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的转向研究——以一个村落的“封村”抗疫为例

城市化给乡村生活带来了深刻变化,乡村治理曾面临各种多重困境,然而,乡村内部变化的影响被低估。本文以2020年一个村庄的疫情防控为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分析乡村治理转向的过程机制和条件。乡村经济和居住条件的变化推动了乡村治理的变革,乡村治理经由传统意义上的乡贤治理和制度化治理后,呈现新型乡贤治理的转向,即城市化村民主导乡村重大公共事务。     

共同富裕时代空心村有效治理的逻辑与路径——以杭州后营村为例

自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以来,我国对“三农”工作的推进也迈入了新时期。浙江省杭州市后营村契合乡村振兴战略、共同富裕目标的时代发展要求,在有效整治“空心村”的基础上完成了“羊村—民宿村—未来村庄”三次身份跨越,带领全村走向共富。本研究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对后营村展开调查分析,深挖后营村主体、方式、效能“三整合”特色治理机制的运行逻辑与实践路径,并为后营村现存的发展困境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对空心村治理理论做出有利探索,并为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时代背景之下,空心村的有效治理提供可借鉴的长效经验与模式。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教师新乡贤角色的认知与实践——基于社会角色理论视角

为了解乡村教师在乡村振兴实践新乡贤角色的现实境况,文章基于社会角色理论,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乡村教师新乡贤的实践现状、实践特征、实践困境及其改进策略。乡村教师在实践新乡贤角色的过程中既有可喜之处,也与角色期待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乡村教师新乡贤角色的实践表现反映出其新乡贤角色定位与规范不清、角色实践主客观条件不足、角色实践支持条件不完备等现实困境。为更好地发挥乡村教师新乡贤作用,要协调好乡村教师的专业角色与新乡贤角色,明晰角色定位与角色规范,从而突破角色期望的模糊困境;要从政策理论、乡村教师角色两大主体化解新乡贤的建构困境;还要从政策视角、乡村社会、乡村学校多方协同合作构建乡村教师实践新乡贤角色的支持体系;教师自身也要适应时代发展,不断提升自我,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德治的运行机制及其优化路径——以四川省小田村“道德银行”实践为例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把德治融入到乡村治理体系中是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必然要求。通过对四川省小田村“道德银行”实践项目的案例研究,揭示了乡村德治的运行机制,即激励惩罚机制、规范引导机制、内化传承机制,及其仍存在缺乏长久性、参与力量薄弱、内在动力不足等困境,提出保障乡村德治运行机制持久有效的优化路径。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治理困境与模式选择

基于广大农村地区存在地理位置、经济状况、村庄内部凝聚力等方面的差异,主要针对团结型村庄、分散型村庄、分裂型村庄等,分析了当前新乡贤在不同社会结构的村庄中参与治理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了不同社会结构的村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有效模式,以期因地制宜地利用新乡贤资源,充分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新乡贤出场的三重要求及生成路径

乡贤是中国传统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伦理本位的传统社会是乡贤活跃的深厚土壤。随着科举制度的终结以及近代国家权力逐步介入农村,乡绅(贤)逐步从乡村治理中退场。新乡贤出场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必要性,即近代以来乡村精英长期的单程流动,导致乡村内生性建构力量不足;面向后喻文化时代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需要各种乡村精英协同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从质和量两方面破解乡村精英不足的瓶颈,构建新乡贤出场的平台。新乡贤是开放的精英群体服务“三农”不可或缺的力量，其本质既是知识创造价值的时代体现,也是能力本位的时代体现。     

以乡村振兴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探析

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使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为共同富裕奠定了物质基础。乡村振兴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和重要内容,能够在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弥补中国乡村建设的短板,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全体人民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当前以乡村振兴推进共同富裕还存在乡村现代化基础薄弱、城乡发展差距大、农村低收入和特殊困难群体较多等问题,可以通过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深度发掘农村文化资源,全面提升基层组织治理能力,坚持绿色和谐发展理念,健全农村人才管理机制等路径,稳步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及文化向度

