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城市化单元的代际互动与理性秩序

“家庭城市化”是中国城市化的基础社会单元,家庭在城乡社会转型中的结构、目标、秩序等发生多维裂变重组,城乡之间的“进”“退”表征在家庭内部代际间不断展演。研究以城市化中极具转型张力的拆迁家庭为个案经验,通过对其代际关系的切入分析,发现父代在地利显化中主导了家庭资源配置权,而子代则在“社—家”双重结构性关系中形塑了弱主体性。家庭城市化单元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中分化为三种代际互动模式：代际冲突型、代际均衡型和代际博弈型,而代际关系则在共同的家庭发展目标中实践了“三代一体”的团结型代际妥协。家庭城市化单元理性秩序的形成,其背后是个体、家庭之于宏观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下的策略选择。     

整合性溢出：老年人自养秩序的一种解释——基于豫、鄂、湘三省的田野调查

当前,农村老年人自我养老已经成为普遍事实。基于四代家庭结构,构建“整合性溢出”的分析框架,试图分析农村初代老年人自养秩序的形成机制。农村家庭面临的发展压力,是初代老年人与新三代家庭分隔的外在驱力。“新三代家庭”内部进行了资源、伦理和情感的三重整合,强化了其内在整合动力和代际间的下行支持力度;而初代老年人因有基础性收入保障和村庄熟人社会基础,降低了对子代家庭的代际反馈要求。在新三代家庭整合、初代溢出的双重作用下,农村养老反哺模式难以维系,初代老年人从农村家庭中“整合性溢出”,自养秩序得以生成。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新反馈模式——基于城市青年婚房购买的研究

婚房在婚姻缔结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面对居高不下的房价，父母给子女购买婚房的现象已十分普遍。文章通过分析城市家庭父母和子女在婚房购买中的理念和行为，透视城市家庭代际关系的新变化。研究发现，中国传统家庭代际关系的反馈模式有所发展，但未被彻底颠覆，家庭中抚育—赡养的代际关系得到了延续。然而，代际支持的时空、强度和内容都有了变化，由此形成了新反馈模式。这种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父母的财产转移提前，对子女的支持力度更大；父母和子女分居不分家，代际互动频繁；子女对父母的支持更多体现在精神情感方面的支持，父母的支持与子女的回馈不均衡，回馈时间延迟。     

居住模式、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关系研究

老年人居住模式与主观福利的关系是家庭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基于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以代际居住距离为切入点,考察“亲子同住”、“分而不离”以及“既分又离”等居住模式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差异,同时进行影响异质性及影响路径的讨论与检验。研究发现：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抑郁程度呈正“U”型关系,与生活满意度呈倒“U”型关系,“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状况更具优势,尤其是女性、年龄相对较低和有一定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从影响途径看,“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主要通过增加子女的经济支持、改善代际关系以及提高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水平,从而促进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其中,代际关系的改善是“分而不离”居住模式提升老年人主观福利水平的主要原因。     

代际共居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基于嵌入性理论视角

本文基于嵌入性理论,将老年人个体经济行为嵌入家庭代际关系中,构建一个“代际共居—家庭代际关系—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机制,并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运用IV Probit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倾向值得分匹配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代际共居能显著提高老年人劳动供给;代际共居的不同细分维度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影响的效应值存在差异,其中与经济不独立子女同住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影响的效应值最大;家庭代际关系在代际共居与老年人劳动供给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其中代际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对老年人劳动供给产生“促进效应”,代际照料支持对老年人劳动供给产生“挤出效应”。     

从“婚配”到“婚恋”：婚姻模式变迁与农村光棍形成——基于关中L村的实地调查

随着打工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农村婚姻市场形成和自由恋爱逐步兴起,由父母主导的传统“婚配”模式向子女自主选择的“婚恋”模式变迁。在开放的婚姻市场中,对婚姻资源的激烈竞争促使农民的婚姻责任发生了代际重塑,表现为子代在婚姻市场中负责恋爱找对象,父代承担婚姻消费支出。从“子代找得到”与“父代娶得起”两个维度分析农村婚姻缔结过程与光棍形成机制,可建构出农村的三种光棍类型。在紧张的婚姻形势下,为了应对婚姻压力,农民的家庭策略发生了重要变化：传统的小农家计模式难以应对婚姻的竞争性消费,倒逼农民主动进入务工市场;父代通过抬高婚姻支付来增加子代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农民生育观念随着婚姻压力增大而改变。     

