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11~2016年全国25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界定,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对城市层面的经济发展质量进行测算,并结合地级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创新驱动的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势赋能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水平有助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存在一定的网络技术门槛;异质性分析发现,由于互联网技术发展的“数字鸿沟”,数字普惠金融的非线性影响在大城市中存在“收敛门槛”,而在中小城市中则体现为“加速门槛”;最后,技术创新在这一传导机制中起到中介作用,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激励中小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进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微观基础。     

数字新基建、金融资源配置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我国2011—2020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新基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金融资源配置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新基建有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且金融资源配置可显著增强数字新基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新基建可通过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政府改革有利于增强数字新基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据此,提出实施数字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基座;加强数字政府治理,助推政府治理现代化;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有效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成为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以数字普惠金融这一新型金融服务模式为切入点,构建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运用2011-2018年中国27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程度、作用机理、城市差异和优化路径。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从多个维度促进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对传导机制的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支持创新发展与共享发展的途径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多的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其在经济总量较大、融资可得性较强、人力资本较高的城市,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面影响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教育投资对数字普惠金融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调节的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在理论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影响的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不同区域和维度上存在明显差异;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此外,数字普惠金融还会以当地经济发展、农村固定资产投入、农户家庭收入为中介变量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为此,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应最大化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带来的红利,各地可结合自身资源禀赋采用差异化思路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数字金融、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核心目标,本文从经济发展的三个方面构建了全新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2010-2020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基础,利用半参数模型从全国、区域两个层面分析了数字金融和产业结构优化对高质量发展各维度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从全国层面来看,数字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均能对发展成果产生正向影响。从区域层面来看,数字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存在地区差异。     

数字金融能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吗?

数字金融作为金融业态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其迅速发展必将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重大影响。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2013—2019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并从金融监管视角检验其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但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结构性差异;数字金融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异质性,中部地区最高,东部地区最低;门槛效应回归发现,数字金融对于中部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单一门槛效应;金融监管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呈U型特征,且在数字金融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明显的U型调节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缓解融资约束研究——基于涉农企业的实证分析

伴随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为缓解涉农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新的可能和路径。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2011—2020年市级数据与中国涉农企业数据进行匹配,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涉农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显著缓解涉农企业融资约束,该结论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中,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影响效果优于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提高信息透明度等机制缓解涉农企业融资约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相对于国有企业更大,对加工服务业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相对于养殖种植业企业更大。传统金融发展越好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总体而言,在缓解涉农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逐利性"大于其"普惠性"。文章为乡村振兴背景下解决涉农企业融资难题、助推农业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引:第一,要继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为涉农企业提供数量众多、业态丰富的新型金融服务;第二,涉农企业要积极进行信息披露,减小与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拓宽自身融资渠道;第三,要加大对落后地区和经营养殖种植业企业的扶持力度和资源倾斜,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应有之义。     

数字经济驱动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产业链的研究脉络,立足“价值链—技术链—企业链—空间链”的研究框架,利用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数字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果、规律与路径,分析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且具有边际报酬递减的非线性特征;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和降低交易成本来实现;进一步区分“宽带中国”试点地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园区和智慧城市分析发现,政策工具试点地区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更强。中国未来文化产业的发展应抓住数字化转型的重大时代机遇,推动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实现文化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     

