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依法行政中的法律优先与法律保留

法律优先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是依法行政的内容,也是确定行政立法权限的原则。法律优先要求高位阶的法律规范的效力优越于低位阶的法律规范,低位阶的法律规范不得与高位阶的法律规范相抵触,同时还要求公民基本权利对行政的直接效力和违反法律优先原则的审查。法律保留原则中的“法律”不包括行政立法,相对法律保留中的“法律”是授权法。法律保留原则的范围已经从干预行政扩大到给付行政、内部行政等领域,重要性理论是判断法律保留范围的主要根据。我国法律保留原则已经得以确立,但是还有需要加强之处,法律保留原则的实现也同样需要违宪审查或司法审查机制的保障。     

荀子的“法而议”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荀子·王制》篇提出了“故法而不议，则法之所不至者必废”。作为儒法两家对立局势的破冰之人，荀子引礼入法，提出“法而议”的法律思想主张，宣扬兼重法律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最终选择以“法义”为代表的实质主义作为法律价值遵循。对于现代法治而言，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方略下探究荀子的“法而议”思想，对确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具有重大价值。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意义上，“法而议”思想对依法立法、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等具体操作也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我国节水立法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我国节水立法历史和现状的分析、评述,总结出当前我国节水立法面临的三大主要问题,进而从立法位阶、立法体例、立法结构以及节水法律原则、法律制度和措施、法律责任等方面,对我国未来全国性节水立法提出积极建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法律位阶探析——以《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为例

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法律位阶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立法合宪性问题。《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公布标志着该法在此问题上已有定论,但该法的法律位阶及相应的立法活动是否"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仍有讨论的空间和研究的必要。因为这不仅直接影响到该法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的实施及实效,该法的特殊重要性更是分析全国人大常委会之立法"错位"的一个绝佳样本。该法作为国际私法领域的基本法律和未来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决定了其立法权应属于全国人大,但该法最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事实表明,我国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的有关立法存在严重的不科学和不规范问题,有必要从宪法和宪政的层面予以规制。     

恩格斯自然观及其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的启示

在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中,如何确定立法目的及其构成,如何安置不同立法目的间的位阶,如何在具体法律规则中贯彻、体现立法目的,以全面实现《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应然价值和制度功能,是迫切需要澄清与解决的问题。恩格斯的自然观在四个维度上科学地阐释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具有历久弥新的理论价值,在我国修订野生动物法律制度中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我国应在立法目的条款中增加"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惩治危害野生动物保护行为"内容,妥当安置不同内容的顺位;应结合立法目的,修改法律名称,扩大野生动物保护范围,合理调适保护、利用和惩治违法行为的关系,增加野生动物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内容。通过此次修订,进一步实现野生动物立法的应然价值和制度功能。     

论作为立法用虚词的“必须”——主要以“应当”为参照

在我国既有的立法经验中,虚词“必须”被大量地用来设定义务性规范或针对某种事实的、含有一定价值期待的限定语;与此同时,“应当”一词也被用作几乎同等的角色.法律语言学及立法学的研究表明,法律用词必须讲究统一性(能用一个词表达的就不用两个词)、单义性(一个词只应具有一种意义)和稳定性(一个法律用词不应具备可替换性),因此,具有几乎同等功能和意义的“必须”与“应当”两词只应保留一个.在参酌法律语言学、立法学及法理学理论的基础上,对几部法律文件的经验考察表明,应当用“应当”取代立法中的绝大部分“必须”.     

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现状分析

农民工特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还不完善,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立法目前主要还是依靠地方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立法工作滞后,立法空白多、位阶低、体制不规范、适用范围窄。其原因有三:一是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的限制;二是与社会保障体系相关制度的“约束”;三是观念障碍。     

关于“见危不救罪”的法理学和刑法学思考

“见危不救”应否定为犯罪,必须在对“见危不救”准确界定和分类的前提下,通过对法理学中法律的道德基础、人性基础、价值基础、法律的创制以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等内容的分析比较,通过对刑法学中立法意义上的犯罪本质之规定性、刑法因果关系、刑罚目的和价值的剖析,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任何不加分析地一味主张“应该”或“不应该”都是不可取的。     

追求效率的程序——关于立法程序制度构造的另一种思考

民主,毫无疑问应该是立法程序的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但它不是惟一的因素,效率同样也是立法程序所追求的目标。事实上,许多立法行为或程序要素的设置并不具有政治或伦理色彩,却关系着资源利用和配置的优化,因而需要以效率的标准加以衡量。程序效率价值不仅可以用来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整个立法程序制度优劣的指标,也可以用来对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进行定量分析。通过降低经济成本总量,实现立法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是提高程序效率的基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