农村代际关系情感化 ——基于城郊农村的调查

在社会转型期,农村代际关系逐渐呈现情感化趋势.通过对城郊农村代际关系进行田野考察,在三代视域中分析农村代际关系的变迁及其互动逻辑.结果表明:城郊农村子代与父代的关系表现为交往型代际关系,即以"资源投入-情感反馈"为核心的互动模式,并具有子代依附性、代际互动日常性与互惠性、价值整合性特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打工经济的兴起、计划生育后家庭结构少子化趋势、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城郊家庭"一城一乡"居住格局,共同构成交往型代际关系的社会基础.在交往型代际关系中,父代与子代形成多元互动策略,通过教养分离、亲密关系建构和互动均衡维持家庭代际关系的总体平衡.交往型代际关系是父代与子代共同调整的结果,具有高度情感性特征,有利于子代发展和家庭关系和谐.基于此,建议重新审视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及其平衡过程,以此理解社会转型中的家庭变迁.     

“闪婚”：社会流动背景下的父权与婚姻

以江西安义农村为例,探讨打工潮流中,农村婚恋家庭领域新现象——“闪婚”的成因,找寻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家庭归宿。研究发现,将婚姻形式的偏好纳入流动的时代背景,从家庭代际关系的互动模式切入,“闪婚”成为安义农村地区婚姻形式主流具有结构性原因。年轻人在打工时代遭遇了本地恋爱不现实、跨省爱情风险高等婚姻困境,父辈对年轻人的婚姻支配权及对他们婚姻稳定的强烈期待,共同促使“闪婚”成为当地婚姻“潮流”。“闪婚”是代际双方顺应农村社会的流动性,做出的无奈之选,务实之选。     

代际互惠对中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从西方学者关于代际互惠的研究传统出发,认为得到子女支持和向子女提供支持这两种行为只有在形成互惠的条件下才对老年人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有显著的提升作用。通过对2010、2012和2014年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深入分析,验证了代际互惠对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积极影响;并且,双向互惠的代际交往关系对那些资源相对匮乏的老年人更加重要。这些发现有力地支持了西方学者关于代际交换与交换公平的理论,同时也对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家庭的代际交往关系及其对老年人福祉的影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退而不休:农村养老模式变迁研究——以东部地区农村为例

东部地区农村老年人能够获得稳定的制度性养老保障,但普遍进入非正规就业的劳动力市场,呈现出一种退而不休的自我养老的状态,改变了原有的在家庭资源匮乏条件下伦理型的代际关系。退而不休得以维持有两方面的原因:在地化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适合老年人的工作机会;社会的价值伦理规范为老年人提供了内在动力。研究认为,资源变量对代际关系具有重要作用,与中西部农村相比,东部地区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与务工收入作为重要的经济资源,缓解了转型过程家庭发展压力所产生的矛盾冲突,代际关系呈现出情感性转向的特点。     

家庭代际分工与农村妇女地位提升

中国农村家庭在转型期形成的代际分工模式对促进妇女就业和提升妇女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代际分工模式将中青年妇女从家务负担中解放出来,缓和了妇女的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之间的紧张关系,为妇女持续参与市场奠定了重要基础。代际分工模式建立在亲代对子代厚重的责任伦理和家庭本位的生活逻辑之上,是转型期农民家庭应对现代性压力的重要方式。本文分析表明,代际分工模式重塑了妇女与家庭的关系状态,妇女地位的提升不再完全是家庭内部权力斗争和权力博弈的结果,而是家庭功能性整合的产物,从而超越了家庭权力斗争的视野。因此,对妇女地位的研究要立足中国本土的社会基础和制度环境,促进妇女权利保障与家庭发展的良性互动,实现妇女地位提升、真正通往美好生活的目标。     

土地流转对中国农村老年人照料方式的影响

分析土地流转对中国农村老年人照料方式的影响。总体来看,中国农村老年人照料状况不容乐观,需要照料的老年人中,超过2成无人照料。土地流转、子女外出务工、经济贫困以及代际关系疏离都会显著降低农村老年人家庭照料的可能性。土地流转与子女就业、代际关系交织互动地影响农村老年人照料方式,但土地流转与经济收入的相互促进作用对老年人照料方式没有显著影响。全部子女务农或代际关系疏离的土地流转老人社会照料的可能性显著更高。实地调研资料也显示,不少农村地区已经在探索“以地养老”的社会养老模式。     

代际支持视角下养老模式更替研究

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将代际支持、储蓄率分别作为“家庭养老”和“储蓄养老”模式的载体,研究养老模式的更替问题。结果表明:子女给予的经济支持和非经济支持均会降低老年人的储蓄率,且经济支持对于老年人储蓄率的影响效果大于非经济支持。此外,在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储蓄行为产生的影响中,经济支持占据决定性地位,即以经济支持为主和非经济支持为辅的“家庭养老”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替代老年人传统的“储蓄养老”模式。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并且不断创新养老模式,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提供更全面的保障。     

