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认证的若干问题思考

认证的对象包括当事人的举证和法院依当事人的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以及法院依职权调取的除涉及与实体争议有关的事实以外的证据材料。认证以当事人的质证为基础,建立在当事人质证和辩论的基础之上。民事诉讼认证中存在当庭认证情况不足、当庭认证的方式存在随意性、认证过程不公开的情况仍然存在、混同证据交换与证据质证,导致合议制的认证流于形式等问题。要完善民事诉讼认证,需从完善认证规则、提高法官业务素质、增强法官的当庭认证意识这三个方面着手。     

防治刑事错案的证据调查分析——以取证、举证、质证、认证四个司法证明环节为视角

为了更有效地将刑事错案扼杀在摇篮里,有必要抓住司法改革的契机,从刑事诉讼之灵魂——证据调查入手,对取证、举证、质证及认证四个证据调查环节中的典型诟病——诸如刑讯逼供、无罪证据的举证、证人出庭作证、无效辩护和法官认证方式等问题——进行分析,以期探寻防治刑事错案的有效路径.     

技术侦查中大数据取证的法律规制

进入大数据时代,侦查机关通过技术侦查措施得以接触更为丰富的数据集合,并在其中提取出有利于案件侦破的刑事证据。由于取证手段的特殊性,其所获取证据材料的争议性也更突出。技术侦查过程中的大数据取证行为亟需严格的法律规制。在侦查过程中应当进一步强化取证监督,规范“信息数据”的提取流程;审查起诉环节实现对“证据材料”的筛选查验,破解证据使用的异化情形;在审判阶段,通过严格的证据审查、特殊的质证制度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定案根据”予以认定,以此倒逼技术侦查中大数据取证规范化。     

试论证据规则的技术性及法官职业化问题

证据规则是证据制度抑或诉讼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证据规则的技术性问题凸显了司法经验和司法技术的价值根据,标明法官职业思维和逻辑推理过程的核心和判断标准,就在于科学裁判的方法技术和司法经验法则的形成与熟练掌握。法官职业的这种特质,同时表明了法官职业化建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类推适用与法律原则

在现有法律不能为法官提供一个现成的裁判依据时，类推是法官常用的裁判方法。但是类推并不能确保裁判结论的准确性，关键在于拟判事实与拟类推适用的规则之间的相似性判断——比较点的选择。考夫曼提出用“事物本质”作为该比较点，但是该观点不可取，应该以法律原则作为该比较点。     

网络“涉众型”经济犯罪司法难题对策研究

“网络涉众型”经济犯罪包括对象型和工具型两种类型。破解网络“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司法难题,要严格依法取证固证,实现网络证据与现实证据以及传统取证方法与非传统方法“两结合”,利用高科技破解传统取证技术锁定犯罪证据及嫌疑人,利用金融系统的反洗钱网络,构筑网络“涉众型”经济犯罪预警机制,以“侵害关联性”原则对属地管辖原则中的犯罪地加以限制,从实质上对素未谋面的犯罪分子是否构成犯罪集团进行认定,运用间接证据印证多笔小额诈骗数额, 区别不同情况追究网络服务商的不作为刑事责任。     

论直接言词原则与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

直接言词原则是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有助于实现现代司法的公正和效率价值;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应以直接言词原则为指导思想,为此,必须做到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取消单位作为证人的法律规定,限制和改进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强化质证完善认证等.     

从法官找法到法官“造法”逻辑推演的正当性基础及界限——从行政正当程序原则在一起案件中的适用谈起

法官在法律原则的价值指引下确立某些行为模式规则以对案件进行裁判,这就涉及到所谓的法官“造法”的问题。我国现实语境下,法官“造法”应为法官用法,是在立法机关授权下的自由裁量。从法官找法到法官“造法”应该以实定的法律原则为基础,以“实践理性的标准和牢固的共同体的普遍正义观”为逻辑中介,才能保证在我国现行宪政体制下从法官找法到法官“造法”逻辑推演的正当性。     

