者的贯通,是协同治理的体现,也是社会事业开放的基础。社会事业开放并不是单纯的市场化和产业化,而是主办、经营和运行方式的多元化,推动三者的交融与互动是社会事业扩大开放的现实路径。     

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社区治理结构变迁研究中的应用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政权建设理论、公民社会理论、治理理论是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研究的主导分析框架.但从国内众多实证经验来看,社区治理活动不是单纯的国家行为,也不是理想的自治行为集合,更不是国家和社会组织依靠美好的合作意愿建构起来的多中心管理实践的组合.真实的社区治理过程发生在国家与社会组织彼此权力和利益的选择关系之中.因此,国家-社会分析框架有利于从"实然"的角度对社区治理及其结构变革研究提供更完整,更真实的解释.     

中央、地方与社会：中国治理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

在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上,西方传统重权力横向分立,如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分立;中国传统重中央、地方、社会三者关系。此种中国传统之形成,与历史上早期中国的规模就已非常巨大有关;因国家规模巨大,在治理上不得不分出中央、地方与社会三个层面,因而不得不重中央、地方、社会三者关系。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治理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处理和协调中央、地方与社会关系,应对三者之间的冲突问题。与这种治理传统相对应,中国治理研究也有一种理论视角,就是以中央、地方与社会关系为理论分析的主线,发展解释理论或提出国家体制改革方案。这种理论视角已成为中国治理研究的一种思想传统,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理论流派,从历史上一直延续到当代。     

“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一个研究命题的回顾与反思

本文通过回顾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海外汉学界对“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这个命题的研究与理论创新，进一步指出“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以及“国家政权建设”等概念在解释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历史过程中的局限性，并提出了对这些概念合理运用的可能途径。     

中国社会改革与“整体性”国家的破解

传统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高度合一的“整体性”国家。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使市场从国家中分离出来,企业与政府一道主宰了国家政策的话语权。社会力量的弱小导致社会领域在万能市场失灵、全能政府失效之后问题迭出。中共十六大以后,党和政府开始通过自上而下的途径全方位推进社会改革。但是,只有党和政府转变社会改革思路,通过发展民间组织培养一支自下而上的力量来参与社会服务和管理,才能有效地化解经济和政治强势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才能真正地破解中国社会的“整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