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名以求王道——民国时期宋育仁复辟诉求的经学视野（1912—1924）

“正名”是儒家政治思想中非常重要的观念。深受传统学术熏陶的读书人在面临近代中国新旧秩序急剧更迭之际，倾向于利用既有思想资源去回应政治现实。1914年的复辟风波中，宋育仁提出辛亥鼎革符合《春秋》“王鲁亲周”的大义，只需民国临时总统袁世凯正名“总统”为“公”，即可复辟王道。为了瓦解民国的正当性，宋育仁进一步辨析“革命”“禅让”等名词概念的政治内涵。尽管这些努力在新时代的形势下都难以成功，不过这套经学政治话语颇能折射出民国时期多元歧异的政治文化。     

墨子的礼乐批判及其美育观

墨子对礼乐传统和儒家礼乐教化的批判 ,大体上是兼顾礼乐的 ,而对春秋以来的礼乐活动的批判则主要侧重于“乐”即当时社会的审美和艺术活动方面。这主要通过墨子的“非乐”论集中表现出来 ,突出地体现出他的礼乐教化观的功利主义特征。《墨子·非乐上》载 :子墨子言曰 :“仁之事者 ,必务求兴天下之利 ,除天下之害 ,将以为法乎天下 ,利人乎即为 ,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 ,非为其目之所美 ,耳之所乐 ,口之所甘 ,身体之所安 ,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 ,仁者弗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 ,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     

华夷天下观：古代东亚各国共有的国际理念

华夷天下观不仅是中国传统的外交思想,也是古代东亚各国共同拥有的外交理念。在由“华”与“夷”共同组成的天下中,实力最盛的中国负有维护东亚世界繁荣和稳定的使命。历史上,朝鲜、日本和越南深受华夏文明的影响,华夷天下观在“朝贡-册封”的互动实践中成为东亚各国的共有国际理念,各国以此为指导思想来参与国际实践。传统东亚世界就是在华夷天下观这一国际理念支配下,出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中华”与周边诸国各自中心的“小中华”并存的格局。文化认同是维系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命脉所在。     

哲学与诗学的冲突和融合——董仲舒诗学观探微

诗三百在董仲舒阐述春秋大义的过程中主要发挥“达意”、“正言”的作用。基于此,董仲舒提出“以诗为天下法”的诗学观点,但在“知天”的问题上拒斥了诗和诗人,主张“知天,诗人之所难也”。同时,《诗》、《春秋》在董仲舒阐释哲学的过程中面临着共同的困境,由此提出“诗无达诂”、“春秋无达辞”等理论命题。在现实政治的情境中,“知天”的问题非但是诗人所难,董仲舒本人也是难以把握的。     

浅析《春秋穀梁传》的“内鲁”思想

《春秋穀梁传》中存在浓厚的“内鲁”情结。但是与《公羊传》“王鲁”、“当新王”的思想不同,《穀梁传》的“内鲁”观念首先是对《春秋》书写记录的技术性方式的客观反映;其次,“内鲁”体现了宗法秩序下血缘性的亲疏情感;再次,“内鲁”还与周公及周礼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内鲁”在文化意义上是对周礼精神和内容的抢救与尊重,显示出一种文化认同和政治秩序的意味。     

沃格林论“天下时代”的秩序转换

作为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的替代性理论,沃格林的“天下时代”以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刻画了人类文明的秩序变迁：从“治出于一”的宇宙论帝国秩序到“治出于二”的“天下秩序”。天下秩序的核心是精神与权力的分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世界宗教与世界帝国的对峙及其张力。秩序本性从“社会的宇宙化原理”转向“社会的人化原理”;秩序的担纲者从“前天下时代”集宗教权力与政治权力于一身的帝王转变为文明的精神担纲者——圣贤、先知、哲人。这些转变的核心是“精神突破”,在具体社会不再能够承载生存意义的状况下,它指向以人的内在心性承受超越体验。     

