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与江南私家园林之关系

江南地区明净秀丽的水之气息和声色形态赋予其地区园林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境,使其在文学发生、创作以及文人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园林景色不仅激发文人的创作灵感,更成为了文人寄情言志的载体。作为文化典型的文人士大夫们亦喜爱造园、说园。以园林为场域发生的文学作品数量丰富,文人聚集与此而创作的文学作品数量亦相当可观。反之,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也在一定意义上赋予了园林自身所不具备的文学意境。本文对文人在园林中文学创作、园林对士人心态的陶冶等问题进行探究,力图在重现这一时期私家园林和文学互动图景的同时,展示文人笔下的江南私家园林真实风貌。     

孙吴子书的政治取向及其对孙吴文学的影响

三国时期,孙吴文人关心国事,建言建策,创作了大量反映个人政治主张的著作,但这些著作大多已经散佚.集中审视现存孙吴子书残文,归纳其政治主张及其文化内质,以及对于孙吴文学创作的影响,有助于了解孙吴政权中的文人心态,以及与这一心态相关的社会意识和文学创作.     

清代女性诗人的联吟唱和与存稿情况例说

清代女性诗歌创作,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女性作品,数量和规模均为历代女性创作之冠。这一现象与江南地区文学世家的繁荣、女性创作者之间交流联系的紧密、知识女性结社及文人招收女弟子等群体性的创作活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对传统的女性学习和创作观念发生了冲击。因此,本文就女性诗作者之间不同形式的联吟、唱和活动举例说明,并以此为基础讨论分析女性作品的保存与流传情况。     

明代江南地区游具的设计美学研究

有明一代,旅游不再是王公贵族、地主豪绅和文人士大夫的专利,普通民众也汇入游历的群体。为区别于众,江南地区的文人们尤其注重能象征身份和塑造品位的游具,并从坐而论道转而为行之以躬,亲自参与游具的设计和审美,不仅赋予了器物文人气质和文化内涵,也沉淀了江南地区游具特有的美学特质,引领着游具设计审美文化的发展。     

古代江南文人的竹审美与园竹景观塑造

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对美的感受不一样,构建景观的能力和方式也不同。古代尤其是宋元时期在江南地区生活的文人士大夫依赖当地的水、竹生态,通过对庭竹、盆竹的欣赏和培育,以及竹画等方式,积极地创作出以竹为审美对象的园林生境,这个传统成为中国古典园林文化的重要物质和精神来源。     

胜景品赏与地方记忆——明代南京的游冶活动及其所见城市文化生态

文人雅士对城市文化的构建具有关键作用。由胜景品赏主题切入,关注文人士大夫的相关诗词图绘,考察不同时期文化生态对文人理解城市方式的影响,以及在此脉络下城市文化的形塑过程,当是有效的途径,但以往的研究却殊为少见。明代南京的胜景品赏活动,先是明初史谨的"金陵八景",其时文士的活动空间尚囿于城内及近郊,成熟的游冶空间格局还未形成,理解南京的方式更强调城市的政治属性。永乐迁都后,随着吴派文人逐渐主导了金陵文化圈,表现城市的方式带上了较多文人色彩,文伯仁的"金陵十八景图"便已脱离了对政治属性的强调,转而关注城市本身的历史和文化。及至晚明,为了自身的身份认同与强化阶层的外在边界,文人士大夫兴起了游冶观览胜景的风潮,余孟麟、焦竑、朱之蕃、顾起元发起的关涉"金陵二十景"的"金陵雅游"活动,即为相应的典型行为。此后朱之蕃又自选"金陵四十景",调和金陵之王气与文人之品味,并顺应城市想象的惯性路径,远追南京的六朝文化,从而形塑了记忆城市的格局,确立了影响至今的南京城市游冶空间。     

左思《三都赋》与西晋文坛风气

左思以诗作享誉百代,却以创作《三都赋》震动西晋文坛。从《三都赋》的创作、面世到引发“洛阳纸贵”的震动,反映出西晋文坛一代风气：其一,西晋统一的短暂繁荣激发起文人创作大赋的巨大热情,消歇数百年后,大赋又进入了繁盛时代;其二,都城洛阳迅速形成一个庞大的文人集团和诗赋创作中心;并兴起一种文人结集、相互标榜,以赋赠答,以写大赋为荣的文坛风气;其三,由于南北文化的交流、碰撞,西晋文坛盛行争辩、品评之风;其四,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形成了在赋创作上追求个性化的思潮。从风格讲,左思的赋作与诗作基本上是统一于“左思风力”的。     

