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乡村：新世纪的另一幅面孔——新世纪城市文学的底层叙事研究

新世纪中国的都市化使得文学叙事随着对象身份的转变发生了主题的嬗变。随着现代社会经济体制的成熟,城市社会阶层生活的差异性所引发的矛盾、城市外来移民的生存图景成为21世纪城市文学作品底层叙事的主要对象。值得关注的是：新世纪的作家们不仅仅关注底层的苦难,更有意义的是开始重新判断乡村与城市的关系。     

影像“物叙事”的一种可能——电影录音机：作为“欲望机器”与“记忆伦理生产之物”

录音机作为一种数据存储介质——磁带的播放工具,本身既具有媒介属性的主体性意义,也在语义符号的变迁中表现出他者意涵的生成可能。当其作为记忆留存的一种见证,既成为记忆复现的中枢,又呈现为含义丛生的伦理存在物。回望录音机与电影的缘结关系,从媒介考古学的视域探源,其成为装置维度的媒介存在物的意义不言而喻。然而,电影文本之中的录音机或许才是与银幕内外人们生活关联更为密切的“欲望机器”与“记忆伦理生产之物”。因此,影像“物叙事”之中的关键存证——电影录音机,自然成为康德“物自体”的一种佐证,也使得吉尔·德勒兹与费利克斯·加塔利反复强调的“欲望机器”变为一种超越艺术文本之外的客观存在。由此,在阿维夏伊·玛格利特的“记忆之伦理”的印证中,生成含混与谜意丛生的影像话语逻辑,导致主体性的意识困惑与伦理纠葛,亟待人们予以厘定与阐述。     

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电影改编的影像阐释与叙事艺术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电影改编要遵循以“性灵为主体”,“以儿童精神生命成长为叙事原则”的影像阐释与叙事美学原则。以朴真唯美、充满童真童趣的本色创作来体现当代儿童电影改编的艺术价值追求和贴近童心回归自然的创作理念。在叙事中要以儿童意识为本位,以儿童的审美需要为旨归,以此实现视觉镜像与文字传达的艺术形式的转换与生成。     

历史回溯与记忆重构：论战争电影空间的景观叙事

在后现代文化的语境下,空间转向的学术潮流方兴未艾,当代电影也正经历着一场空间叙事的革命。战争题材电影以其所涉及的特殊空间样态,成为空间研究的重要领地。其空间景观的构建呈现出由外及内的三维立体化影像表征,从镌刻历史创伤的地志空间到呈现荒芜战场的时空体空间再到进行记忆重构的心理空间,三个空间共同作用于战争电影空间景观叙事中,体现出战争空间的艺术审美价值,还原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记忆图景。     

从“影像奇观”到“浪漫现实”——由《失恋33天》看中国电影的审美转向

新世纪伊始,中国大片以影像奇观的类型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并在第一个10年取得成效。然而,2011年中国电影市场上出现的"大不敌小"现象,表明中国大片一统天下的局面正在被打破,中国电影的审美生态正在经历重大转变,即从"影像奇观"向"浪漫现实"转变。这一审美转向伴随着新世纪以来电影产业化进程历时10年之久,到《失恋33天》终于得以爆发。《失恋33天》对于中国电影发展的启示意义及其所引发的关于电影文化生态的美学思考是重大而深刻的。在"内容为王、品质制胜"的时代,靠视觉符码捕获观众的奇观电影正在遭遇发展的瓶颈,而以《失恋33天》为代表的富有创意的中小成本电影也许会为新世纪第二个10年的中国电影带来一片辉煌。     

“人民电影”的创建与“十七年”剧影互动的新变

新中国成立前夕到1952年初是“人民电影”的初创期。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将电影业由自主经营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造为由国家主导、资源归国家调配、创作服从于政治需求的“人民”体制。但这一重建过程绝非一蹴而就,而是困难重重,充满了各种博弈、对抗、让步、妥协和权宜之计。自身积累薄弱的“人民电影”的建设,既要改造商业电影的强大传统,又要探索建构属于自身的艺术语言,在短期内发展壮大,解决供需失衡的燃眉之急。在这种情况下,剧影间的互动,尤其是电影向戏剧借取资源,就成了“人民电影”产业重建的主要路径。由此,戏剧与电影的互动方式也在“十七年”时期出现了与此前迥异的特征。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中国化理论旨归

