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的司法实践及完善

磋商制度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前置程序，在弥补生态受损领域传统救济方式不足的同时，也有效地提高了修复受损环境的效率。但在以生态环境部公布的“十大磋商典型案例”为代表的实践中依旧存在着多种问题，包括磋商主体的范围不明确、磋商的启动时机不恰当、磋商的司法确认制度不规范以及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衔接不顺畅等问题。为此需要通过明晰磋商主体的分类标准、探索适当的磋商启动时机、完善磋商的司法确认制度，并厘清磋商与司法的适用顺位，对该制度加以优化。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纠纷与程序应对研究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典型特征在于磋商程序与磋商协议的创设。协议纠纷蕴藏着重大风险,缺乏具体的应对措施导致处理不当将会引发巨大的反弹后果。然而目前理论与实践都对此关注不足。因此,应当以明确磋商协议的行政法律属性为逻辑起点,秉持诚实守信与实现正当预期利益为原则,根据不同主体的反悔情形设置不同的应对程序,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才能真正发挥其修复与赔偿生态环境损害的制度价值与功能,才能够称其为一项精巧的环境治理制度安排。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机制的法律构建——基于其法律性质思辨的论证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特有的机制,推动了环境管理、生态修复等有效性的提高。但作为一项新机制,在司法实践和学术研究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争议,如对于磋商的法律性质问题就有民事、行政、民事和行政双阶层等不同看法,对于磋商的法律构建却鲜少有系统的论证。本文将通过对行政协议、民事协议等磋商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基于对磋商的法律性质进行思辨研究后发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实质上仍未脱离民法性质,只不过由于赔偿权利人的特殊性导致了从表面上看其似乎是行政行为的假象。因此,在明确其民事性质的基础上,基于现有相关法律条文规定,结合地方性的司法实践与探索,对磋商进行系统性分析论证,从磋商的原则、主体、范围、程序、救济途径和惩罚措施等六个方面,构建磋商机制,力求完善现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和理论支撑。     

如何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

现有制度体系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的执行保障依靠民事司法确认制度。生态环境利益的公益属性与民事权益的私益属性形成强烈反差,民事司法确认制度建构以私益为基础,难以满足生态环境利益救济的需要,基于现实需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确认制度亟待建立。在制度构建过程中,要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确认制度与民事司法确认制度的差异,把握住生态环境利益的公益属性,将更好地实现受损生态环境利益的救济作为根本追求,以专业性为依托,从申请方式、管辖法院等五个维度完成制度核心的构建,进而保证受损生态环境利益救济的质量与效率。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法律性质思辨及展开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借助私法领域常用之平等协商方式实现环境公共治理过程的行权方式创新,为政府环境保护行政管理职能的履行提供了引入契约式公私合作的转型契机.主流学说对赔偿磋商属于纯粹的私法民事行为抑或涉及公法元素的特殊私法民事行为的性质误读源自于手段论者和主体论者对磋商目的与手段关系、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处分边界的认知偏差,准确把握行政民主化改革潮流下的合作治理范式转换背景并对赔偿磋商本身作三阶段划分有助于更为客观真实地反映赔偿磋商所蕴含的公权行政属性.依托行政契约理论对作为赔偿磋商成果形式的磋商协议作映射关系检验为辨析赔偿磋商的行政行为性质开辟了新的道路.     