怪诗拾趣

江陵区扬州,三千二百丽,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舞文弄墨是文人墨客的共同雅好。其实,文人们在遣词造句之间,也给世人留下了足可开颜的"文趣"。闲来翻书,发现有很多文人创作的"怪诗",读来颇     

初唐歌行的都城书写及其诗歌史意义

初唐歌行呈现出大量的都城书写,其书写模式主要可分为三种,运用散点透视的手法描写两京都城的建制和建筑景观,记录两京都城中的文化生活和都城意象的书写。其中,记录都城文化生活多有采用"公子""娼妇"对写模式,浓缩化的都城意象书写则扩大了都城的文化内涵。这种书写受都城赋的影响很大,同时也与统治者的喜好、宫廷诗的影响及京都生活时尚有关。在这些书写中,诗人们将两汉以来都城建制中天人合一思想转换成宇宙意识,推进了唐诗时空意识的思考。都城书写中也富含诗人们的盛世想象和英雄怀才求志的抒写,是诗歌盛唐到来的重要准备。同时,也影响了其后的歌行创作。     

辽、西夏、金都城建设对中原制度的模仿与创新——兼论唐、宋都城制度对少数民族都城之影响途径

辽、西夏、金三个少数民族政权都城对中原都城制度的模仿主要表现在都城的基本形制、附属建筑及整体布局等宏观方面.另外,他们还会根据本民族特点和环境需要对中原制度作出调整,形成自己的特色.少数民族政权模仿中原都城制度有间接继承和直接继承两种途径.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跨朝代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都城制度的模仿具有混合性特点.     

一个江南底层文人的文学生活——《管庭芬日记》与清代中后期文人形态

清代管庭芬日记记载了其几十年的文学阅读、写作和交往状况，展示了一个江南底层文人文学生活的基本面貌和特征。失败的科举生涯，让管庭芬的求功名的心态转向求归隐，深刻地塑造了管庭芬的文学生活，让其回归到生活的本真，文学表现出志趣下移和超越日常的趋向，走向生活世界与艺术世界的融合。管庭芬文学生活并非仅为个体性的活动，也是江南文人文学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代表了清代中后期文人的一种生活形态。     

乐府江南诗中“江南”意象的形塑及其流变简

乐府诗对“江南”的展现经历了汉末古辞奠定基调、萧梁文人雅化与唐代重回现实风俗三个阶段,形成了以采莲与采莲女为基本要素的经典“江南意象”,这一意象的提炼形成与继承转变体现着一定时期内创作者的文化意图,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这个时期的社会风貌：汉代古辞《江南》是后世江南乐府诗的起点,它本身的叙事策略使有限的文字提供了风情无限的情境。如何在表达文人理念、创造新的写作传统、表达旧有的江南主题间寻求一种平衡,梁代诗人雅化的《江南弄》即是一种回答。从这些浓郁文人风的乐府诗里,很容易捕捉到粱代文人与民间对江南不同认识的微妙差异。梁代江南乐府诗开创了一个描写江南的新经典,它构成了粱式的江南中心和主要意象。关于江南,唐代诗人的意图与其说是塑造一个符合现实理念的形象,不如说是一种体现作者官方职责的诗歌表达。文人利用诗文等进行社会教化,拯弊匡俗的心理甚于以往。而另一类诗人选择江南某些地区进行追慕式的述怀,略带夸张的描述连同诗人的过于浓重的情感,或许是一种避开朝廷党争纠缠、偏居一方乐山乐水的说辞。     

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

元代文学具有中国文学史上最广泛、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家群体。元代文学的特色之一,是不同民族的文学家使用母语以外的汉语进行文学创作,形成双语文学现象。元代双语文学现象与双语文学家的出现,是社会和谐因素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体现。从元代开始,来自北庭而在江苏落地生根的双语文学家族,如定居如皋的不花帖木儿家族（冒氏）、定居溧阳的楔氏等。蒙古别不花家族的不花帖木儿在诗歌创作方面有一定成就,高昌回鹘的锲氏文学家族先后出现了侯玉立、俟逊等诗文作家,为古代多民族文学格局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为元代文学和地域文化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课题。     