基于家庭策略的贫困代际传递治理

家庭是贫困治理的社会基础,有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是贫困治理的重要方式。基于家庭策略的视野,通过对两个贫困家庭在减贫过程中不同减贫方式的分析与比较,探讨家庭策略如何被自主运用来解决贫困问题。研究发现,“反馈模式”的代际关系下,多子女所带来的路径可选择性与关系灵活性让家庭有更大空间采用有效的家庭策略,以“代内合力”和“代际合力”为一部分子女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充分的资源及“资源变现”的空间与条件,从而为实现“家庭减贫”创造机会。在巩固脱贫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进程中,家庭作用的有效发挥能充分激发家庭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实现脱贫致富。     

作为代际剥削手段的彩礼——转型期华北农村彩礼习俗嬗变研究

彩礼是婚姻支付的重要形式,其变迁与农村社会的巨变紧密相关。进入新世纪后,华北农村的彩礼习俗发生了质变,彩礼本来是缔结婚约的标识物,也是代际之间均衡的财富转移方式,现在却变成了代际剥削的手段,子代借此向父代索要高额家庭财富,推动了彩礼数目的暴涨。彩礼性质的嬗变是家庭结构、家计模式和代际关系变迁合力型塑的结果,其中代际关系失衡是根本原因。     

变色的嫁衣:作为代际剥削手段的彩礼——转型期农村彩礼习俗的性质嬗变研究

彩礼是婚姻支付的重要形式,其变迁与农村社会的巨变紧密相关。进入新世纪后,豫东农村的彩礼习俗发生了质变,彩礼本来是缔结婚约的标识物,也是代际之间均衡的财富转移方式,现在却变成了代际剥削的手段,子代借此向父代索要高额家庭财富,推动了彩礼数目的暴涨。彩礼性质的嬗变是家庭结构、家计模式和代际关系变迁合力型塑的结果,其中代际关系失衡是根本原因。     

转型期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再平衡机制

代际关系是家庭关系的主轴。随着家庭现代化的转型,代际出现资源和权力双重失衡但家庭仍然维持整体平衡样态的悖论。从家庭再生产视角出发,通过对家庭代际关系性质和功能的探讨,指出当前代际关系的双重失衡正是代际双方在家庭生存理性下采取的策略行动。通过采取资源下位优先分配、权力独立且合作、情感表达日常化与世俗化等调适手段,代际形成基于价值与情感整合的再平衡,并生成新家庭主义,在发挥家庭合力的同时带来家庭风险。上述研究表明,现代化背景下中国家庭发展走向并不符合家庭现代化理论,呈现出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需要更加细致和持续的研究,家庭政策制定需要面向家庭整体。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

利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脆弱性内容、生计资本、结构与过程转变条件对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联动效应及其路径选择,探索性地识别出两类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即政策文化制约模式和社会与资本阻碍模式。研究发现：(1)单一条件并不构成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必要条件,但是人力资本在是否发生贫困代际传递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脆弱性内容、生计资本、结构与过程转变条件“多重并发”,形成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的多样化组态,即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具有“殊途同归”的特点。建议探索构建“政、社、民”多元联动扶贫机制,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阻断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引导农村家庭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自主型”代际关系与农村养老秩序——基于川西平原S村的实地调研

调查发现,"自主型"代际关系逐渐成为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新动态,其主要特征为代际之间财产分配自主化、伦理责任低度化及情感高度关联化。自主型代际关系形成的结构性诱因是婚姻模式的情感化、村庄竞争的弱化以及相对健全的养老保障政策。其最直接的社会效应表现为代际之间在物质上既脱离剥削而情感上又温情脉脉,代际在"抚养—赡养"的关系中具有更大的自主空间,而非明确的权利义务责任关系。由此,农村秩序化自我养老模式得以形塑。     

家庭代际关系类型及其城乡差异分析

利用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从家庭整体视角对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类型及其城乡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家庭整体视角下三种代际关系类型（紧密型、赡养有间型和疏离型）的共同特点是子女均为父母提供了高频的经济与情感支持,代际空间距离的扩大是形成赡养有间型和疏离型的重要因素。代际关系类型具有显著的城乡差异,城市占主导是紧密型,农村占主导是赡养有间型。代际关系类型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显示,无论城乡,高龄老人与子女更有可能成为紧密型,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更有可能与子女成为赡养有间型,失能以及丧偶的老年人不太可能与子女成为疏离型,儿子与女儿数目的增多显著降低家庭成为紧密型的可能性;此外,结果还显示老年人独立住房的拥有增加了城市家庭成为紧密型的可能性,但是降低了农村家庭成为紧密型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