论近代启蒙思潮对纲常名教的批判

中国近代，西方列强的枪炮震醒了古老的东方帝国的千年梦境，一大批有良知、有民族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在启蒙与救亡的使命感召唤之下，积极吸收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激烈的批判。纲常名教典型地表现了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和野蛮成分。它以哲学上的“天下”观念为根据，以封建专制政治为载体和现实保障，成为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极大障碍。启蒙学者对它进行了系统、深刻的批判。一、以西学的国家观念批判传统的“天下”观念中国儒者往往以平天下治天下作为自己的理想和使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董仲舒的《春秋繁…     

公羊家隐性批判“讳”的理性审视

＂讳＂是春秋公羊学的重要理念。《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不仅是《春秋》笔法,也是《春秋》大义。＂讳＂本质上是一种独特的中国式隐性批判,体现了孔子作《春秋》的价值命意。理性审视隐性批判＂讳＂,不仅能加深理解《春秋》尊尊、亲亲、贤贤大义,而且能加深理解公羊学派的批判精神,还能加深理解春秋时期的历史真相。     

宗法今解——兼与杨宽先生商榷

要研究西周、春秋社会政治制度,必需研究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杨宽先生《古史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一书,从三礼探讨西周、春秋社会政治制度。拜读之下,有很多感想,现以宗法制度为例,提出来与杨宽先生商榷。《新探》“试论西周春秋间宗法制度和贵族组织”章中,谈宗法制度的,有这么一段话:“按照宗法制度,周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称为天下的大宗,是同姓贵族的最高族长,又是天下政治上的共主,掌有统治天下的权力。天子的众子或者分封为诸侯,君位也由嫡长子继承,对天子为小宗,在本国为大宗,是国内同宗贵族的大族长,又是本国政治上的共主,掌有统治封国的权力。诸侯的众子或者分封为卿大夫,也由嫡长子     

文化的政治学--试论先秦儒家政治思维的文化取向

一　　孔子和儒家所处的春秋战国 ,无疑是一个政治与文化日益朝着多元分化与异质裂变的方向发展的时代 ,当时学者所谓的“今诸侯异政 ,百家异说”(《荀子·解蔽》)或“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足以表达这一时代的政治与精神的状况。正是为了救治这种时代的分裂状况 ,以便重新实现政治与文化以及学术思想本身的整合 ,先秦诸子分别提出了他们各具特色的救世方案和政治理论。就先秦诸子中最具影响力的四大政治思想流派而言 ,道家主张“以无事取天下” ,只要信赖人类自然本性的力量就能重新恢复社会的秩序 ;墨子以为建立一套完善的刑政…     

墨子非儒不非《诗》论——兼说儒墨政治理想之同

墨子的所处时代,据《史记·孟子苟卿列传》说:“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但是《左传》与《论语》中均未有涉及墨子的记载,而《墨子》中则多有提及孔子。又《孟子·滕文公下》云:“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据此推断,墨子的活动年代当大致在孔子后、孟子前,即春秋末战国初这段时间。     

论管仲改革及其作用

<正> 从春秋到战国时期,由于王室的逐渐衰微,诸侯并起,原来的“尊尊”,“亲亲”已经不能用以规范天下了。因此,孔子叹为:“天下无道”。面对这样一个“无道”的天下,先秦诸子各自提出了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实践方法。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诸子异说,百家争鸣,在这紊杂之中,却可看出其反映在思想上的有“法古”与“变古”的二种不同意见。     

