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西域传》黑娄考

本文对《明史·西域传》中的黑娄传的史料来源以及"黑娄"译法的产生、修改、沿袭作了细致的分析,认为《明史·黑娄传》主要来源于郑晓《皇明四夷考》中的黑娄传和《明实录》中有关黑娄(楼)的记载;黑娄即哈烈,黑娄和哈烈的译法可能分别来自于高昌馆和回回馆中的通事;由于黑娄贡使入明必经土鲁番之地,并与该地使团一道进贡,这是产生黑娄"地近土鲁番"的误解的原因.     

蕃处中国：宋人笔记中的西域

宋代的地缘关系影响到中原士人对西域地区的记录和书写,对宋人笔记中西域信息状况的考察是洞察宋代西域地区的重要视角。宋人笔记重点关注了西域地区的僧侣往来、佛教传播、物产异闻、于阗美玉、地理形胜等物象,既有对当朝史实的记载,也有对前朝旧事的回忆,对这些史料的梳理不仅扩大了宋代西域的史料视野,还弥补了正史未能详载的缺憾。在记录手法上,宋代士人继承了历代仕宦文人关于西域书写的基本传统,并在记述立意上体现出“蕃处中国”的文化追求与政治理想。     

西域地区的龙崇拜以及对中土文化的影响

本文首先考察了西域乃至印度各地与龙有关的传说 ,指出龙崇拜是流行于中土、西域及印度的一种普遍信仰 ,但三地对龙具有不同的观念。论文分析了西域龙文化在中土的传播 ,认为西域的舞龙杂耍、咒龙祈雨方术以及龙女索夫传说对中土的杂技、方术以及志怪传奇具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汉唐“风土记”中的西域风土映像——兼论华夷文化观在汉唐时期的转变

汉唐时期,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兴盛,涌现出诸如《高僧法显西行记》、《佛国记》、《奉使高丽记》、《大唐西域记》等大量僧俗士人的西域行纪。这些著作的作者,以亲身的见闻和阅历,记载了大量的异域见闻,对于向中原人介绍异域风俗,促进西域文化在中原地区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借助这种生动的西域风土映像,中原士人传统的华夷文化观念也发生了微调,变得更为开放,对西域文化也更易于理解、认知和接受。     

吐蕃向西域的开拓

吐蕃统一青藏高原后,积极地向东和向北开拓自己的疆域,在北方主要是与唐王朝对西域的博弈。安史之乱后,吐蕃在西域的角逐中完全占据了上风,并且切断了唐朝与西域的交通线。公元791年后,西域东南部完全被吐蕃统治,长达近百年之久。为了在西域的争夺中占据主动权和统治这一地区,吐蕃在西域开辟了很多条便捷的交通线,本文就其中几条重要交通线进行论述。     

中土传说对西域世界的重新构建——以西域枣的仙道化过程为中心

对西域珍异物产的渲染与神化是中土对西域世界重新构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枣子从西汉时期即已成为仙人食物,随着秦汉以后对超世仙境的探求重点从东方濒海地区转向塞外西域,仙道食物中的枣子也经历了从中土枣到西域枣的演变。在西域植物大量引入中土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土士人在西域枣优良品性、命名及生长特点的基础上经过夸饰、附会,使得西域枣获得了仙境果品的奇异特性,西域地区本身所具有的神秘性在西域枣的仙道化过程中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丝绸之路的开通及其对新疆历史的影响

张骞开辟了丝绸之路,西汉王朝在匈奴浑邪王故地置郡设县、筑塞立燧的行政和军事建设,使丝绸之路东段的河西地区成为畅通的交通走廊,经略“楼兰道”、设“都护”保证了丝绸之路中段西域道南北二道畅通,东汉通西域的“伊吾路”打通后,“楼兰道”仍继续使用.通达的丝路将西域与汉王朝紧密联系在一起,促进了汉代西域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多元文化在这一地区的交融.     

唐诗中的胡姬与现代日本的西域想象

日本文学中的胡姬形象无疑来源于唐诗,但其创作的触发点则始于20世纪初日本对"西域"的发现与研究。日本作家渴望突破岛国文化的狭隘视角,以胡姬形象为媒介传达日本人对广袤西域风土的憧憬与想象,并通过虚构胡姬与日本遣唐使的恋情,来证明正是长安这个"文化之道",沟通了古代日本与"西域"乃至整个世界。     

丝绸之路对两汉之际西域的影响——以考古学为视角

本文在界定西域定义及其与丝绸之路关系基础上,对西域地区丝绸之路开辟前后考古学文化面貌进行比较研究,揭示丝绸之路开辟给西域社会带来的重大变革.     