缔约过程中的磋商义务及其责任

<合同法>第42条等规定了我国合同法上的缔约过失责任制度,但并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的磋商义务或恶意中断磋商的责任问题.比较法上的发展表明,肯定恶意中断磋商的责任,已成为越来越多的立法选择.我国<合同法>第42条第3项"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这一规定,也为中断磋商行为纳入缔约过失责任范畴提供了解释上的可能性;法院实践中亦有类似案例肯定了此等情形的缔约过失责任.在认定是否构成不当中断磋商责任时,应保持谨慎之原则,以免对意思自治这一民法私法自治工具构成威胁;是否违反诚信和是否产生了合理信赖是责任认定的关键所在.恶意中断磋商时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范围,原则上应限于信赖利益之赔偿,但在某些情形亦可以将履行利益赔偿涵盖在内.但其决定性的因素并不是信赖利益还是履行利益之区分,而是是否存在<合同法>第42条规定的因果关系.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法律性质新论

厘清诉讼的法律性质,是科学构建诉讼制度的重要前提。关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法律性质,学界仍未形成共识,有特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说、国益诉讼说、私益诉讼说、混合诉讼说、特别诉讼说等观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救济对象是生态环境损害,而非自然资源损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正当性基础是政府及其部门的环境监管职责,而非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性质是公法责任,而非私法责任。对于生态修复问题,“公法责任,私法操作”引发诸多问题,“公法责任,公法操作”符合环境保护行政权主导、司法权监督之原则及域外经验。“生态损害赔偿司法监督”的路径是,政府及其部门在追究责任者行政责任时,对于重大案件可采取诉讼的行政执法机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应定位为行政执法诉讼。     

广东创新型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创新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可靠源泉之一。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其经济可持续发展竞争力的排名却处在全国的下游，究其原因，主要是创新能力等反映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指标相对较低，使企业发展缺乏后劲，经济发展缺少支撑，因而制约了广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语义与语用维度的文本阐释约束研究

文章通过数据统计与开放式评论的定量和定性调查方法,以诗歌与小说为研究样本探究了文本阐释的趋同问题。实验结果表明,由于受到语义和语用因素的影响,普通读者在文本阐释上具有趋同性,其中文本语言、文本内在关系、文本主体结构等为来自于文本本身的语义约束,而权威话语的影响和礼貌原则为来自于文本之外的语用约束。对实验的理论探讨表明,文本阐释是语义和语用约束下的不断向读者敞开的开放过程。     

我国农户农业投资的制约因素分析与对策研究

针对现阶段农户的农业投资热情不高、行为短期化的状况,对制约农户农业投资积极性的因素(农业投资收益率低、土地产权残缺和资金短缺等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浅论医疗纠纷精神损害赔偿

我国的医疗纠纷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经过缓慢发展 ,已经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 ,但是在立法与实践中仍然存在若干问题 ,需要澄清认识 ,加以合理解决     

论民事损害赔偿与征收损失补偿之合流——以征收损失补偿的原则为核心

民事"损害赔偿"与征收"损失补偿"是相通的两个概念和制度,征收补偿应采"完全补偿原则".基于该原则,对于因征收而造成的非财产损失以及接连地损失等第三人损失亦应纳入补偿的范围.传统的征收补偿是"对物主义"的,只赔偿因征收而导致的财产损失,而征收补偿法理的现代发展趋势表明,征收补偿应是"对人主义"的,应将生活权补偿、违章建筑补偿等有条件地纳入到征收补偿的范围.     

文化差异对国际商务谈判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探讨文化差异对国际商务谈判中语言沟通、谈判风格、决策方式等的影响,并由此提出一些有效的跨文化谈判的应对策略,以促进谈判的有效进行和高效的商务沟通。     

论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及其完善

论述了我国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保护范围以及在范围上需要完善的建议.     

侵权赔偿责任划分的博弈分析

分析了侵权法主要解决的问题是能否在受害方与施害方之间达成一个可执行的契约 ,使侵权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趋于一致。认为一个有效合理的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应围绕激励而不是强制 ,只有激励行为主体投入一定预防成本才能避免损失的发生。并建立了一种分析与解决问题的模型。     

政府制度创新的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改进和提高政府作为公共权力代言人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方面,制度创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对制度创新的研究多集中在经济学领域。本文从公共行政领域的视角出发,紧密结合我国当前政府治理中的问题,就制度创新的内容,制约制度创新的主要制约因素和制度创新的规划作了详细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