论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重大风险”的认定——以事实认定的正当性为视角

“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是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事实认定的核心内容。案件事实的认定乃至司法裁判的作出都需要以正当性为基础，然而，“重大风险”是特殊的“事实”，其本质是基于环境风险的法律评价，属于较高层次的事实认定范畴，并且具有未来面向。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事实认定者专门知识的缺乏以及因果关系的证明困难给“重大风险”的认定造成了严重的认知障碍，法官很难据此形成对事实的正当信念。在认识论功能受限的情况下，应当探索“重大风险”认定的价值论进路，以应对科学的不确定性，为专门性证据的审查划定界限，并且根据公益诉讼的特殊价值导向重构因果关系的认定机制，补强“重大风险”事实认定的正当性。     

民事裁判的利益平衡思考——以许志欣案为视角

在轰动一时的许志欣案件中,裁判过程无视土地承包人的人力、财力付出及其利益,生搬硬套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成了关键且极具争议的问题.在民事裁判过程,机械适用法律将导致丧失公平、正义的裁判结果,而利益平衡不仅有利于法官进行裁判,弥补法律存在的不足,而且有利于实现诉讼效率和裁判公正,还有利于提高法官的办案水平,有效实现裁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因此,法官应遵守法律原则、位阶原则与比例原则以及过程展现原则,灵活运用利益平衡,以使当事人利益平衡获得最大化.     

区块链存储证据的审查判断

区块链存证已经从理论走向实践，将证据运用引领到新方向。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司法解释以对区块链存储证据的效力及审查判断作出规定。相较于传统电子数据证据而言，区块链存储证据具有在技术上不可篡改和可追溯、在司法上审查方式简明和无需转化等特点。因此，区块链存储证据是比较理想的诉讼证据，理应得到广泛应用。然而实务中，区块链存储证据并没有被广泛采用，因为面临着诸多困境:其真实性保障技术存在漏洞、真实性保障阶段存在局限以及部分存证机构资质存在疑问等。为充分发挥区块链存储证据相较于传统电子数据证据的优势，应挖掘区块链存储证据的诉讼价值，并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相关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包括明确真实性推定的适用、优化上链前后的审查规则以及明确区块链存储证据的鉴定制度等。     

虚拟财产保护路径之探析——基于对已公布案件的实证研究

对已公布的350个案件的研究显示:虚拟财产认定标准不明确;类型划分不清晰;价值评估方法选择机制不合理;格式条款对网络用户权利的限制过多;案件审理过程中缺乏专业技术人士的配合;对重点罪名研究不足;配套法规不完善,给保护工作带来了实际困难.其背后既有技术层面的原因,也与司法结构层面未予重视和配套措施不到位等相关.对虚拟财产的保护要调整思路,以价值和价值实现方式的抽象性作为认定虚拟财产的重要标准;区分网络和非网络虚拟财产;强化对部分案件的双向教导功能;构建价值评估方法的合理选择机制;减少格式条款对网络用户权利的限制;引进有专门知识的人士参与审判委员会对案件的讨论;加强对重点罪名的预防和研究;尽快出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7条配套的司法解释.     

再论司法判例制度的性质、作用和过程

判例制度的首要原则是强调说理和辩论,因而审判委员会在统一判决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并公开表达不同意见。同时,判例制度离不开判决的公开、评判和梳理机制。判例公开不仅有利于本法院和其他法院(尤其是下级法院)判决的统一,而且有助于社会和学术界监督司法判决的公正性与合理性,并提高司法判决的可预测性。在这个意义上,判例制度是目前强调审判质量及其公开与公正的司法改革的自然延伸。如果得以适当建立,判例制度将极大地促进中国的法治进程。     

论鉴定结论证明力的审查判断--兼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在我国,由于现行法律中有关司法鉴定的直接规定十分匮乏,实践中司法鉴定长期处于一种无序状态,严重影响了司法活动的严肃性,以致社会各界对加强司法鉴定工作规范与管理的呼声越来越高.今年2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对目前司法鉴定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规范.本文从对鉴定结论有关基本理论问题在认识和理解上存在的偏差以及司法鉴定体制本身的缺陷这两方面来分析长期以来在司法鉴定结论证明力的审查判断问题上出现混乱的原因,并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在相关问题上的新规定作出了分析评述.     