数字金融与产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是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此,文章利用中国大陆2011-2019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2SLS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1)数字金融对产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数字支持服务程度的促进作用较大,其次是使用深度,覆盖广度相对较小;(2)数字金融对产业高质量发展各维度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包括绿色转型、动能培育、结构优化、福利改善、价值创造和效率提升;(3)数字金融通过增加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对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最后,依据实证结论得出相关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与区域异质性创新——理论解读与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创新的内在本质,对创新行为、创新过程以及商业模式等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数字经济影响创新的作用机制、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与创新的关系以及数字经济对区域异质性创新的影响等角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增加企业内部研发支出进而提升区域创新水平,并且数字产业化对区域创新的促进效应显著大于产业数字化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东部和沿海地区创新的正向效应显著大于中西部和内陆地区,而西部地区将发明专利转化为新产品应用到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效率显著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以数字中国建设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中国是涵盖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和数字生态等多个维度的综合性发展战略。实施国家数字中国战略,有助于通过营造良好数字生态来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切实赋能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并提高国际竞争力。在作用机理上,数字中国建设能够强化创新驱动、协调区域发展、保障绿色发展、促进开放发展、推动共享发展。因此,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建设数据要素市场、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以及完善数字化治理体系。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以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支撑,在构建乡村振兴测度体系的基础上,实证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联系,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推进乡村振兴,这种正向作用在内生性检验与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同时异质性特征检验下,数字普惠金融在高消费以及高人力资本地区的积极效应更为强烈;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发挥机械化普及效应、创业激励效应以及收入增长效应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第三,在外部基础条件与约束条件作用下,传统金融发展强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积极效应,而金融监管则起到抑制作用。     

绿色金融、金融科技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利用中国30个省市2011—2019年的数据,运用面板回归分析研究绿色金融、金融科技与高质量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证考察绿色金融和金融科技对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通过对生态环境、经济高效发展、创新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四个方面的积极影响,综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外,金融科技增强了绿色金融在创新发展、高效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方面的积极影响,但在绿色金融影响绿色发展的进程中,金融科技未能表现出预期的调节效果。在此结论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性建议,包括加强绿色金融科技的顶层设计,积极发展绿色金融科技,以及运用科技手段提升绿色金融领域的风险监管、控制能力等。     

新发展理念下安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分析

依托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构建包含经济增长基本面和社会发展两大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和分析安徽2004—2018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结果显示,2004年以来安徽经济增长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在增长基本面维度方面,强度和创新性提升较稳定,稳定性、外向性和合理性波动较大;在社会发展维度方面,健康、生态和福利稳步上升,基础教育发展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以“创新”为引领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以“绿色”为要求协调生态环境和经济增长,以“共享”为目标持续推进社会保障和民生改善可以有效提升安徽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对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驱动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其高质量发展不仅可以促进国内大循环的构建,也可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数字经济一方面可促进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形成和内需潜力的释放,另一方面也可使我国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实现“双循环”相互促进。因此,数字经济和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将引领我国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在数字经济方面的优势和数字经济特点,数字经济将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第一,数字经济将弱化地理因素影响,使大湾区内价值链布局区域化和碎片化,优化产业空间布局;通过大数据平台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减少大湾区内部产业同质化现象。第二,数字经济可以破除地区壁垒,降低三地生产要素流通成本,弱化行政界线,提高创新要素流动效率;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三地科技人才“云流动”,并通过重构全球价值链形成“虹吸全球资源+汇聚全球智慧+协同创新”的创新格局。第三,数字经济通过整合资源推动形成三地统一大市场,促进经济发展;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大湾区产业分散化和收入分配合理化,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缩小区域收入差距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现大湾区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2011—2019年11个沿海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与指数模型对沿海地区数字经济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建立含有海洋科技创新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尤以创新与开放层面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但存在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减趋势与地区分布差异特征;上海、天津、山东等省份的数字经济促进效应跨越门槛后更大,表现为门槛加强特征。因此,应推动数字经济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赋能,实施区域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深度挖掘和释放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潜能。     

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效应与异质性特征

基于企业微观经济效应和规模调节效应的视角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具有普惠性,并进一步讨论了数字普惠金融究竟惠及了哪些企业。通过匹配上市公司及国内337个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带来的普惠效应在企业中得到积极体现,这种普惠效应不仅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贷款的可得性以及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而且随着企业规模的减小而逐渐增强,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房地产业、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等普惠性较小,但是对制造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等的普惠性更大;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区域均存在普惠效应,但却呈现西强中弱的态势。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家庭创业

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公布的家庭创业情况和北京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公布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利用Probit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中国家庭创业之间的关系,并深入分析内在影响机制。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家庭创业活动的开展,这种促进效应通过降低创业成本和缓解信贷约束来实现。分地区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能降低乡村地区家庭创业成本和放松贷款约束。当前我国乡村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城镇地区仍存在较大差异,需加快完善边缘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异以实现“大众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