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序民主化:论政党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政党是推动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现代化的发展,中国政治发展走上了建设以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为政治形式的现代国家的道路。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决定了这种政治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有效领导;而在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社会,党要有效领导中国政治发展,就需要有一个合理的政治发展战略。经过上百年的民主化探索和实践,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开辟了有序民主化的发展道路。改革的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应该长期坚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要在有序民主化的基础上有效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成长,就必须积极地将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有机结合,从而在政治上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长效动力。     

身体思维与中国早期国家观的形成

中国早期在历史的发展中产生出了一套和西方迥异的国家观念,这套国家观念是建立在一种身体思维基础之上。古代中国思想家在思考政治问题时常常采用一种身体隐喻方式,即将政治组织的构成或政治现象从身体的角度予以阐释。在此脉络下,早期中国形成了一种身体思维视野下的国家观。这种国家观形塑了传统中国的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以及政治行为诸层面。     

社会组织研究的历史转向——以传统会馆组织的嬗变为分析中心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的研究多数依循着西方"国家与社会"的经典理论范式展开,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反向求证的研究套路在面对中国社会组织这一不断变化发展的经验现象时遇到了各种危机,未能揭示出真正契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质.如何才能透过社会组织寻找到一条接近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真相"的途径呢?回到历史或许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它将有助于我们跳出西方经验和理论框架的桎梏,同时也有助于超越"狭隘的现在",以社会组织本身的演变为主角,充分贴近其本来面目,把握其深层构成的原则.     

组织重构:乡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中国社会是在与酉方社会截然不同的历史路径中发展的,它不可能完成像酉方社会那样一个由乡村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自然转型,而是走一条所谓的“规划的社会变迁”的道路。这就要求以政治发展来推动社会发展,也就是说,政府要在乡村发展中扮演主导角色,而组织是政府推动乡村发展的体制性力量。乡村社会经历了1949年革命后到改革后组织变迁的历史过程,组织重构是推进乡村现代化的政治基础。1949年革命后,中国社会在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下继续推进现代化进程。正如吉登斯所言：“所有的国家在进行思维控制时,都用不同的方式去发明历史,因为对…     

后发国家社会组织形态与中国社会组织之路

现有的关于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不完善的原因的研究中,有些观点在认识上存在着误区.从历史上看,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它受到权力结构、政党制度、国际支持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等变量的制约.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着社会组织在中国的发展道路必然不同于其他国家.中国的社会组织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之路.     

中国政治性非营利组织成长模式探析

市民社会的缺失极大地影响到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生存与发展 ,公民通过非营利组织维护自己的权益 ,影响和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是公民社会的题中之意。中国民间组织发展历史及政治性非营利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 ,政治性非营利组织是一把双刃剑 ,它们既可兴邦 ,也能乱国。从政府机构分离、自上而下形成与国家合作互补的非营利组织 ,是当前中国政治性非营利组织的成长模式。随着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政治性非营利组织既与政府合作互补 ,也致力于监督政府行为、限制政府滥用权力。     

中国社会组织的历史演变及其发生缘由

在竞争与比较的国家建设背景下,国家治理需要怎样的社会组织与公共服务作为合作对象,国家权力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都是当前中国亟需研究的命题。比较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历史演变及其发生缘由,我们发现,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国家权力与社会组织应当实现分治基础上的合作,国家要提供相应的法律制度,社会组织也应增强其自主性。     

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政党-国家及其对中国国家建设的意义

低组织化状态下的超大国家治理与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矛盾,是中国国家建设面临的基本约束,而中国现代国家建设采取政党-国家的特殊方式,则是试图克服低组织化状态以应对内外超强压力的历史选择。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表明,政党-国家的最大的优点是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藉由集权的方式迅速缩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它的最大的问题是在发挥这种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的同时,如何有效防止权力的滥用,如何保障公民的权利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今后我们仍然需要利用政党-国家政治的强大效能,同时也需要依靠民主法治的力量,继续推动经济和综合国力的发展,逐步健全和完善国家的政体形式,构建和发展公民授权体系,完成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     

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正在转化为"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但目前对超大规模经济体问题的研究还停留在概念层面上,且存在概念不明晰、视角多元和研究对象模糊等问题,迫切需要建立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可以从供给、需求和供求互动的视角出发,系统研究超大规模经济体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并由此提出我国利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回到全球化:中国国有制经济公有制属性的实现

历史视角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必须要在当前的历史环境下展开分析,方能得到有益的认识和结论。当前历史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全球化,而且是资本主义跨国企业主导的全球化,这意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终于完成了经济基础层面的扩张,原有的上层建筑——国家不再与之匹配。因此,全球化会对国家发起挑战,国家经济职能被弱化,生产要素的歧视性流动会对不同国家造成截然不同的影响。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认清国有制和公有制的关系,并且意识到国企这种新组织形态缓解了全球化对中国的挑战,顺应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公有制属性才得以发挥作用,因而发展国有企业是国有制经济实现公有制属性的必然途径。     

党政关系的历史变迁与国家治理逻辑的变革

在中国的党政关系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处于当然的领导地位,政府接受执政党的领导,成为党在公共事务领域的决策执行者,政府的核心价值、体制构成、组织方式和运行机制也取决于执政党的制度性安排。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政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合一型向嵌入型转变的漫长的历史变迁。这一变迁过程投射到国家治理层面,内在地决定了中国作为单一制国家特有的两位一体治理方式的变革逻辑,渐进演绎出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建设和国家成长的内在轨迹,为中国的发展奇迹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和合理性支持。     