明代天方国使臣来华考——兼议明人对天方国的认识

明代天方国使臣来华始于宣德八年(1433),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共有20余次。其中既有天方国国王派遣的官方使臣,也有以天方国国王名义来访的假冒使臣。天方国常贡之物马和玉石正是明廷所需要的。这是两国能维持长久往来的重要原因。明人对天方国风土人情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大明一统志》和费信《星槎胜览》等书的记载,到过天方国即默加的马欢所撰《瀛涯胜览》流传不广,明人对天方国的认识除"克尔白"确定外,大多是混杂模糊的。成化以后明朝使臣不再出使土鲁番以西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明人对天方国等地真实情形的了解。     

西陲坞堡与胡姓家族——《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二题

本文主要依据《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刊布的文书,考证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坞堡,并探讨文书中反映的胡姓与胡名问题,以期进一步深化对中古西域文化的认识。     

论明初监察制度的若干特色

本文认为中国古代传统的监察制度在明初进一步完善,而且颇具特色,它在明王朝的创建时期发挥过积极作用,对明初整个政局也有重大影响     

关于西汉时期西域汉人的几个问题

本文利用传世文献和出土汉简,论述了西汉时期汉人进入西域的不同方式,对屯戍士卒的 构成,吏卒更代制度,汉人留居情况,以及西域汉人的郡望,做了全面探察。     

汉明帝与东汉的文化发展——兼论汉明帝时期的中外交流

在东汉文化的发展过程当中,汉明帝的作用不可忽视。汉明帝重视文化建设,注意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推动文化的发展。同时,汉明帝也极为重视对外交流。他致力于重开西域,并通过积极的措施稳固与西域的联系。佛教的东传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得以实现。如此一来,东汉文化就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以“紧箍儿”、“胡僧药”与“冷香丸”为例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的传统自唐代发生,至元明间《三国演义》、《水浒传》逐渐被突出起来,但至明中叶《西游记》写"紧箍儿"始,才有了真正作用于人物性格命运的物象设计,至《金瓶梅》写"胡僧药"、《红楼梦》写"冷香丸"而渐次发扬光大。其后先相承,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在"文学是人学"方向上的进步,而其为物之来历与作用大都神异怪诞,表明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尤其是中心人物形象,虽在细节的写实上可能精妙绝伦,但其基本性格命运却多因作者的意图而成,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理念的产物,与西方所谓"现实主义"的风格相去甚远。我们切不可只是套用西方文论来解读中国古代小说,而应从文本出发,适当参照西方理论,独立自主地发现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点与独特内涵。     

论清代谥法

谥法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传统,历来受到主流社会的重视。清朝大张旗鼓地给明代崇祯帝、惠帝上尊谥及给大批明代臣民以专谥、通谥,是将谥法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笼络汉族地主阶级之心。通过对赐谥、追谥、夺谥的操控,谥法成为清朝皇帝驾驭臣下的重要手段。统治阶级倡导某种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或者在某个特定的时期表明政府的某种态度,都可能通过谥法来实现。谥法在清代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明与西域的玉石贸易

本文根据《明实录》等书的记载,考察了玉石贸易的路线、次数、种类、数量、价格等,探讨了明朝建立的玉石贸易制度及其对玉石贸易的影响,着重讨论了玉石贸易中存在的舞弊问题。     

明清之际的历史选择

在三方角逐的明清之际,政治格局的演变呈现出多种可能性并存的多元化走向,明王朝、李自成和关外的清军,都具备成为胜利者的历史机遇。历史最终以满清定鼎中原而尘埃落定,明朝和李自成多次错误的主动的历史选择,发挥了相当的关键性作用。清军原先是愿意和明朝议和的,但崇祯却错失了这个机会。在李自成向北京进军时,崇祯在调吴三桂援京或者南迁问题上又再失时机。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若与清方谈判或者固守北京,也很可能取得胜利。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归根到底要通过主观能动性的正确选择方能得以具体体现,这就是明清之际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论明清之际士人群体对西方科技的态度及历史影响

明清之际处于社会转换中的中国知识群体，虽然对传入的西方科技抱有某种包容心态，但由于民族文化中心主义对西学的惰性同化作用,以及知识群体对待事物的功利性的政治与道德趋向,他们把西方科技仅仅定位在对儒学价值观的操作性手段的补充意义上,无法体认和借鉴吸收西方科技背后深刻的文明内涵,致使中国社会错失了一次文化与社会转型的历史机遇。     

唐朝与中亚九姓胡关系演变考述——以中亚九姓胡朝贡为中心

在唐代,中亚九姓胡通过朝贡、上表请臣等方式向唐朝效忠。他们的朝贡大体上分成三个时期,即618～655、656～712、713～772年。显然,中亚诸胡入唐朝贡的频率和时机,与西域的政治形势及唐朝国势的盛衰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第一时期,中亚诸胡力图摆脱西突厥控制;第二、三时期,九姓胡和拔汗那力图以唐朝为依托,抵御大食的侵犯,摆脱阿拉伯人的统治;唐朝则通过册封,把九姓胡中的康、曹、石、史等国纳入唐朝的西域防御体系中,实现抵御大食东侵的战略构想。