从元散曲审美风格看文化风尚的变迁与文学的代兴

元代文人在经历了政治的变迁和文化的断裂后,他们的处境失落而窘迫、心境惨淡而灰冷。但从文学代兴的意义上来说,元代文人之不幸,不仅刺激了他们的创作冲动,同时也改变了他们的创作风格,成就了“一代之文学”。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产生于元代论

说话高度发展于南宋，真正的通俗小说的编写和刊行则是始于元代。目前所见能确定时代的通俗小说刊行本没有早于元代的。元代有着十分有利的通俗小说刊行条件：元代重视实利和重视享乐的社会风气有利于消遣性的通俗文学作品刊行；元代一些杰出的文人被迫进入娱乐业，从事通俗文学活动；元代开始了白话文创作的良好氛围；当然元代的商业、科技、交通、城市等条件也客观上为通俗文艺发展铺平了道路。基本上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产生于元代。     

元代畏兀人偰百辽逊的送别诗

“华夷一体”是元代文坛的重要特征。高昌偰氏家族在元代多族士人圈中活动频繁。偰百辽逊的别集孤本藏于韩国,待阐发处甚多。其送别诗投赠对象有汉儒、西域亲友、入华穆斯林、僧道等,这证实了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有之精神财富。其诗歌呈现出西域人善于理财的文化特征,乐观幽默、勇武任侠的民族性格,为诗坛增添了新的光彩。在体裁选择上,偰百辽逊将西域音乐特点融于汉语诗歌创作中,五句诗、六言诗等“杂体诗”别具一格。其诗感情真挚,证实了元代多族士人间关系之紧密。西域诗人对于科举的关注,畏兀家族连胜科场,当是元代文史不同往古的新异之处。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可以发现元代诗歌有别于唐宋的“异量之美”,更好地构建涵括多民族文学的“中华文学史”。其中教益,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借鉴。     

共荣与互鉴:元代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文学特色

多元的民族文化对元代文学创作有重要意义。草原文化有自身的文化特性,如坚毅勇武,豪爽真率,注重经济等,这些草原文化的民族习俗深深影响到了元朝的治理。蒙汉治国存在着文化差异,大元王朝始终以蒙古贵族利益为上。在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中,少数民族文人取得较高的文学成就,元曲和诗歌都深受草原文化的熏陶,这种文化使元曲的语言更加生动活泼,诗歌的风格更为雄浑壮丽。多元的文化格局促使元代文人更为关注自我,重视自我的生命意义。     

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盛行成因再探

宋元之际词人交游唱和之风十分盛行,如前所述,从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成因中,可以看出宋元易代之际的某些时代风气、文人心理、生活观念、地域特点、社会审美习俗、文学创作倾向等,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     

《全元诗》作者的地理分布的可视化分析

《全元诗》收入元诗作者4 950余人,有籍贯或省籍著录者共3 106人。从作者省籍分布来看,南方集中于江浙行省及其周边省县,北方集中于元中书省所辖腹里地区,前者以浙江、江西、江苏、安徽为主,后者以河南、山东、山西、河北为主。总体上,南方作者比例升高,北方作者则比例下降。从作者籍贯的地理分布来看,苏州、宣城、杭州人数占据前三,与《全元文》相比变动较大。从浙江籍作者的各路分布看,台州、绍兴、杭州三路总量靠前,具体州县上,则以杭州、绍兴、湖州等为主要分布点;婺州与庆元二路在《全元诗》中排名相比在《全元文》中下降显著,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文胜于诗的地域文化传统特色。     

江南文化的浮沉与吴中四士论

初唐诗如何走向盛唐诗是研究盛唐气象生成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更多地是关注文学繁荣的政治、经济等因素,而忽视了在文化整合过程中江南文化的价值.江南文化在初盛唐之际从隐没走向复兴预示着唐代文学观念的本体回归,而吴中四士以淡泊旷达之人格境界、放浪自由的行为姿态进入北方社会而自觉接受北方文化的熏染,其江南水性的诗风在客观上促进了南北文学交融,成为初盛唐诗歌嬗变的一个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