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性命论及其哲学义蕴

以“先性后命、重性轻命”为核心的全真性命论 ,主要包括“性命双修”、“先性后命”、“性神命气”与“昼命夜性”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全真性命论虽然渊源于钟吕 ,但其“先性后命、重性轻命”的性命论 ,与钟吕及内丹南宗有明显差异 ,除受到儒、释、道三教影响外 ,王重阳与全真七子的内丹实践经验 ,也是这一差异产生的原因。化肉体长生为境界超越的全真性命论 ,不仅是对传统道教的变革 ,而且也是向先秦老庄哲学的回归     

丘处机养生思想略论

追求长生是道家道教文化的古老传统。先秦老庄就已经提出以精神超越为主、以形神合一为归的养生理论，早期道教虽然以老庄思想为理论渊源，但与老庄相比，却更重视肉体长生。全真道否定了肉体可以长生的思想，提出了“全真而仙”的超越理念。但“全真而仙”的超越理念，却使全真道在养生与成仙之间产生了理论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丘处机开始重视养生，并提出了顺任自然、清心寡欲、炼养合一、德养结合的养生思想，从而又把成仙与养生统一了起来。     

论道教仙学两次理论转型的哲学基础

道教仙学曾发生过两次比较大的理论转型,除社会因素外,哲学理论的转变对这种转型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道教仙学从宣扬“精神主生”转变为追求肉体的飞升,再从肉体飞升转变为追求精神的升华与超越,与魏晋时代哲学本体论大盛,唐宋以来心性论风行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张伯端的性命思想研究

张伯端在形而上层次以真一统帅真精和先天气,落实到形而下而有精、气、神三宝合修的主张。为了圆融地处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不得不把精、气、神的理论发展为性命理论。张伯端在综合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分,发展了前人关于性命关系的思想,提出了先命后性、性命双修、重性轻命等思想,为后世道教的性命理论确立了基本的理论框架。     

金元道教全真派思想与仙传作品的形象塑造

金元道教全真派仙传作品成功塑造了丰富而立体的人物形象,包括“仁者”形象、“畸人”形象、“觉者”形象等。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有着明确的思想意指,与金元全真派道教“修仁蕴德”“逆反苦修”“我命在我”的宗教思想紧密契合,由此证明金元道教全真派思想文化对仙传作品的创作有着深刻影响。     

葛洪的仙道思想

在人们对道教长生成仙思想产生质疑的背景下,东晋著名道士葛洪提出了玄、道、一的本体论,使道教神仙思想得到了本体论论证。葛洪高扬"我命在我不在天"的主体精神,指出人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可以修身成仙。他还创造了形神双修的宗教实践,重视形体修为,以修神为补充,完善了道教的修行体系。     

唐代重玄学派道论的特点

唐代重玄学派道论的重要特点是用“虚通妙理”和心性思想重新阐释老子之道。重玄学派对道论的创造性阐发,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一,提升了道教哲学的境界。其二,为道教性命双修之先导。其三,重玄之道及其心性理论,又为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从“致太平”到“求成仙”——《神仙传》的神仙道教主题

晋代道教学者葛洪编著的《神仙传》是道教史上重要的神仙传记,该书收集了历来流传的神仙故事,成为其宣扬神仙道教思想的形象例证,展示了以金丹为主以及心性修养、积功累德的成仙方法,具有鲜明的宣教辅教色彩,同时也是当时神仙思想较为盛行的产物。《神仙传》与其理论著作《抱朴子内篇》所阐述的神仙道教思想相互印证,反映了道教当时发展的实际情况,开启了后来道教通过神仙形象来传播教义教理的先声。     

道教内丹学“先命后性”与“先性后命”再辨

＂性命＂的先后天划分以及＂性命＂、＂神气＂和＂道＂在理论上的贯通确立了内丹学境界的自足性。＂先命后性＂和＂先性后命＂依据谈论的语境不同各有两层含义。首先,＂先命后性＂是指从＂命功＂到＂性功＂的内丹修炼过程,＂先性后命＂在于强调修＂后天性＂在内丹修炼论中的基础地位,这是＂先命后性＂和＂先性后命＂的一个基本含义;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先命后性＂和＂先性后命＂还分别对应着＂先天性命＂修炼的两种入手方式,即＂由命而性＂、＂以命制性＂和＂由性而命＂、＂以性制命＂的不同,这才是南北宗丹法的差异所在。     

论道教初创时期的神学思想

众所周知道教徒追求的最高目标是长生成仙,这也是道教信仰的最根本特点。其内容一是生命长存甚至永恒,二则是能力的广大甚至无限。道教追求生命的长存甚至永恒实质上是企图对短暂的现实生命进行超越。其心理根源是人类意识到了自己存在的有限,从而对生命的短暂产生了悲哀和恐惧,对生命的存在产生了无限的眷恋。道教所追求的对现实生命的超越之形式不同于佛教追求寂灭的永恒和基督教追求末日审判的永生,而是在今世得到生命的永存;尤其是早期道教更以肉体的存在为世间最重要的事,以肉体的长生不死为追求的最高目标。道教的这种思想在其最早的经典《太平经》中即已被定为主调,《太平经》反复强调:     