国家调查队：应对规模治理“信息难题”的体制设计

在超大规模单一制国家中,中央政府如何准确、全面了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状况,化解由信息偏差导致的规模治理风险,是当代中国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基础性议题。国家调查队是国家应对规模治理“信息难题”的组织化产物,其设立的初衷在于防止地方统计部门职能缺位,及时、准确、全面地获取全国经济社会重要信息。国家调查队体制发展与完善的历程,显示出国家探索运用体制改革技术应对“信息难题”的实践路径。在运行过程中,国家调查队将整合治理、扁平化管理、项目化治理和数据化治理等治理技术有机结合,确保体制运行顺畅。从整体性效能来看,国家调查队有效应对信息不真、信息不准、信息不通、信息不全等问题,为化解由信息难题所导致的国家规模治理风险提供了有效的体制方案。     

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即整个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往来、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开放的有机大系统;各个民族和国家都以不同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世界历史的演变发展,而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各个民族和国家社会发展的总的导向,巳经不能摆脱世界历史的演变发展的制约,而获得了“世界历史”性的规定.同样,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也要以“世界历史”的视野,把当代中国的矛眉和问题置于世界历史演变发展的时空中加以考察,将中国社会主义的生存和发展作为现时世界历史时代的有机组成部分来把握,在世界历史演变发展     

"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政治学分析

"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论断,是党的组织建设上的创新,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一切为党的纲领而奋斗、有贡献的民族优秀分子,不论社会成分,均是党的组织发展对象.从政治学角度看,则是对党的执政功能的进一步揭示与强化,强调党是"三个代表",把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与党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对于我们探索共产党执政的规律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回到社会:非政府组织研究的社会学视野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一部分,是对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出现的社会原子化危机的回应.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的内涵,同样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状况也与特定社会的特定历史阶段密切相关.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并在90年代加速的中国社会转型,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国家一单位一个人"的总体性社会关系格局和社会联结方式,社会原子化危机也逐步呈现.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作为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一部分,其特殊性在于国家主导的改革和独特的社会结构特征将形塑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路径.     

国家主导型农业合作组织体系建构对乡村振兴的启示：日韩农协组建的再考察

将农民组织起来并发挥农民主体性是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也是推进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通过对日韩农协组建历史的考察,研究发现：人多地少、以自耕农为主的东亚小农社会形成了农业发展的特殊经验,即国家主导自上而下地建构农民自治的农业合作组织体系,借助横向合作属性与纵向规模效应的有效互促,实现农村“公益”的发展。这种农业发展的“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国家法团主义建构过程,值得中国乡村振兴学习借鉴。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需要基于国家法团主义对农民进行再组织,构建有效的联结政府、市场与农民的农业合作组织体系。村党支部引领组建的合作社作为单位农协,再改革现有的供销社纵向组织体系是较为现实的路径。     

中国村治权威的历史演化及类型探析——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

在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语境中,传统地方精英、国家行政系统和政党组织构成了村治权威的主体,共同把持着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权力。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贯穿了乡村权威演化的历史主线,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直接影响了村治权威的形成、更替及作用方式。一定程度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构成了划分中国村治权威类型的一个重要基础。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及马克斯·韦伯的权威理论,中国的乡村权威可划分为内生型、外嵌型、复合型三种理想类型。从中国的村治历史看,乡村权威基本从内生型向外嵌型、复合型演化。     

关于中国审计起源与早期审计发展历史的探讨

探讨审计起源之所以有三种观点,概因为没有分清国家(政府)审计、内部审计、社会审计三类审计的起源。本文主要探讨国家审计的起源和早期国家审计发展的历史,具体分析了中国古代国家审计在夏、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历史。同时,廓清了"审计"一词的出处和演变。     

东盟对华政策和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

考察当代东盟与中国的关系,应在东盟发展的总体趋势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特点的大背景下进行。现阶段中国-东盟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东盟作为一个东南亚国家的区域性组织,其对华政策的基本定位、核心内容、重要目的表明,东盟对华关系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整体(东盟)、两大板块(半岛和海岛)和十个国家三个局面。近期和从更长时期看影响中国-东盟关系的主要是东盟与中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东盟自身的一体化进程和对华政策;东盟与美、日、印等国关系的发展及“大国平衡”战略的调整。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总体演进与西藏主权归属的历史形成——兼批达赖集团篡改历史，鼓吹“西藏独立”

本文揭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步步地向前发展,遵循远古文化的多元分散发展一区域性统一→十全中国大统一的演进模式,经历古代和近现代两大发展时期,在古代发展时期孕育、开端、发展,以至确立的。在中国历史疆域内的各个民族一道推进了这一历史进程,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以藏族为主体的西藏各民族在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进程中造就了西藏地方的主权归属。文中详论西藏主权归属的历史形成,并重点剖析“甥舅关系”的实质和吐蕃王朝的历史地位以及从元朝开始西藏归入全中国大统一,成为中央政府统辖之下的一个行政区域的历史定制。所谓“西藏独立”,是近代帝国主义侵略、肢解中国政策的产物。迭赖集团肆意歪曲、篡改历史,妄图为其分裂祖国、制造“西藏独立”寻找历史根据,是决不会得逞的,应以历史的真实内容,还历史的本来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