乡贤治村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其浓厚的乡土情怀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为新乡贤入场乡村治理提供了内生性依据。在经历传统乡贤与乡土文化的深度互嵌以及近代乡贤与乡村社会的多维脱嵌后,新乡贤现已发展成为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力量。新乡贤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汲取了传统乡贤治村的丰富经验和卓越智慧,并结合新时代乡村的发展现实,深入挖掘乡土新文化、嵌入治理新因子的逻辑理路,为乡村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振兴范式。在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耦合逻辑不仅能够拓展乡村文化发展空间,淬炼乡村文化特色品牌,而且可以通过文化治理的“软”手段,激发乡村主体的内生发展动力,助力乡村文化的全面振兴。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探讨

新乡贤作为新生治理主体,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保障新乡贤参与治村的法律制度不健全, 促进新乡贤作用发挥的工作机制不完善,引导新乡贤依法治村的工作重视不足等问题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这一主体作用的 发挥。为此,通过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律规范,健全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作用发挥的自治、法治、德治平台,强化对新 乡贤依法治村的引导与扶持等方式,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路径。     

新乡贤参与农村新型社区治理的路径抉择

农村新型社区是我国脱贫攻坚战的标志和缩影,建立社区治理体系、提高社区现代化治理能力是新时代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和新任务。新乡贤是农村新型社区治理的新型主体,具有品德至上、贤达众归、效能拓展等时代特征。因宣传引导不足,治理赋能不够,方法创新缺乏,激励机制尚未真正建立等原因,目前参与社区治理尚处于自发、零星、盲目的状态,作用发挥极不充分。结合新时代社区治理的目标和任务,应对新乡贤进行有效激能、增能、理能、赋能和督能,让新乡贤全程、全域、全覆盖嵌入农村新型社区治理之中,以加快社区城镇化进程,实现社区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文化的建设研究 ——基于安徽临泉县实践的分析与思考

摘 要：乡贤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新乡贤群体和新乡贤文化在当前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安徽省临泉县近年来积极探索新乡贤文化在乡村振兴中作用的发挥,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进一步弘扬新乡贤文化,发挥其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要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活动的激励机制,正确处理新乡贤与村两委的关系,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预防新乡贤异化为宗派与黑恶势力,防止新乡贤活动中的以德代法行为等。     

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基于H镇的案例观察

新乡贤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为探究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以H镇的实践为例,考察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条件、机制和成效,并揭示实践中面临的问题。研究表明:政策契机、组织平台和乡土情怀构成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基础条件;依托乡贤组织内部运作机制和外部多主体参与机制,新乡贤在发展乡村产业、倡导乡风文明、参与乡村治理等领域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由于认知偏差、激励缺乏、立场各异等因素的影响,新乡贤参与面临着可持续和多层次协作困境,预期成效难以达成。为合理引导和鼓励新乡贤参与、充分发挥新乡贤群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亟需理顺基层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明确各自的功能定位,并为新乡贤参与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激励。     

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文化共同体建设的困境与路径

共同富裕为乡村文化共同体建设提供价值指引,乡村文化共同体建设为共同富裕创造支撑条件。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文化共同体建设呈现多元主体参与欠缺、联结平台发展孱弱以及相关机制供给不足等问题,可从深入开展科学有效的乡村文化认同教育、优化开发多元多样的乡村文化载体以及建立健全系统长效的乡村文化 发展机制等方面探索乡村文化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进路,促进乡村文化共同体的纵深发展,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论道德法律化限度研究的基本路径——以对传统的研究路径反思为中心

道德法律化限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价值。传统的道德法律化限度研究主要采取3种路径：原则论、道德层次论以及社会发展论。这些研究路径由于缺乏合理的研究立场,采用了片面的研究方法,产生出理论与实践上的弊端。道德法律化限度的研究应该坚持“伦理中心论”的研究路径,即基于伦理学的研究立场,通过对道德法律化限度语境中的道德作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考察,分析不同部分的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进而才能得出道德法律化应遵循的合理限度。     