伍守阳的三教合一论

伍守阳认为,儒释道都是关于性命之学。但三教言性命之详略是不同的。儒之言性命,言其影,不言其形;释之言性命,以性为形,以命为影;只有道教言性命,既言其影,又言其形。就道儒关系而言,伍认为儒家伦理是仙道之基;而仙道是儒家之天道。道、儒之间的不同在于:儒家着重于全人道——知人,而道教着重于修仙道——知天。就仙佛关系而言,伍认为仙道与佛道同,都是为了复真性。真性即佛性,所以说仙即是佛。仙佛二教同一工夫。据此,伍守阳在阐述其丹法时,把丹道修炼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与佛法修证一一加以相互印证;将仙佛工夫合而为一。     

论道教“成仙”理论的三个阶段——兼论儒家“成圣”思想

＂成仙＂理论是道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得道成仙也是道教神学修炼的终极追求,而且对每个人来说＂成仙＂都是可能的。但是这种指向所有人的具有普世色彩的＂成仙＂理论的确立,经过了很长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由封闭到开放的发展过程。道教普世性＂成仙＂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以葛洪、宋文明和潘师正三位道教思想家的理论为代表。道教的＂成仙＂理论与儒家的＂成圣＂思想也具有一定的相通性。     

瑶、汉道教成仙信仰比较

瑶族道教承自汉族道教,两者均以成仙信仰为其教义的核心。本文通过对比分析,认为两者的成仙信仰分别以重来世和重现世为主要内容。在成仙方法上,汉族道教重内外斋的结合,而瑶族道教只注重外斋。在神仙居地和仙阶攀升条件等方面,两者也存在一些同、异之处。     

全真道三教合一的理论特征

王重阳等人以道家为本位,融合儒释,创立了全真教,完成了合儒佛于道的历史任务。全真道三教合一的理论特征体现在:不主一相,不居一教,多元混成;以道为本,兼容儒佛;内修真功,外修真行;识心见性,性命双修;境上炼心,超凡入圣;神道设教,行善去恶。全真道三教合一理论与实践可以在解决道教自身生存发展的前提下,对世界上其他不同的文化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的生存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为道教如何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在与社会的互动中体现自己的独特价值提供有益的启示。     

论仙话的反抗精神

中国古代特有的仙话,蕴含着一种宝贵的反抗精神。这种反抗精神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凡人坚信“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理念,追求肉体成仙长生不老,这其实是对上天命运的反抗;另一方面是修道者以及仙人显示出做人应有的高贵与尊严,与权贵斗争,争得做人的权利,这是对社会压迫者的反抗。第一种反抗,从早期的仙话到晚期的仙话一直持续着;第二种反抗,则由于政治、文化和思想的变迁,没有能够很好地持续下来。仙话所表现出的反抗精神,是古代中国人极为希缺极为珍贵的品格。     

论吴筠的道学思想特色

唐玄宗统治时期,道教重玄学学者吴筠开始将唐初重玄学的理论重心由道本论向本原论 生成论转变,由此形成其贬佛融儒、同有无、忘情说及性命双修等道教哲学思想。同时,这又是对道教的道体论、性情论及修道方法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特色既代表了当时上清派主流的理论水平,同时又包蕴了内丹道思想的萌芽,是对重玄学的发展和总结,预示着重玄学已逐步向性命双修的内丹学转变。     

论李白仙道诗的清静与超越

李白的仙道诗与他求仙访道的体验以及对道教修炼道术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诗人求仙访道过程的展示,是对修炼道术的具体描绘,是对清静与超越的追求,这些都与当时道教中的上清派所追求的清静与超越是相通的,他们的思想理论的立足点都是老庄思想.     

唐前仙传小说与尸解理论——以《列仙传》《神仙传》《洞仙传》为例

尸解是道教假死托形的一种成仙方术,其早期内涵较宽泛,包括灵魂飞升、肉体成仙、死后复生等不同形式,至南北朝时其理论内涵逐渐定型,专指假死托形、解化成仙之术。唐前仙传小说对尸解理论进行了多方面的表现,《列仙传》视尸解为神仙的神异法术,其尸解形式多样,故事情节简单,是对汉代尸解概念的演绎;《神仙传》中尸解理论内涵逐渐明确,死后托形解化成为魏晋时期尸解的主要内容,其掩饰死亡的目的也得到明确;《洞仙传》全面反映了六朝上清派尸解理论,如剑解、杖解等尸解形式的发展,尸解复生理论的完善,对儒家思想的援引,尸解仙等级的划分等。此外,《洞仙传》尸解故事还体现了道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与政权统治之间的冲突及保持政治平衡关系的努力。     

道教风水生态哲学初探

生态系统失衡和环境恶化引起对生态环境理念的广泛关注。人们普遍认识到西方技术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造成的后果转而向东方寻求智慧。道教因追求成仙得道、长生不死,重视生命炼养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而受到关注。道教风水是对道教生态理念的集中体现。道教风水以修炼成仙和传道布教为目的,以环抱有情为其生态伦理观,重视手足完全的身体观和逢凶化吉的转化观,这些漫溢着生态环境理念的思想,有可能对当今生态环境观念的探索提供新线索和新思路。     

李道纯内丹性命思想探析

在内丹哲学史上,李道纯在理论上较好地解决了“道”与“性命”的关系。以此为基础,李道纯运用从道教传统形神观转化而来的“身心”概念,对性命修炼论做了详尽说明,并通过“先性后命”的性命修炼方式确立起“性命双全”的丹道境界,使内丹学在宋元之际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