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从历史的深沉视野中客观地发掘“人”的历史发展规律,在塑造“人民”概念的过程中,对“人”的本质予以理论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人的形象”进行部分吸收与主动转化,在奠定“人民”主体性的同时,赋予“人民”以身份属性与集体属性,最终形成马克思主义之“人民”概念。马克思主义人民观通过“人的本质”揭示了“权利”的本源和主体,即“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的理论产物,是结合中国的现实实践并突出关怀“人民”的重要思想。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现实要求,即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理论的实践反馈。中国的人民之权利建构应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依托,以人民的利益为重要依归,确立生存权与发展权的价值先导性地位,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体系,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权利话语体系,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彻底实践“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根本要求。     

“电影电视”:一种新文体的诞生

当下越来越多较为成功的电视剧、动画片和综艺娱乐等电视节目,尝试走向影院的大银幕,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电影电视。电影电视的勃兴体现着复杂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既缘于媒介融合背景下影像整合的内在规律,也得力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外在召唤。全新媒介融合语境下的影像既扎根于传统文艺的沃土,又脱胎于深厚的影视积淀,实现了文艺形式的涅槃,电影电视这一文体的出现是影像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电影电视的内涵非常丰富,是一个不断发展衍变的概念。今天的电影电视在不断完善自身品质的同时,迫切需要建立一种身份自信和道路自信,应当大胆地明确自我既非电视也非电影的独特存在。电影电视概念的提出,并不是简单的名称转换,必将深刻影响到影像内容的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整个流程。     

“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与城市社会来临——从胡适的文艺复兴观论起

当代"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正在兴起,"中国元素"世界性象征义的发生,既表现为当代社会主体的价值取向,也表现为"社会底层智慧"的发展.本文居于城市社会学的视角,从分析胡适文化复兴观为起点,论证了"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发生的社会机制和现代社会关系,并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意义上,提出了"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的价值与功能.尤其是通过对"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的研究,以寻求有效引导其良性发展,由此推动中国社会的进化,并能够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到一种中国本土化的"城市文化资本"力量.     

教育流动与底层再生产——一种大学生“农民工化”现象的研究

实地研究发现,农村大学生农民工化趋势愈来愈明显,表现为经济收入少、福利待遇低、心理状态不良、身份认同危机等特征。该现象是由国家教育政策的城市取向、劳动力市场分割、社会资本缺失以及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弱势传承等共同塑造的。大学生农民工化现象表明教育流动功能受阻,加速底层再生产。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着眼于国家发展大局和长远利益,进行深入、系统的教育改革,回归高等教育优化社会结构的功能。     

电影的“城市性”理论与城市路径下的电影学研究

电影与城市之间存在着一种原初关系,城市是电影诞生的文化母体。电影具备一种"城市性"属性,它尤其体现在城市与电影互动的现象中。电影的"城市性"理论不仅具有理论创新意义,还具有方法论意义,它为电影学研究开拓了一条"城市"路径。重视从"城市"路径进行电影学研究,这既符合电影本身发生发展的历史事实,又能在"文化"与"空间"两个维度拓展电影学研究的新领域,克服将电影学研究局限于文本研究的偏颇。从"城市"维度出发,电影学研究可以在城市与电影相互关系、电影中的城市、电影旅游、城市电影史、电影物质文化遗产、电影与城市形象传播等许多领域大有作为。     

身份与认同：非遗纪实影像的“记忆之场”构建

纪实影像既是摹写记忆的载体,也是重塑记忆的场域。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对象的纪实影像作品开拓了国产纪实影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呼唤民族集体记忆的精品化路径。从近年来的创作实践来看,其建构“记忆之场”的方式在于：一方面,以时间维度联通历史记忆与时代语境;另一方面,以空间维度重塑大众在地性的身份认同。非遗纪实影像的“记忆之场”除叙事的表述以外,还含纳象征性意味,是一种符号化的记忆再现过程。在一定程度上,非遗纪实影像本身构成了国族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在影像建构的“记忆之场”中,人们未知或误解的非遗不再是“迷思”一般的存在,而是成为其坚定身份归属、增强文化认同的精神力量。     