维新运动期间宋育仁经济思想研究

本文主要以维新运动期间宋育仁的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结合与同时代进步人士的比较,对宋育仁展开专题研究,肯定宋育仁为杰出的维新志士。一、对宋育仁生平作评述式介绍,分别从“时人眼中的宋育仁”和“宋育仁生平摘要”两个方面进行阐述。二、阐析维新运动期间宋育仁经济思想及实践,主要论述其重商思想,要求整顿关税,主铸金币的主张,并与康梁等维新派人士及早期维新派的思想言行进行比较研究。三、分析了维新运动期间宋育仁经济思想产生的背景,指出出使伦敦的经历、甲午后深重的民族危机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他经济思想的产生。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之考辨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历来为千年来的学术公案。或以为王安石尊《春秋》,故无“断烂朝报”之说；或以为王安石贬《春秋》,而有“断烂朝报”之说。笔者认为,王安石是轻视《春秋》的,且也说过《春秋》为“断烂朝报”之类的话,但是, 王安石所言《春秋》为“断烂朝报”是特指其弟子陆佃、龚原对《春秋》的注释,而非孔子删削之《春秋》；对于孔子删削之《春秋》,王安石虽不甚尊崇,但作为封建士大夫王安石不能也不敢公开诋诬之。王安石之所以轻视《春秋》,是因为《春秋》的主旨与其变法思想相抵触。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多维度考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春秋》经的主导思想就是礼。纵观历史上众多学者有关《春秋》经的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学者大都认可《春秋》经的指导思想或价值标准就是礼。汉代的“春秋决狱”,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汉代学界和政界依照《春秋》礼义精神进行的司法实践。宋人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和元人吴澄的《春秋纂言》,把《春秋》所载各种事件按五礼分类编排。清人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则将《春秋》纪事分为二十二门类,并认为：“《春秋》二十二门皆典礼也。”凡此种种,均从一定维度上反映出《春秋》经纪事的指导思想就是“礼义”。     

宋代史学与《春秋》经学——兼论宋代史学的理学化趋势

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宋儒治经,以《春秋》为最,举凡著作242部,共计2799卷。故而,清人有“说《春秋》者莫多于两宋”之谓。《春秋》经学的盛行,不仅推动了其它经学门类的发展。哺育了与汉学迥异的宋学;而且还灌溉着两宋二百年间的史学园地。所谓“春秋精神”,不仅是宋代史家主要的思想食粮,而且还是他们借史笔以传“圣人之意”的最高境界。纵观宋代史学,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史家史著,都与《春秋》经学有着内在的联系。欧阳修主编《新唐书》、私撰《五代史记》,“本纪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意”;孙     

《史通通释》证误

刘知几《史通·疑古》篇云:“《论语》曰:‘太伯可谓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案《吕氏春秋》所载云云”。浦起龙《通释》云: 书名恐误,当是《吴越春秋》。尝取《吕氏春秋》所谓《十二纪》《八览》《六论》纵观之,曾无一语及太伯事者。试抽《吴越春秋》复之,乃遇其文,今录于左:《吴越春秋》:“古公三子,长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虞仲,少曰季历。季历娶妻太任氏,生子昌。     

自生秩序视阈中计划体制批判的成败——以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为例

“市场经济”即经济领域的“自生秩序”.文章以哈耶克的著作《致命的自负》为例,解析自生秩序的政治和经济主张,进而揭示哈耶克对政府计划的批判并非适用任何社会形态的普遍真理,在一定意义影响并启示着中国的制度探索.     

“《春秋》笔削义法”新说——突破“春秋学”千年误区新探

孔子“笔削《春秋》义法”是两千年《春秋》研究的核心问题,一直扑朔迷离,奥妙莫测。自汉代董仲舒“公羊学”盛兴,标榜孑L圣人作“经”,从中生发无数穿凿附会,矛盾百出的“微言大义”,从此将《春秋》研究引入误区。考先秦至汉初典籍,凡称名皆“孔子作《春秋》”,而所征引《春秋》皆出自《左传》。《左传》乃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而成,它与左丘明所撰《国语》思想倾向、语言风格皆截然不同。显然,《左传》主体即“孔子史记”,也就是孔子所“笔削”的《春秋》。“《春秋》笔削义法”存在于《左传》之中(而不存于“经”中),笔者不揣浅陋,抛砖引玉,希望把“春秋学”引出千年误区。     

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宋育仁

我国十九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之际,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出现了反映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潮。郑观应、马建忠、薛福成、王韬、宋育仁、陈虬、陈炽等人,便是这个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们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中较早的一批。以上这些改良主义思想家及其著作,大都见于记载,只是其中四川籍的宋育仁及其著作则湮没无闻。一九六二年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才第一次提到了宋育仁及其《时务论》。最近,发现了有关他的一些资料和著作。本文拟根据这些资料,对他一生主要的政治活动和他的思想作一些初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