论非法电子数据之排除——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视角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合法性欠缺的电子数据难以被排除，其根源在于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对于非法电子数据的排除采取一种非常保守的态度，电子数据很难构成“非法证据”，一般只构成“瑕疵证据”并适用裁量排除。对电子数据的获取，司法解释未区分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且有以技术手段模糊强制措施的不良倾向，这导致了排除的困难。电子数据不应成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应参照实物证据设置两个层次的证据排除。对于严重违反程序以及侵犯基本权利所获取的电子数据，不允许补正和合理解释，应予以绝对排除；对于违反一般程序和技术规范所获取的瑕疵电子数据，应当适用裁量排除，并分别建立文书审查和技术审查这两种不同的裁量方式。     

基于诉讼风险分析的智能推理应用探究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诉讼规则知识库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在诉讼风险分析中,智能推理存在司法风险规则知识库匮乏、诉讼风险分析技术较低等弊端,以致无法从根本上化解证据、诉讼时效和行为规范等方面的风险.是以,需要就案件类型化后随机抽取,并收集案例的起诉状、证据、案情和裁判文书,在对多方证据关联分析模型进行解析的基础上,设计开发诉讼时效性规则知识库、当事人行为规范性规则知识库以及证据有效性规则知识库,结合多方证据关联模型,并与法律法规知识库和诉讼风险规则知识库融合,运用决策树算法,关系网络推理技术列举分析可能存在的诉讼风险,最终达至对诉讼风险点的识别、裁判结果的精准预测和合理分流不必要的诉讼,以期为民众提供全面的诉讼决策指引.     

行政诉讼中冲突规范适用选择的实现路径——以不同效力层级规范的冲突选择为对象

"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是处理不同效力层级法律规范冲突的基本规则。然而,行政审判中法官总体上对冲突规范的适用选择抱有明显的回避倾向。事实上,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法官有充足的理论和制度空间进行法律适用选择,排除与上位法相冲突的规范在个案裁判中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应当充分树立起职权自信,努力排除各种障碍的干扰,在遵守相关原则要求的情况下,准确判断、合理选择,并在裁判文书中予以充分、妥善地表达。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识别、困境、出路——基于2020年185份裁判文书样本的考察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特有的运行逻辑与内容建构使其拥有独特的功能定位。通过对2020年185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裁判文书的多维度梳理归纳,可以发现我国当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具有检察机关胜诉率高、生态环境污染类案件比重大、行政不作为案件数量多等特征。由于环境案件繁重复杂的司法现实,审判实践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案件来源单一化与现实情况多样化相背离,案件中履职标准模糊化与司法审判标准统一化相脱节,案件裁判结果形式化与环境问题处理复杂化相冲突等。究其原因在于规则之弊及运行之需等多方影响因素的制约。建议从规制建构与审判实践两个层面设计对策:尝试从拓宽案件线索来源、明确行政机关履职标准及优化裁判类型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完善。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裁判文书说理中的融入

文章考察了中国裁判文书网上采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裁判文书说理的裁判文书所存在的问题,进而分析了出现问题的原因和将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说理的必要性,最后依据价值哲学和司法规律论述了核心价值观应如何融入裁判文书说理,包括:原则上只应用于补充论证部分,精准把握价值要素,注意层次,加强对疑难案件的运用。     

行政信赖保护原则司法适用研究

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体现为《行政许可法》第8条和第69条,自2000年在行政许可法中确立,该原则不断完善并广泛应用于司法实践,在限制公权力上有着显著效果。但是作为在20世纪初逐步在我国行政法领域兴起的原则,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司法运用中都需要完善和进步。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对司法实践中信赖保护原则在适用框架上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的冲突问题以及该原则的适用缺乏程序性保护等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