革命与超越：“人民”概念的中国化

现代国家源于人民的普遍承认,人民是现代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启蒙思想家把人民视为享有自然权利的抽象个体之聚合,是理性视域下的公共人格。马克思超越了启蒙思想家的抽象认知,从理性领域深入到社会历史中,把人视为受到经济社会关系束缚的人,阶级被视为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无产阶级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以无产阶级为核心形成的阶级联盟就是人民。在革命进程中,人民概念在毛泽东的界定下实现了中国化。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地位与阶级联盟性质的基础上,人民概念有助于区分朋友与敌人、判定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力量来源、社会动员和革命道路等问题,为建立人民民主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语境下,人民被视为历史发展的本体与动力,是促进社会变革的先进力量,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并迈向更高历史阶段的倚靠力量,是历史本质得以真正实现的推动力量。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构研究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历史维度、现实维度、实践维度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历史维度：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动力支撑。现实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提供坚强保障。实践维度：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互构的嵌入点。突出初心使命、价值追求的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与强调精神、心理层面的政治认同、情感归属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尽管二者都有各自的理论属性、适用范畴,但二者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存在相互促进的内在互构,并有机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之中。为实现人民生活幸福的价值追求而团结奋斗,产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动能。因此,遵循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构逻辑,做到互促共进、同频共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然实现。     

“创熟”：激活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有效模式——“结构—行动”框架下F市T社区的实践分析

“创熟”的实质与核心就是通过激活和整合社区治理的各项存量资源和要素,实现社区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创熟”工作有效实施的背后在于遵循了一条可适的“治理共同体”逻辑链条,即“情感—利益—组织—命运”框架,该框架有效打通了“结构与行动”及“资源结构与规则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以情感、利益、组织、命运等社区资源结构为逻辑主线,以情感沟通培育、利益矛盾化解、主体合作共治、思想文化塑造等行动策略及其相应的情感联结、利益协作、组织保障、文化引领等结构化机制为内容体系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一体两翼”模式。     

相关的“邻人”：秩序、记忆与共同体——新冠疫情下的省思

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化蔓延,日常秩序的坍塌已成不争的事实。面对资本与生命的对垒、自然与社会危机的交织,无论是个人还是共同体,都不得不在疫情挑战下重新审视以往自身的生存样态。毋庸置疑,危机的有效应对必须以对危机的正确理解为前提,而在突如其来的全面失序面前,人们却往往固守于对既有秩序的依赖,倾向于对危机做常态化的解读。更进一步而言,与这种将危机正常化的尝试紧密相关的,是人们恢复安全感与控制感的要求,由此也使得个体性的认知表达逐渐呈现出以其群体归属为框架的特征。这意味着,对危机的不同理解是人作为能动主体建构的结果,从而反映出客观事实之外主体自身的现实变化,其中尤以随着旧秩序崩塌而来的种种旧边界的被打破,社会内部共同体的崩溃与重建为典型表现。概言之,人们试图重建疫情冲击下的世界秩序的过程,同时也是重构人自身生存处境,亦即重构人与人、个人与共同体等共同生活中的相互关系的过程。     

道路、风景与旅程——作为“旅途电影”的中国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及其空间修辞

道路是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一种历久弥新的空间性意象。在银幕上,道路跨越区隔,构建新的地理共同体;同时,道路对沟通、追寻或探索的意指,使其时常作为转型时期社会情态或个体心理的象征符号。近年来,诸多少数民族题材影片通过构筑旅途道路上流动而混杂的景观,阐释当下时代少数民族文化的多面性与复杂性。与呈现反主流意识与批判精神的公路片相比,这些影片理应被归入一种更为宽广的电影门类,即"旅途电影"(journey film)之中。影片的空间话语根植于传统文明与现代化进程、民族主体话语与去地域化潮流相互碰撞交织的时代语境,反映着民族文化生态的嬗变,也承载着当下中国电影人对民族文化内涵与命运的凝思。     

城市、媒体与“异托邦”——爱伦·坡侦探小说的空间叙事研究

随着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空间转向,文学批评不再视空间为单一、抽象的背景,开始重视文本中的空间叙事及其背后的政治、文化、身份认同及权力关系.作为一种具有鲜明的都市文化与现代性特点的文类,侦探小说从公认的开山鼻祖爱伦·坡那里,其空间属性便居于突出的地位.在细读“杜宾系列”、《人群中的人》《金甲虫》等文本的基础上,从亨利·列斐伏尔的“三重空间”理论出发,将其小说中的空间叙事置于景观空间、社会空间和个体空间的体系下进行梳理和分析,指出爱伦·坡的侦探小说由都市景观、大众媒体和异位想象共同构成,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则构成小说的内在推进力;而在“三重空间”中的死亡、凶杀和逃离则深刻揭示工业社会下的身份焦虑,是美国19世纪上半叶由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城市化导致社会矛盾加速过程的象征性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