新乡贤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吗？——基于新乡贤与传统乡贤治村的比较分析

乡贤治村,既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时期乡村治理历史演进的缩影,又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现阶段党和国家也高度重视和支持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通过对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多维比较分析发现,两者在治村的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治村背景方面,传统乡贤以“双轨政治”为时代背景,而“协同共治”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突出特点;在择取条件方面,传统乡贤功名与贤德共重,现代社会的新乡贤则弱化功名,更加注重贤德以及治村能力;在组织基础方面,传统乡贤主要依靠传统乡村社会中自发形成的自治组织进行乡村治理,新乡贤则主要通过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会等参事议事机构参与乡村治理;在角色定位方面,传统乡贤是封建社会乡村治理的“主导者”,新乡贤则是现代社会乡村治理的“协同者”;在治村功能方面,传统乡贤衔接国家与乡村社会,并争取乡村社会处于无讼状态,新乡贤则以引领乡风文明作为首要功能;在治村方式方面,传统乡贤以礼治为本,形成“礼治秩序”,新乡贤坚持德治为先,并积极嵌入村民自治和乡村法治。因此,新乡贤对比传统乡贤在多个结构要素上发生了质的变化,绝不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新乡贤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促进治理有效大有可为。     

以公共伦理造就道德的人民——当前中国道德现实问题的征候及治理对策

国内学界对道德现实问题的关注主要围绕幸福悖论、分配不公正、道德冷漠、公民道德提升四大问题。问题域的还原为四个主题的调查提供了概念工具。调查围绕四个主题展开,即公民道德素质提升的引导机制,集体伦理—个体道德的现代性断层,道德冷漠现象的治理,以公平正义涵养道德。从391份问卷获得的数据表明,以公共伦理的重建造就道德的人民,应成为现阶段中国道德现实问题治理的路径依赖。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重塑——以湖南省衡南县“屋场恳谈会”为例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治理效能的高低与乡村内部的聚合程度和功能运行有着密切的关系,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优化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当前我国乡村共同体面临不断式微的现状,乡村治理陷入破碎、低效的困境。文章以湖南省衡南县的“屋场恳谈会”为分析样本,提出从坚持党建引领、激活治理力量、再造公共空间、培育公共精神、加强科技赋能等维度重塑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     

农村积分制助推乡村治理有效的实践逻辑与优化路径——以S村积分制治理为例

乡村治理是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创新乡村治理模式至关重要。积分制作为一种创新模式,有利于助推乡村实现全面振兴。S村以“道德银行”建设为依托,以“十星农户”评选活动为载体,将村民行为量化成有形分值,存入道德存折并兑换物品以及收获荣誉奖励的运行实践表明：农村积分制在乡村治理领域有其特定内涵、运行过程及基本特征。积分制治理双向耦合的动员响应机制促进治理主体激活,目标量化的激励约束机制促进治理目标实现,主体整合的多元共治机制促进治理能力再造,成为助推乡村治理有效的关键点和重要驱动力。但积分制治理可能存在理想偏差,因此要综合考量各治理要素、发挥基层党组织“四力协同”作用、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引入社会力量持续参与,为积分制助推乡村治理有效“保驾护航”。     

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教师队伍的治理

乡村是城镇化的落脚点，乡村教育是教育发展的短板。补齐短板，乡村教师是关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教师队伍的生存与发展状况令人担忧。要促进乡村教师队伍的良性发展，应从队伍的内部和外部进行治理，构建起系统的乡村教师队伍治理体系。以乡村教师双重身份的回归与薪酬状况的改进为两条治理主线，兼顾师德建设和教师培训、教师补充及教师考核与评价等，由内而外地增强乡村教师职业的吸引力，解决教师队伍在来源、发展、流动等方面的问题，培育乡村教师队伍，促进教育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